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该军地下党组织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的策动、组织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在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梅江北路5号）
宁都起义的成功，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力量，发展了革命形势，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直接有力的支援。它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也给党的兵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8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并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这是毛泽东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题词中首次提出宁都起义精神。
今年是宁都起义90周年！90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起义事件，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回眸下。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与蒋介石混战失败，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辖第25、27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第4师。
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不放心，为排除异己，于1931年2月，将该军2个步兵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共2万余人，从山东济宁调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围剿”。
5月，第26路军在第二次“围剿”中村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一个旅，余部退缩宜黄，在宜黄度过了凄苦的梅雨季节，第26路军军心日益浮动。
7月，蒋介石把第26路军推入宁都，参加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是役，第26路军虽未受红军重创，却被囿于四面都是苏区的宁都县城，困守“孤城”，第26路军陷入了后退蒋之军令不容，前进被红军歼灭的进退两难境地。
第26路军是蒋介石杂牌军，不仅战斗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经常薪饷无法保证。加上第26路军是都是北方人，既不服南方水土，又不讲卫生，疫病在军中蔓延，所以生病的兵士很多。兵士生了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甚至一些丧尽天良的长官乘难发财，搞贩卖假药与多吃空额及贪污烧埋费的勾当，把那些还没断气的士兵强行抬去活埋，坟地上常传来阵阵“救命”的呻吟声。
这样，只几个月，便在宁都城西北郊埋下了第26路军的几千具尸体!白天黑夜都有成群的饿狗在争咬暴露或掩埋于薄土的尸肉。
9·18事变后，全国各地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与推动下，第26路军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
孙连仲为摆脱困境，也想把部队拉回北方，不等蒋介石复电，就命令全军向北开拔。但蒋哪容得下他们如此胆大妄为，部队刚开拔到离宁都五六十里的胡岭嘴，便被朱绍良部重兵阻拦，蒋介石复电强令孙部：“立即返回原防，死也得死在宁都”。
北上抗日的爱国情怀遭到无情的践踏，加深了第26路军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一时，死亡的恐惧，思乡的情绪，前途的迷茫充斥着整个部队，广大官兵期盼着能有一条出路走出这种困境。
第26路军每况愈下的处境，为中国共产党从中进行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31年5月，在上海党中央接受完兵运培训的王超（中央特派员）、袁汉澄、李肃三名共产党员秘密潜入第26路军，与军中唯一潜留的共产党员刘振亚，一同在军中开始有组织地秘密开展党的兵运工作，并逐渐发展了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等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8月，党中央指示在第26路军中成立特别支部委员会。
12月5日，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收译到南昌行营拍来的“十万火急”电报：“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首先交给了赵博生，赵博生一边与特支成员商讨对付突发事变的策略，一边拍“遵令即办”电报敷衍南昌行营。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特支决定提前起义，并派袁汉澄赴瑞金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络，汇报、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赵博生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在中革军委的具体指示，特支周密部署下，起义行动计划如期进行。
起义的时刻来到了。12月14日黄昏，赵博生以“宴请”名义，在第26路军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主官，只有25师师长李松崑一人未出席。
宴请分楼上楼下进行，楼上是团以上主官席，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酒过三巡，8时许，赵博生起身以严肃的表情，向在座的诸位讲明当前国内形势与第26军的处境与出路，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回北方打日本，并请赞成的或不赞成的都当场表态。
刚好这时，楼下负责警戒的74旅20多名战士在焦连长的带领下快步往里冲。一个战士因过分紧张，手中的冲锋枪走了火，一阵枪声使楼上的军官们一怔。“哗啦!”一声，团长王天顺、李锦亭同时拉开通向走廊的侧门，跳了下去，企图逃跑。宴席厅里刷地空气紧张，秩序混乱。“不许动!”赵博生厉声喝道，猛地把桌子拍得山响，秩序顿时镇静下来，几名反对起义的军官，立即被捆了起来，跳下楼去的那2名团长也被擒获。
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命令孙步霞对空鸣枪3响，全城各部行动开始。
整个起义行动基本顺利。除李松崑翻墙逃去，带走驻城北40里外石上的一个团外，其余各部，包括军直、两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计1.7万余官兵携带2万余枪支，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15日清晨，起义部队集合于宁都梅江河畔的水口塔下河滩上，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站到队列前。赵博生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起义成功。接着，他们带头扯下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随即向苏区开拔，在固厚受到左权、刘伯坚等中革军委代表的热烈欢迎。
晚上，起义部队在固厚用明码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起义宣言，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用革命的呼声向全国的工人、农民、白军士兵们表白与声明: “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16日晨，起义部队整齐地集合在宽阔的固厚河畔。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读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13、14、15军政委。
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的龙冈、秋溪整编，经过两个月的整编和教育训练，红五军团建设成了一支铁的红军。1932年3月，红五军团开始投入战斗，先后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屡立战功，被誉为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部队。长征中，红五军团担负掩护全军最为艰险的殿后，赢得“铁流后卫”之称，直至西路军中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宁都起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从宁都起义部队中走出了31位开国将军， 4位共和国首任外交官，6位共和国副部级以上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