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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四大案纪实完整版(洪武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

朱元璋出身贫寒的农家,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帝王。有人赞其是一代英武的明君,但他设立锦衣卫、实行酷刑、大杀功臣,残暴严酷的统治也让他饱受诟病。

(朱元璋蜡像)


朱元璋统治时期,发生洪武四大案,明朝开国34位功勋几乎诛杀殆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刘基、傅友德等皆被杀,只有信国公汤和、黔宁王沐英、武定侯郭英和长兴候耿炳文得以善终,牵连无辜之众近10万人。

一、洪武四大案

洪武四大案,又称明初四大案,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他认为对皇权有威胁的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的四大案件。

洪武四大案分别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洪武九年或洪武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

洪武四大案中,“郭桓案”为经济案件,“空印案”为行政案件,而胡惟庸与蓝玉的“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

(一)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朱元璋时期的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谋不轨”等罪名诛杀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时称“胡狱”。

胡惟庸案牵连甚广,很多功臣良将均被诛杀,后朱元璋废除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政事分归六部处理,从此中国王朝再无丞相一职。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丞相。从此,自秦汉以来建立的宰相制度,宣告终结,再也没有了丞相这个职务。宰相制度变成了内阁制度。

胡惟庸究竟是不是篡权谋反,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这仅仅是个由头。朱元璋杀胡惟庸,就是为了集中皇权,彻底扫除文人士大夫这个绊脚石。

皇族与官员群体历来是一个互相牵制的矛盾体,在明朝之前,都是皇帝与官员共治天下,二者互相制衡。尤其是唐宋两朝,君权受到极大的抑制,皇帝不是为所欲为的。“与士大夫共天下”是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

可到了朱元璋这里,他对于官员群体极度不信任,处处充满猜忌和怀疑,想把一切权力统归于皇权。在他眼里,士大夫群体对于君权有极大侵犯,对帝国是极大的威胁,所以必须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于是便想法彻底废除以宰相制度为代表的文官体制。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便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太祖本纪》),次年杀右丞相汪广洋,再次年杀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胡惟庸死后十年,再杀李善长、赵庸、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彻底摧毁了与君权制衡的文官系统。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对“胡惟庸案”做总结时,明确说出了杀胡惟庸、废除丞相的目的: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

所以,给胡惟庸定下专权、欺君、勾结、谋反等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胡惟庸可能也有一些恶行。但是,胡惟庸最大的罪过,就是他是朱元璋集权路上的绊脚石。

(二)空印案

明朝初年,每年各个布政使司下属府州县都需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城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缴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

由于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在运输途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不符是大概率事件。而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因当时交通极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发回重造,会耽误相当多时间,所以派往京城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文书,到了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这原本是从元朝继承过来的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明太祖朱元璋获知空印情况后,史载他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欺君重罪,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全部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边疆。

“空印案”牵涉人数众多,影响深远,好多无辜之人被杀害。吴晗《朱元璋传》称:“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方孝孺《逊志斋集》记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说:“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三)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外,还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并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朱元璋下令审刑司吴庸严刑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为了追赃粮,最后演变成扫荡全国贪污官员,引起百官骚动,人人自危,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明太祖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司吴庸处死,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四百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四)蓝玉案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当初隶属于常遇春的帐下,对敌作战勇敢,所向披靡,屡立战功。后来,他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战功赫赫,蓝玉被封为永昌侯,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

蓝玉最显著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后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重要将领。

(《山河月明》卢星宇饰演的蓝玉)


但渐渐地,蓝玉开始居功自傲,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甚至有违皇命,有次北征还师,夜过喜峰关,关吏还没查问清楚,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在地方上,蓝玉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私自贩卖。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讯后,狱词称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谋反,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藉田时起事叛乱。

朱元璋自然盛怒无比,下令将蓝玉诛族,并株连蔓引,平时与蓝玉有关系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蓝玉一案,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被杀戮殆尽。“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列为逆臣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在没有蓝玉口供的情况下,《明史》和《明实录》将蓝玉谋反的证据归结为:其一为“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就是抱怨官太小了,不甘屈于人下;其二蓝玉认为“上疑我矣”。而《逆臣录》又给蓝玉添了几条罪状:蓝玉掌全国兵权,有造反的实力;太子刚死,太孙尚幼,压不住蓝玉;蓝玉手下很能打,而且听他的话;蓝玉的亲戚靖宁侯叶升被朱元璋杀了,所以他有造反的理由。

