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做秀的话，那么世界上就只有嬉皮，而没有庄重，只有对大义的解构，而没有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那么，为什么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在做秀呢？这是因为，在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过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爱，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他在国家软弱、民族受到欺凌时那深沉的恨，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可以说一览无遗。范仲淹是如何写成千古名文《岳阳楼记》的呢？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015年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范仲淹入仕的时候，宋王朝因循苟且，承平日久，导致了“积贫积弱”，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为此，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将范仲淹从陕西前线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要求他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对朝政十分熟悉，对国家弊病有自己的看法，对改革有自己的思路，他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精贡举、均公田、修武备、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措施，宋仁宗让他按照这些条目，拿出具体措施，推行改革，于是，“庆历新政”全面铺开。
这些改革举措，有的是休养百姓，有的增强军力，有的改革吏治，大都对症下药。然而，当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区逐步实行后，影响了许多王公贵族的利益，反对之声甚嚣尘上，在大家的反对下，宋仁宗也无法坚持，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
既然失败了，改革的人自然会遭到排挤。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又贬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在邓州，范仲淹认真梳理了改革前后的经过，非常失望和悲愤，心情十分复杂。
第二年，谪守岳州（今湖南岳阳）的好朋友滕子京寄信来，附了一副《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为刚刚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范仲淹眼前一亮，感到找到了一片可以抒发内心郁闷的风景。他想到了自己的求学岁月，想到了自己为了国家而放言无忌、宁死不默的经历，想到了改革的激浊扬清、豪情万丈，当然，他更想到了改革的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他终于发现了这个可以释放心情而又不会授人以柄的机会。
其实，范仲淹一生没到过岳阳楼，但他凭借《洞庭晚秋图》，内心构建了一个与之类似但又能发泄愤怒的天地。我们可以仔细对应一下改革与《岳阳楼记》文章语句的关系：如因为改革的道路充满坎坷，记中便有“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遭到诬陷，记中便有“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
范仲淹青年时期就树立了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的理想，这两种人生理想，一为救世，二为救民，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所以，记中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是，范仲淹是立场非常坚定、内心非常强大的士大夫，无论风雨多么急骤，他总能坚如磐石，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已经超出了个人小我的荣辱得失，而成为了心怀天下的超时代强音。这种精神，既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也是历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时时激励着后人，无论多么嬉皮，总会有时代中坚去担当，保持民族优秀品格，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