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面向二十一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范围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维护边疆地区稳定；有利于减弱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助益中国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之国家整体安全之战略观。
西部大开发之理论基础
中共中央将西部大开发称作一项战略工作，系该计划足以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巩固国防，具有力、空、时、统、久之战略特性。其理论基础主要是“两个大局”构想和“三步走”战略。
一、“两个大局”构想。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决策，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符合事物发展由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平衡的规律。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它打破了平均主义，使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时机，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也带动其他地区，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1988年，邓小平又提出“两个大局”构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上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二、“三步走”战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跨世纪发展的高度出发，设计国家发展分为“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1979年10月，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问题。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小康之家”的构想，说明中国到二十世纪末的目标是达到小康水平。1982年，“十二大”把“小康”确定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到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邓小平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1987年10月，“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正式确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一度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邓小平设计的分三步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1987年，提前三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1995年，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也提前完成。从二十一世纪开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全面完成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正是完成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西部大开发之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采取“内地倾斜、均衡布局”的方式来进行国家建设，将大部分资源投注在中西部，至上世纪末，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过三次。1950年代的西南和西北大建设为第一次；1960、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为第二次；1983年提出开发大西北为第三次。
1955年开始的“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建设的156个重大项目，放在中西部的就有124个，占投资总量的80%。为配合这些大项目，西北大动脉陇兰、兰新、兰青铁路和京包、包兰铁路以及西北连通大西南的宝成线、成渝线、黔桂线、黔渝线、黔昆线等纷纷上马，形成路网。西部中心城市出现，初具工业化规模。到了1960年代初期，中苏决裂，特别是1960年代中期越战的爆发，让中国领导阶层发展出一种“被包围”的心态，使之将大型工业集团深入转移到西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三五”、“四五”），作为战略基地，以防美苏入侵。为此，国家将2000多亿元的投资直接注入中西部，建了30多个大型工业基地，促进了西部省区一大批中等城市的出现或扩张。“三线建设”虽然基本形成西部“墙内高精科技，墙外刀耕火种”互不相干的二元结构，但是大项目带动西部工业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其装备、路网和人才储备，为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准备。
一直到了“六五”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中国在东部的投资比例才首度超越西部。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地理优势及国家既定政策的主导下，东西发展差距明显拉大，所产生的后遗症促使领导层推动新一波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先前的西部开发对此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来说意义并不太大，尤其是“三线建设”。因为当时“三线”的指导思想为：“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换句话说，就是当时并非纯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为出发点，且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功效并不太明显。
西部大开发之背景因素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背景因素，大致可分为主动及被动两项，除了依循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构想外（主动），也包含了因应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被动）。
一、“两个大局”构想。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制定，直接受到邓小平于1988年9月12日提出的“两个大局”构想的影响。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说：“设想在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从邓小平的讲话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是先使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等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再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上世纪末，中国如愿完成了邓小平所预期的翻两番并达到小康的目标。
1999年9月底，江泽民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下个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首次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紧接着，国务院于2000年初成立“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由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推动相关政策。并将“西部大开发”之整体规划纳入“十五”计划，举全国之力，大肆推展西部大开发工作。而这时间点也与邓小平所设定的提出和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吻合。
1999年10月11日，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邓小平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2000年3月5日，总理朱镕基于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提出《政府工作报告》，就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说话中提到：“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如此可以充分显示，邓小平“两个大局”构想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指导性的直接影响。
二、国内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被动的第一项因素，在于因应国内因经济改革所引伸的内部矛盾问题。
从改革开放及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地区差异中，显示出中国社会出现了变化。在经济荣景的背后，社会却正面临着重大的冲击与挑战：大规模的失业人口、显著的城乡差距、成长快速的贫富差距、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已构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除了经济发展会受到阻碍外，也将进一步对社会造成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正是试图为当前所面临的国内问题找解决办法。
三、国际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被动的第二项因素，来自于因应国际局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就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及面积看来，对中国边界控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部地区面积约为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1999年末，西部地区总人口约为3.65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西部地区与外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尼泊尔、印度、缅甸、老挝、越南13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线长达1.8万余公里，约占全国陆地边界线的91%。从地缘政治上看，极具战略价值，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面临重整，中亚及南亚次大陆成为美、中急欲将影响力注入之地区。在中亚，原本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极其重要的南部屏障和战略缓冲带。随着苏联解体和在里海大陆棚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中亚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热点。美国更是把这一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亚国家与周边地区发展贸易与进行经济整合的机会大增，也为中国西部的开放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南亚，印度是中国在此的最大隐忧，美国介入使中印之间的各种矛盾更加凸显。多年来，中国对其西部地区积极部署，以求确实掌握中亚及南亚地区，在创造利于掌控西部地区良好环境及西部周边安全的考量下，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1999年5月13日，江泽民在欢迎中国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天下仍很不太平。美国依仗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它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警觉。”彼时，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突显，加紧推行维护其领导权的全球战略，强化北约，推出了所谓北约战略新概念，并以南联盟为其首要实验场所，甚至于公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两洋并进”，即同时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在东西两翼分别营建“大西洋共同体（美国与欧盟、北约）”和“太平洋共同体（美国与日本、小北约）”，构建美国为“唯一超强”所主导的“单极世界”。1997年5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以“塑造、回应及准备”为核心的跨世纪战略方针，将欧洲和亚太作为两大战略重点。其打压目标非常明确，即俄罗斯与中国。为了应对，中国拟订“依托俄罗斯、植基大西部、对峙太平洋”之国家安全战略。其中，“东急西重”是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突显西部地区的重要性，其是中国政治、经济等纵深发展的空间。此等形势，对中国而言，自然不能不心生警惕，预为之防。鉴于此，江泽民于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并强调发展西部已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突出的位置。
6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当前和“十四五”时期推进西部大开发等工作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一系列的国内政策调整，还需要对外战略做出相应的保障。虽然其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战略思维，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