在明朝,谋逆之罪一般都是凌迟处死,但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对蓝玉还做了“宽大处理”:将凌迟改成剥皮。算是留个全尸。刽子手将蓝玉的皮剥下来,并把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蓝玉的皮。

朱元璋以蓝玉案为契机,不仅诛杀蓝玉一门,连傅友德、冯胜、王弼等公侯在内,一律牵连。经此一案,彻底铲除了军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使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会毫无反抗、乖乖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并没有谋反的准备。也就是说,谋反的罪名仅仅是个借口。相反的是,朱元璋其实早早就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朱元璋对权臣极为防范,生怕有人威胁朱家江山。蓝玉案爆发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那就是太子朱标死了。

(《山河月明》何晟铭饰演的朱标)


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位继承人、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因病早逝。这对朱元璋是沉痛的打击。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太子接任,太子朱标死了,就该由皇太子的长子继任,而朱标的长子也夭折了,这时,皇位的继承人落到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身上。朱允炆此时还年幼,且仁善孱弱。朱元璋诛杀权臣,就是为子孙铲除后患。

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早亡。

有一则记载,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郁郁不乐,恣意杀戮大臣。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沉默不语。

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朱标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左右为难,不敢下手。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朱标跪下磕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若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会有和顺的臣民。朱元璋听了,气得搬起身边的椅子就砸了过去。

朱元璋以为把老将都杀光了,就稳妥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朱标早逝,后继乏人。而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皇孙朱允炆更是敦厚仁柔,且年幼无知,更令人不放心。一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如何驾驭如狼似虎的悍将?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山河月明》陈月末饰演的朱允炆)


因此,为了皇孙朱允炆,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大将,只得清除掉。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

这时,蓝玉还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察觉。如果他真有谋反之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就不会老老实实回来。因而,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粗暴的虎将,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疑心,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经此一案,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无论蓝玉的罪名是几条,其实都是欲加之罪。蓝玉之所以会被诛杀,真正的原因就是太子刚死,太孙尚幼,朱元璋认为他对年幼的朱允炆是个威胁。

太子朱标若不早死,明朝可能会是另一个模样,而且应该不会出现此后一连串残酷的杀戮和严酷的统治。

蓝玉受到朱元璋的重用并得以执掌兵权,最大的原因是蓝玉不但与太子朱标交好,而且对其忠心耿耿。也就是说,蓝玉是朱元璋留下辅佐太子朱标接班的。

如果朱标健在,以其宽厚仁善的性格,以及与蓝玉的交情,蓝玉应该得以善终,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良将而留名青史。

(《山河月明》何晟铭饰演的朱标)


可惜朱标早死,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嗣,而年轻的朱允炆没有资格让蓝玉这帮悍将俯首帖耳。为除后患,蓝玉不得不死。

  虽然之前的朝代也有杀功臣的行为,如汉高祖刘邦也杀了很多开国功臣。但朱元璋要实现皇权绝对集中,屠戮功臣的行为极为残酷。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

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明太祖朱元璋,到天下大定时,已六十有余了。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皇孙朱允炆更孱弱。为了朱家江山永续,朱元璋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

“洪武四大案”,一是为了皇室集权。胡惟庸案,是为了清除宰相这个文官制度;蓝玉案,是为了清除武官的威胁。二是为了惩治贪腐。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是为了打压行政腐败和经济贪污。三是为了给继承人清除后患。傅友德、冯胜、蓝玉都是在朱标死后被诛杀的。

