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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事件是什么(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兵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走出了31位开国将军)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该军地下党组织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的策动、组织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在宁都县城起义,加入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梅江镇梅江北路5号)

宁都起义的成功,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力量,发展了革命形势,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直接有力的支援。它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也给党的兵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8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并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这是毛泽东对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题词中首次提出宁都起义精神。

今年是宁都起义90周年!90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起义事件,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回眸下。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与蒋介石混战失败,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辖第25、27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第4师。

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不放心,为排除异己,于1931年2月,将该军2个步兵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共2万余人,从山东济宁调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围剿”。

5月,第26路军在第二次“围剿”中村战斗中被红军歼灭一个旅,余部退缩宜黄,在宜黄度过了凄苦的梅雨季节,第26路军军心日益浮动。

7月,蒋介石把第26路军推入宁都,参加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是役,第26路军虽未受红军重创,却被囿于四面都是苏区的宁都县城,困守“孤城”,第26路军陷入了后退蒋之军令不容,前进被红军歼灭的进退两难境地。

第26路军是蒋介石杂牌军,不仅战斗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经常薪饷无法保证。加上第26路军是都是北方人,既不服南方水土,又不讲卫生,疫病在军中蔓延,所以生病的兵士很多。兵士生了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甚至一些丧尽天良的长官乘难发财,搞贩卖假药与多吃空额及贪污烧埋费的勾当,把那些还没断气的士兵强行抬去活埋,坟地上常传来阵阵“救命”的呻吟声。

这样,只几个月,便在宁都城西北郊埋下了第26路军的几千具尸体!白天黑夜都有成群的饿狗在争咬暴露或掩埋于薄土的尸肉。

9·18事变后,全国各地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与推动下,第26路军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

孙连仲为摆脱困境,也想把部队拉回北方,不等蒋介石复电,就命令全军向北开拔。但蒋哪容得下他们如此胆大妄为,部队刚开拔到离宁都五六十里的胡岭嘴,便被朱绍良部重兵阻拦,蒋介石复电强令孙部:“立即返回原防,死也得死在宁都”。

北上抗日的爱国情怀遭到无情的践踏,加深了第26路军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一时,死亡的恐惧,思乡的情绪,前途的迷茫充斥着整个部队,广大官兵期盼着能有一条出路走出这种困境。

第26路军每况愈下的处境,为中国共产党从中进行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31年5月,在上海党中央接受完兵运培训的王超(中央特派员)、袁汉澄、李肃三名共产党员秘密潜入第26路军,与军中唯一潜留的共产党员刘振亚,一同在军中开始有组织地秘密开展党的兵运工作,并逐渐发展了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等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8月,党中央指示在第26路军中成立特别支部委员会。

12月5日,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收译到南昌行营拍来的“十万火急”电报:“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首先交给了赵博生,赵博生一边与特支成员商讨对付突发事变的策略,一边拍“遵令即办”电报敷衍南昌行营。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特支决定提前起义,并派袁汉澄赴瑞金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络,汇报、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赵博生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在中革军委的具体指示,特支周密部署下,起义行动计划如期进行。

起义的时刻来到了。12月14日黄昏,赵博生以“宴请”名义,在第26路军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主官,只有25师师长李松崑一人未出席。

宴请分楼上楼下进行,楼上是团以上主官席,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酒过三巡,8时许,赵博生起身以严肃的表情,向在座的诸位讲明当前国内形势与第26军的处境与出路,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回北方打日本,并请赞成的或不赞成的都当场表态。

刚好这时,楼下负责警戒的74旅20多名战士在焦连长的带领下快步往里冲。一个战士因过分紧张,手中的冲锋枪走了火,一阵枪声使楼上的军官们一怔。“哗啦!”一声,团长王天顺、李锦亭同时拉开通向走廊的侧门,跳了下去,企图逃跑。宴席厅里刷地空气紧张,秩序混乱。“不许动!”赵博生厉声喝道,猛地把桌子拍得山响,秩序顿时镇静下来,几名反对起义的军官,立即被捆了起来,跳下楼去的那2名团长也被擒获。

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命令孙步霞对空鸣枪3响,全城各部行动开始。

整个起义行动基本顺利。除李松崑翻墙逃去,带走驻城北40里外石上的一个团外,其余各部,包括军直、两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计1.7万余官兵携带2万余枪支,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15日清晨,起义部队集合于宁都梅江河畔的水口塔下河滩上,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站到队列前。赵博生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布起义成功。接着,他们带头扯下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随即向苏区开拔,在固厚受到左权、刘伯坚等中革军委代表的热烈欢迎。

晚上,起义部队在固厚用明码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起义宣言,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用革命的呼声向全国的工人、农民、白军士兵们表白与声明: “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16日晨,起义部队整齐地集合在宽阔的固厚河畔。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读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13、14、15军政委。

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的龙冈、秋溪整编,经过两个月的整编和教育训练,红五军团建设成了一支铁的红军。1932年3月,红五军团开始投入战斗,先后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屡立战功,被誉为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部队。长征中,红五军团担负掩护全军最为艰险的殿后,赢得“铁流后卫”之称,直至西路军中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宁都起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从宁都起义部队中走出了31位开国将军, 4位共和国首任外交官,6位共和国副部级以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