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数”是个古老的成语，《庄子·天道》中说：“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意思是说，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是因为有数在其中。“
心中有数”就是对情况和问题有基本的了解，处理事情有一定把握。
由此看来，心中有数的“数”，和数字、数量的概念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没有对于数量方面的把握，就不好说对于事物做到心中有数了。
因此，为了心中有数就一定要心中有数量、有数字。毛主席在著名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数”，更有利于分析判断事物的性质。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毛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并且特别注重数量的研究和应用。他在寻乌调查中，关注政治、经济、交通、商业等内容，特别重视用具体详细的数字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如，一条小路几十里、一个小店主多少岁、一斤海带几毛钱、一个小市场卖多少种货物等等数字，在调查报告中都有详细的记述。
再如，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判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他基于中国占90%以上的是农民这一重要事实作出的。
当他说到我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时候，他举出了我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有500万这个数字。说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漫长性，他说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50年不行，要100年才行，也是有大体的数量的估计。
有了“数”，更有利于判断形势、作出决策。辽沈战役后期，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听取参谋汇报一次战斗的缴获情况时，发现短枪的数量明显多于长枪，这和通常长枪数量多于短枪的情况不同。他敏锐地判断这次战斗遇到的一定是敌人的大指挥机关，于是果断作出部署。这才有了廖耀湘指挥部被打掉的后文。
对某方面发展态势作出分析，也是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情，同样离不开数字支撑。
比如，看社会治安形势要看犯罪率、发案率；看教育水平要看入学率、识字率；看气候变化要看降水量、气温、无霜期；判断两国合作关系，要看看交流数量、贸易额、合作项目数量和规模；判断牛市还是熊市，要看各种指数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要初步判断是否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也要测测体温，看看是否达到或超过37.3度。
有了“数”，更能鉴别。有比较才能鉴别，而有了数才能更好地比较、鉴别。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这个信心也不是空中楼阁，通过一系列可以比较的、量化的数字，就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比如，新中国钢产量如何变化、石油产量如何变化、人口怎样变化、人均寿命如何变化、经济体量占世界比重怎样变化、中国科技成果数量如何变化、识字率如何变化、公路数量铁路数量如何变化……数字就是无言的宣示。
在日常的工作中，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工作成绩如何，运动员的成绩谁更优，动车较之于普通火车快不快，两个网红之间谁的影响更大，两个网站之间哪个更火，谁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离开了科学的数字，比较要么寸步难行，要么就是含含糊糊。
有了“数”，更有利于把工作抓细抓实。
比如一些同志总结宣传工作，也总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用定性的词语多，用形容词多，用数量词少。这种总结宣传说服力就不强。如果辅以重要的数字和重要的事实，效果就大不一样。
比如我们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进步，如果没有粮食产量增加了多少、农田水利设施增加了多少、粮食自给率提高了多少等数字，表达力就不那么强。
从抓工作的角度看，我们有些同志习惯于停留在方向性、原则性要求水平上，没有提出各方面定量的要求，工作就无法落实、检查、评价。如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如果不对会议的次数、长度，办公室的面积、人均用餐数额等做出数量上的规定，就很可能出现以新的形式主义来纠正形式主义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要求大家高度重视某项工作，就需要在体现重视的若干方面，规定出具体的指标。我们要大家加强某方面的工作，就需要在体现加强的指标上有所明确。高明的领导，也总是善于设置让大家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要大家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桃子，以此，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总之，“数”体现着我们对事物认知和把握的深度、精度和高度，也影响着我们实践的力度、速度和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