傅友德是朱元璋三子朱棡的亲家,冯胜是朱元璋五子朱橚的丈人,也和常遇春是亲家,蓝玉是朱标的妻舅。朱允炆虽被立为皇孙,其母也被朱元璋立为正妃,但其母本质上还是妾,不是常王妃去世后续弦的,而是在常王妃死后被提上来的,这是不合礼法的。因此,对于朱允炆的皇孙之位,大臣是有看法的。况且,常王妃长子虽夭折,但还有此子朱允熥在,仅比朱允炆小一岁。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继承人,是太喜欢朱标的缘故。为了让朱允炆的皇位稳当,就不得不下狠手大杀功臣。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凡事必有代价,朱元璋实行两次大屠杀,受牵连处死了好几万人,可是朱元璋万万没料到的是,真正威胁到皇位继承人的是他的儿子朱棣。朱棣篡位,朱家皇室内部掀起了腥风血雨,也是极大的讽刺!

二、汤和为什么能得以善终

汤和,字鼎臣,濠州凤阳县 (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名将,封信国公。汤和先参加了郭子兴起义军,因军功授千户。后跟随朱元璋,战功赫赫。 1389年,告老还乡。1395年,因病去世,追封东瓯王,谥号“襄武”。

(一)同乡情谊

汤和于1326年出生在濠州凤阳县东湖里(今安徽凤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朱元璋是同乡。汤和少有壮志,与同龄孩童一起嬉戏玩耍时,喜欢统率群童,练习骑马射箭。统帅风采一展无遗。

而朱元璋家里更为贫困,他从小给地主放牛、做苦力。悲惨的是,濠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和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感染瘟疫全部去世了,他迫不得已远走他乡,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做了小行童。不久,皇觉寺也发生饥荒,朱元璋只好离开寺院托钵流浪。流浪了三年后重新回到皇觉寺。

1352年,汤和带领十多个壮士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红巾军。汤和在军营中骁勇善战,智勇双全,表现出色,攻下了濠州的定远县,被授予千户,凭借自己才能很快在军营中站稳了脚跟。

(《山河月明》毕彦君饰演的汤和)


据说,是汤和传信给朱元璋,邀请他一起加入起义军。朱元璋也接受了汤和的邀请,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

不过,也有人说,汤和与朱元璋只是老乡,不是发小。朱元璋对此说得很清楚:“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在方孝孺的《信国公神道碑》中说:“帝自谓与王(汤和)同受知于滁阳。”也就是说,二人是在同一年先后投奔郭子兴后,才真正认识的,是后来汤和逐渐跟随朱元璋的。

朱元璋刚加入起义军,并没有威望,后来渐渐崭露头角,而汤和也渐渐对他非常尊重,后来言听计从,严格执行他的计划。朱元璋也非常倚重和信任他。因此,朱元璋一来念及同乡情谊,二来感激在他最落魄时汤和的支持,两人关系非常亲密,不忍下狠手。

(二)忠心跟随

汤和真正意义上跟随朱元璋,是在朱元璋对驻扎在鸡笼山等地的陈也先等人的队伍进行反攻时。汤和凭借攻下定远、招降一千五百人的功劳,被封为千户,所招降之人绝大多数成为了汤和的嫡系部队。

这时的汤和,不可能一心跟随朱元璋,他们关系还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在之后的攻克和阳之战中,汤和是领兵前锋,是朱元璋死对头张天祐的副手,二人的关系亲密不到哪里去。和阳之战,在最关键的时刻,汤和“以刀断其索”,使得守城元军无法收起吊桥,从而被濠州军一举攻克。此时的汤和,以攻克和阳城的功劳,在军中的地位绝不逊色于朱元璋。这时,汤和对朱元璋也没有多么尊敬,也没有什么仰慕之心。

汤和开始力挺朱元璋是在和阳围城战中。“十万元军围和阳”三个月后,以郭子兴赘婿身份统军的朱元璋,提议对和州境内的元军主动出击。朱元璋没有绝对优势兵力,没有命令众人的实力和资历,于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众位濠州将领的抵制,让朱元璋非常尴尬。

而汤和对朱元璋表现出的优秀的领袖能力异常敬佩,二人所见略同。汤和力挺窘迫的朱元璋,毅然表示愿意以所属军队听从朱元璋调遣,主动出击。《明太祖实录》记载:“甲午,上攻和州。时同列犹顾望异同,独和毅然以所领兵从上击陈野先,败之,追至赤帝坝,中伤而还。”

