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是指陈独秀，“北李”是指李大钊。
背景介绍
先有“北李南陈”，再有“南陈北李”
北李南陈
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所见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他于1920年8月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也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尚不清楚，都没有史料佐证，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当时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学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
陈独秀
李大钊
南陈北李
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送葬队伍中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的杨杏佛送的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顺序。
把“南陈北李”组合起来使用，所见文献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中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即所谓“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相约建党”，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是当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文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钊同志事略》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描述性内容：“（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引者注）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就是“相约建党”的历史背景依据。
发展历史
1919年
1919年6月9日，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宣言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印成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之为“扔炸弹”，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6月11日晚，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甫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当晚，陈独秀被警察拘捕，住处也被连夜查抄。
左为李大钊，右为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13日，北京《晨报》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随后，全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评论。各地函电交驰，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行动，他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
1919年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准予保释”，但出狱后“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并由“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免其再有越轨行为”。
五四运动中，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被逮捕的学生被释放返校，与当局的对抗取得胜利。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北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兴奋地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
五四运动
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1920年2月4日，他受邀去武汉讲学，先后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讲演。在讲演中，他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但湖北官厅极为惊骇惧怕，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速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8日傍晚，乘车返回北京。但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装成生意人。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朝阳门，直奔天津。
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中。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1920年初，李大钊著《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和社会政党的组织精密，力量更大。俄罗斯有共产党员60万人以此建成一个赤色的国家，而中国缺乏的是这种有组织和有训练的力量。”进而指出：“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编者注）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雪后的夜晚，大地白茫茫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急急向前奔去，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崭新的辙印。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点倦意也没有，开始交流建立共产党的看法。
这一路，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并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
阴历除夕，陈独秀到了上海。上海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来。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汇聚了50万产业工人。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广为流传。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