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言皓
九锡其实应该叫做九赐。九锡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给予大臣规格最高的一种赏赐，它主要包括车马、衣服、虎贲、乐器、纳陛、朱户、弓矢、铗钺、柜鬯九类物品，这九种物品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用意义。
古代天子经常会用带有礼仪性的赏赐来表彰有功劳的臣子，而赏赐又有三六九等之分，而“九”这个数字在中国具有最高的含义，所以九锡也就是皇帝对臣子最高的荣誉赏赐。
一开始九锡并无不好的意味。到了西汉末年的王莽，他创造性地改造了九锡的意义，自此以后九锡的规格开始定型。而王莽身加九锡之后最终代汉而自立，被后世成为篡权奸臣。九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含义的。
自东汉末年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七百多年时间，身加九锡而后自己或后代篡位自立的权臣不计其数，中国历史陷入了凡加九锡必称帝的怪圈，九锡为什么会与篡逆挂上钩甚至成为其代名词的呢？
首先要搞清楚两点的是，其一，赏赐权臣九锡基本不是出自皇帝本人的意志，这其中大多是一帮意图献媚于权臣的臣子逼迫皇帝所致。
其二还需要理清九锡与权臣篡位的先后顺序。事实上应该是权臣先生出要篡权夺位之心，而后才想办法得到九锡赏赐的。
表面上，我们只看到权臣加九锡在前，而篡逆在后，其实在权臣身加九锡之前早已功高震主或乾坤独断，萌生出了取而代之的欲望。
早在曹操大玩了加九锡之后，在四川的刘备也依样画葫芦，自己给自己加“九锡”，晋爵汉中王。这从侧面证明了九锡之礼在此时已经成为权臣称帝必走之路。所以说九锡之物从本质上来讲是为所得之人服务的。
再者九锡并不是人臣轻易可以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必须得有至高的功劳来相匹配。而历史东汉至五代这一时期的权臣大都是因为本人或者其上一辈军功厥著，掌握国家军事大权。
例如曹操本人是因为征伐四方为汉室续命，而司马昭则是有指挥灭蜀大功。所以九锡之物赏赐到这些权臣身上也说得过去了。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诸葛亮对九锡的态度，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答曰：“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诸葛亮可能已经察觉到九锡可能跟篡位有了关联，所以才推辞不受，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要获得九锡，必须有极大的功劳。
中国是一个很注重效法古代的国家，凡事有古法可依就依，没有先例的话也硬是要把先例拼凑出来。
所以一旦先前的权臣先加九锡而后篡位，后世的权臣就会有样学样的效法，毕竟遵守传统不会出大错，就连篡位都要讲究古法礼仪。九锡礼最终被历代权臣选中成为一种进行朝代更替而默认遵从的潜规则。
三国时期司马昭通过加九锡，从一个小小的官职晋升到相国，获晋王爵位，最终其子代汉而称帝。
王朝的兴替形成了由赏赐九锡——建天子旌旗——宣逊位诏书——移交玺绶——末帝逊位——新天子即位几个环节组成的皇帝加冕模式。而九锡则位于这个环节的第一环，其重要程度已不言而喻。
不过最终在五代之后，九锡之礼不复存在，因为此后的君主通过兴利除弊彻底消灭了培养权臣的土壤，它的衰败同时又是预示着专制皇权的加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