朱元璋从和阳主动出击,攻击在和州境内的陈也先。从此以后,汤和的嫡系部队逐渐融入了朱元璋阵营。也就是说,汤和对朱元璋的尊敬是有过程的。在元军围困和阳之前,汤和对朱元璋的尊敬其实是很有限的。

汤和从小就是一个勇猛桀骜的人,再加上自己赫赫战绩,不可能一开始就对朱元璋尊敬有加。而是在配合朱元璋的一系列作战进程中,逐步将朱元璋作为了自己的首领,并忠心跟随,渐渐地,朱元璋也将他视为心腹之人。

(三)谨慎机敏

朱元璋将开国功臣几乎诛杀殆尽,汤和却得以善终,而同为老乡的周德兴却惨遭诛杀。

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勋之臣时,周德兴被封为江夏侯,食禄一千五石,世袭罔替,赐免死铁券。在1371年与汤和征讨明夏之时,虽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朱元璋却斥责了汤和,褒扬了周德兴,认为胜利出自周德兴之手。

此后的周德兴,一路风生水起。与邓愈等人出师南宁,讨伐湖广地区叛乱,无论是封赏还是府邸都是超过规制,即便刑部上告,朱元璋都宽宥不作处罚。

在经略福建之地时,周德兴命人修筑五卫所,完善海防体系,以抵御倭寇。随后入朝祝贺之时,所获封赏更与宋国公冯胜、凉国公蓝玉、定远侯王弼同列。

1392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周德兴因为儿子周骥在宫中淫乱,被牵连诛杀。“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

其实,对于功臣之死,《明史》道明了原因:“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他们不知道明哲保身,又僭越规制,被杀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汤和一改桀骜的性格,收敛锋芒,变得异常谨慎,兢兢业业。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没有居功自傲,骄恣擅权,而是时刻铭记君臣之道,不争功,不僭越规矩,始终拥戴朱元璋。这也是朱元璋始终没有对他下手的原因之一。

在看到胡惟庸、李善长等人的凄惨下场后,汤和更是谨小慎微,进退有度,选择明哲保身。

可即便如此,朱元璋仍对他有所忌惮。一次出游,朱元璋带着一众武将去猎场打猎。朱元璋对藏在灌木丛中的一头黑熊连射几箭,也没有将这头黑熊射死,便对群臣说,谁能将这头黑熊捕获,便重赏他。

众将听到后,立即张弓搭箭射杀黑熊。只有汤和稳住不动。朱元璋便问汤和为何不去射杀黑熊?汤和以自己年老为借口,说骑射技术不如从前了。

汤和没有射杀黑熊一事传开,亲信们表示不解。汤和解释说,“熊”这个字,上面的“能”代表的是能人,下面的四点分别代表着“怨、贪、恨、愤”。朱元璋让众将杀黑熊的用意,是在试探大家,如果自己射杀黑熊,正中圈套,皇帝会认为他也心怀不满、贪得无厌,那就很可能在劫难逃。

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但足以说明汤和的谨慎和机敏,他察言观色、审时度势,注意一切言行。让朱元璋对他的戒心渐渐放松。

(四)时刻敲打

之后的汤和虽然谨小慎微,但原本他是一个勇猛张扬、桀骜不驯之人。直到朱元璋拿下金陵,汤和还有着狂傲的一面。

汤和作为枢密院同佥,镇守毗陵翼(常州)时,一次酒后狂言:“吾居常州如卧屋脊上,左转则在东,右转则在西。”当时,朱元璋和张士诚对峙。张士诚在常州以东,朱元璋在常州以西。汤和想表达的意思是:常州是个重镇,我投靠张士诚,则张士诚得天下;我投靠朱元璋,则朱元璋得天下。汤和在潜意识里自诩为韩信,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天下大势。

汤和虽然口不择言,但并没有引来杀身之祸。正如汤和所说,常州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朱元璋此时还不敢治汤和的罪。一旦朱元璋治罪,汤和投降张士诚,那对朱元璋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与威胁。

