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司马光
开卷有益，尤其是经典，世代传承不衰，令人收益颇丰。
我国史学著述的两座高峰《史记》和《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经典。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司马迁，《史记》内容丰富，贯通古今，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用五十二万多字，写了三千年历史。文字简练而知识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世、物世，无不毕记，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史记》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都达到了高峰，是人人必读的一部奇书，一部国学根柢书。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294卷，不计标点约有330万字。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战国初年迄于五代末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巨著，其气势与规模，不仅在古代中国，就是在世界中世纪史坛上，都堪称高视独步、无与伦比之作。
生活中，读历史除了增加谈资，更重要的是能够拓展认知。读史什么时候都不晚，阅历不同理解会不同，但如果可以，读史要趁早。
典籍开阔视野
历来备受推崇
《史记》古籍
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总结历史。《史记》和《资治通鉴》作为鸿篇巨制，它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历史， 贯通古今，历代大事囊括其中，兴衰得失汇聚眼前。
《史记》以人为中心写历史，把从古到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勾画出来。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也有士农工商、医卜游侠以及各色市井小民，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司马迁自己评述《史记》，说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 “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找出变化的规律，所以《史记》是一部通史。“成一家之言”，即在叙述历史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司马迁的一种创新。由于《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体大思精，因而熔铸在其中的思想体系，也是宏阔而博大的。例如其中的天人观、政治观、经济观、历史观、战争观、民族观、道德观、人才观等，都体现了司马迁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金圣叹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钱谦益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资治通鉴》反映了中国古代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清人张之洞、近人梁启超作了画龙点睛的评价。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亦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有逾之者焉。
明人胡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人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清人浦起龙对《资治通鉴》产生的影响作了高度评价，浦氏说，国史“上起三国（指韩赵魏列为诸侯），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而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这是说《资治通鉴》带动了编年史书的复兴，产生了贯通中国历史的编年史书系列，与纪传体全史交相辉映。司马光对中国史学的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历史地位。
综合提高人文素养
提升读题理解能力
有关《史记》的高考模拟试题
读史不分文理，对于学生而言，想要从卷帙浩繁的课业中取得佳绩，出色的理解能力必不可少，如今考试对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如果阅读和理解能力弱，甚至可能会面临做不完题的窘境。读史，啃大部头的史书，能够综合提升语文素养，提升读题理解能力，这是夯实基础的一步，对于任何学科都很重要。
以史为鉴
提供榜样
激励成长
《资治通鉴》手稿残卷
从人生出发，史籍中浓缩了古代社会的变迁与人际关系，给后世人们留下宝贵的做人原则与经验教训，知古鉴今。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资治通鉴》把这一主旨发挥到极致。书名《资治通鉴》虽然是宋神宗所赐，实为司马光之本旨，顾名思义，即史学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既然是“垂鉴资治”，所以司马光选用材料以及叙述内容，“专取关于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决定了《资治通鉴》全部内容落实在“治、乱、兴、衰”四字上，用今语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史。
司马光着墨于国家治乱，写得最多的是君主的贤愚，官吏的好坏。司马光认为“国亡治乱，尽在人君”，因此特别重视为君之道。司马光把历史上的君主，依据他们的才能与功业，分为创业、守成、衰替、中兴、乱亡五类。
“创业之君”，如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削平群雄，统一中夏，“智勇冠一时”，乃非常之人，干非常之事。这些君主的光辉业绩，《资治通鉴》写得很详细，供人敬仰与效法。
“守成之君”，能把创业之君留下的家业发扬光大，如汉文帝、汉景帝、北魏孝文帝等，他们是守成的代表人物。司马光说，守成之君“必兢兢业业，以奉祖考之法度，弊则补之，倾则扶之，不使耄老有叹息之音，以为不如昔日之乐，然后可以谓之能守成矣”。司马光称美文景，借引班固的话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中兴之君”，指能拨乱反正，把处于危机或急剧衰落的国家引导上正轨，转危为安，使政治重新归于治。汉宣帝是中兴之君的典型，司马光借班固的话赞颂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衰替之君”，即昏庸之主，他们“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以至“祖考之业”日益衰微。西汉元帝、成帝、东汉桓帝、灵帝，都是昏庸之主。
最坏的是“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结果是“敌国丧之”，“下民判之”，只有破家亡国了。亡国之君十之八九都是昏暴淫逸的乱亡之君，秦二世、陈后主是其尤者。
创业、守业、中兴三类之君，是贤圣的明君，是司马光提供学习的榜样。衰替、乱亡之主，是司马光提供借鉴、警世的标识，在叙述中给予揭露和鞭挞。司马光发扬传统史学惩恶劝善的思想，应予肯定。
正如胡三省所说：“为人君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不知《通鉴》，则上无从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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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史记》更贴近读者，商务印书馆推出《史记（文白对照本）》，此书译者为著名史学家、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
《史记》原书526500字，而中华书局点校的今本《史记》有555660字，多出了 29160字，这是《史记》在流传中产生了续、补、窜、附造成的。续，指褚少孙续《史记》，共12篇，字数25055字；补，指《孝武本纪》与《礼书》《乐书》《律书》4篇，亡缺为后人所补，字数16878字；窜，指后世读史者在抄录中写下的附注文字窜入了正文，有11篇，字数4840字；附，专指司马迁本人在完稿后对太初以后的巫蛊案与李陵案两大事件，以“综其终始”补充的简略附记，共16篇，字数 1553字。续、补、窜、附，情况十分复杂，为了廓清真伪，笔者对全本《史记》做了精细考证，总计续、补、窜、附 43篇，去其重为37篇，总字数 48326字。其中补亡的《律书》2555字和附记 1553字，合计 4108 字为《史记》原文。48326减去4108为44218字，非《史记》原文。中华版今本《史记》555660字，减去44218字，余511442字，即为今本保存的《史记》原书字数，占《史记》原本字数的97.1%，基本上保存了《史记》原貌。“史记（文白对照本）”，原文用不同字体的排版技术处理。《史记》全书正文排宋体（文中引用的完整文献独立成段的排仿宋，便于阅读醒目）；对褚少孙续史和增窜文字，排楷体；对补缺文字已考订资料来源者，视为司马迁引用，即《礼》《乐》和《孝武本纪》排仿宋，《秦始皇本纪》司马迁引用贾谊《过秦论》下篇排仿宋，后人补入的《过秦论》上、中篇排楷体；司马迁附记，1553字，也排仿宋。为了对照醒目，译文全用楷体。书后的附录四《史记断限与残缺及续补窜附考辨》提供这一技术处理的依据。这样，本书用三种字体（宋体、仿宋、楷体）的排版，既完整保留今本《史记》全书，又廓清真伪，一目了然，为读者阅读《史记》原本提供参考，也供学术界研究。
书后五个附录。附录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附录二：《史圣颂》碑文；附录三：译者撰写的《古籍今译略论》，说明译者的译文态度与方法；附录四：《史记断限与残缺及续补窜附考辨》；附录五：《司马迁年谱（附司马谈）》。这五个附录可扩大读者的视野，对阅读全书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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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因其编年体力，初读略有烦琐之感；此外，因篇幅较大，洋洋洒洒三百万言，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此次由张大可先生组织语译的《资治通鉴（白话本）》题为“白话本”，即意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接近原典的桥梁，为读者提供一个人人能读懂的《资治通鉴》。并且，张大可先生对市面已存有的白话《通鉴》进行了仔细剖析，尽量修正已存有的错讹、不当之处。我们亦希望同张先生一起，推出一个释文流畅、语言优美的白话本《通鉴》。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市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