对汤和的这句话,朱元璋虽然心中极为恼火,但他选择了隐忍不发。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会秋后算账。

明朝建立后,论功行赏,朱元璋明知汤和的功劳首屈一指,却坚决不给他封公爵,只给他封了侯爵。理由是:征闽时释放陈友定的余孽,使八郡受骚扰。后来,汤和伐蜀凯旋而归,朱元璋非但没有热情犒劳,反而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数落他,责怪他逗留时间太长,直到汤和磕头认罪才罢休。

(《山河月明》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


在朱元璋的敲打警告下,汤和变得越来越低调,在朱元璋面前唯命是从,不敢有半分骄矜之色,更不敢有半分不悦之色。在汤和立下大功,朱元璋这才补封汤和为信国公。

但是,朱元璋还是忘不了汤和驻守常州时的话,命人将他在常州的“过失”刻在世袭凭证之上,时时刻刻警告汤和。

(五)主动放权

眼看其他功臣先后被杀,汤和行事更加谨慎低调,并对家人严格要求。汤和察觉出,朱元璋早有意图将长期手握军权的将领除掉,他明白了圣意,如果此时自己还贪恋权力、继续握有军权的话,用不了多久,不但自己性命不保,也会连累家人。于是,汤和就向朱元璋主动提出辞官回乡。

朱元璋非常高兴,很快就同意了汤和的请求,收回了他的兵权。朱元璋下令在凤阳给汤和修建府邸,这是给主动放权的汤和的殊荣。

辞官回乡以后,汤和从不妄议朝政,低调做人,从一举一动上向朱元璋表明自己的忠心,以此来打消朱元璋的怀疑。后来,因为沿海一带倭寇犯乱,汤和又奉朱元璋之命去平定倭乱。年迈的汤和到沿海一带进行巡视,施行举措安抚民心,而后返京复命,朱元璋也嘉奖给他金银财宝,让他带领家人颐养天年,而汤和也坚持每年入京觐见一次,与朱元璋叙旧。

汤和之所以能够善终,主要是他懂得明哲保身,主动交出兵权,这样他对朱元璋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而那些贪恋权力的文臣武将,下场都很凄惨。

(六)得以善终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和汤和虽然经常一起喝酒叙旧。然而,汤和明白,他们之间再也不是兄弟关系了,而是君臣之别。因而,汤和说话都非常小心。史书上说汤和:“为人谨慎,沉敏多智。”

1390年正月初一,汤和到京城给朱元璋拜年时,得了急症,不能说话。朱元璋亲临探视,让他返回故乡养病。待汤和病情稍好一点后,朱元璋又命人将他接到京城,让他坐车进入内殿,设宴慰劳,关怀备至,并赐黄金、布帛、御膳、法酒等等。

1394年,汤和病情日渐加重,不能站立。朱元璋看着汤和,用手抚摸着他,与他详细叙谈家乡故旧以及兴兵建立明朝的艰难。汤和已不能对答,只是不停地叩首。朱元璋见此情形,泪流不已,只能厚赠黄金、布帛作为丧葬费用。1395年农历八月,汤和病逝,终年70岁,朱元璋下诏追封汤和为东瓯王,谥号襄武。

朱元璋时期的“洪武四大案”,不但使得几万人被杀害,更深深改变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体制,从此,宰相制度彻底消失,“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兵权被收归,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室。古代社会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比较严酷的统治时期,文武百官动辄被公开在朝堂打板子,尊严丧失殆尽。

(《山河月明》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


而汤和选择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主动放权,才保住了性命。这是汤和个人的幸运,却是整个朝廷的不幸。此后,没人敢再说真话,没人愿意真心效忠,在大明的大厦倾塌之时,众人都作鸟兽散。

明清时期,高度集权,刑罚残酷,眼界狭隘,为了保住自家江山而不惜将国家命运抛之脑后,渐渐走向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地步,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腐化和堕落,最终被西方列强欺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恶,必得恶果。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靠的不是杀伐和镇压,而是顺民意、顺大势,均衡各方利益,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群策群力,集群智群力为己所用。严酷的统治,可能会取得长久的屈服,但绝不会诞生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