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也因此销量大涨，一度登上法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雨果是一代文豪，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雨果逝世后，法国政府为他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国葬。在他离世百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85年定为“雨果年”。这些至高荣耀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十分少见。
文豪、巨人、名家，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这些称谓加在雨果身上，却不真正了解雨果之为伟人的原因，这些标签也就成了一具空壳，失去了实质性意味。在雨果逝世134周年的今天，已经逐渐遗忘雨果的现代人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伟人。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法国人民乃至全欧洲都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国葬当天，一队人马护送雨果的灵车通过凯旋门，此时四周已聚集起两百多万人，人流从凯旋门所在的广场一直延伸到周围的每一条大街。
每个人都拼命踮着脚尖，甚至爬上路边的梯子和石像，只为目送这位曾经用理想点亮整个法兰西的老人。如此规模的国葬和荣誉，法国至今没有第二个人享有过。
就在雨果去世的这一年，法兰西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和混乱之后，终于驶入和平的港湾，新生的第三共和国也逐渐站稳脚跟。毫无疑问，这是雨果等几代文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但少为人知的是，现今被人们视为“共和国之父”的雨果也曾多次改换门庭，最终从一个反自由派的浪漫主义斗士成长为共和国之父。
雨果的童年在大革命之后的兵荒马乱中度过，经常随着身为将军的父亲四处奔走，平日与母亲朝夕相处，在母亲保皇思想的影响下，也耳濡目染地沿袭了保皇的立场。
他写诗赞颂国王的加冕礼，拥护几经倒台的波旁王朝。当时的雨果离“共和国之父”无疑非常遥远，但仍然是知识圈的焦点人物，他的剧本一经写成，就有人愿意搬上舞台，各界名流都云集巴黎的剧院，整个演出过程都伴随着叫喊和掌声。
但没过几年，雨果所支持的波旁王朝在民众用愤怒筑起的街垒中彻底倒台，中庸的君主立宪王朝取而代之。此时，雨果也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新王朝，甚至进入法兰西学院和贵族院。
但命运弄人，雨果支持的新王朝也没有撑多久，最终在一场新革命中退出历史舞台。在那场革命之中，甚至有人在一片混乱中拿枪对准雨果，高喊着要打倒这个“贵族院成员”。
如果那人真开了枪，那法兰西的历史恐怕就将改写。在这场革命过后，民众终于建起了自己心目中的共和国。看着共和国的成立为法兰西带来的变化，雨果也逐渐向共和派靠拢，甚至慢慢地走在了共和派队伍的前面。
电影《悲惨世界》
这个天才活了80多年，在他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兰西都处在复辟、战争、街头抗议不断的动荡之中。其中，革命的最高潮出现在70年代的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之后，“革命”一词便在法国历史上消失了。
时值法国刚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一度因爱国主义而热情高涨的民众顿时陷入颓靡，加之战时食物短缺，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一齐喷发，众多工人与其他平民走上街头，要求巴黎自治，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议会，并与迟迟不走的德军奋战。
五月流血周
在将德军赶出法国之后，巴黎公社很快又陷入国内的权力斗争，最后在可怖的五月流血周中倒地。在这场血雨腥风之后，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有意让人遗忘巴黎公社的存在，不允许这一词条进入教科书，也不允许人们再谈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事情。
偏偏此时，有人不允许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扔进“忘怀洞”中。雨果“不识时务”地站出来，要求大赦公社全体成员。但几乎没人响应，在参议院只获得10张赞成票，反对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
但雨果并未放弃。两年后，他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借题发挥，呼吁博爱，再次要求大赦。紧接着在后一年，雨果在参议院发表演讲，但仍然没有获得通过。最后，在雨果为大赦而努力的第四年，当局终于颁布大赦。
法国议会为巴黎公社平反
对于雨果而言，为争取大赦而奔走的4年只是他漫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简直不足为道。但在当时，与他站在一起的人少之又少，曾经与他一起并肩保卫共和国的战友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在近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大赦。
自大革命以来，启蒙之子便将自由、平等与博爱作为法兰西的基本原则。但在19世纪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的洗涤之中，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博爱，但雨果没有。
他将博爱视为不可打破的原则，这在那个革命不断的年代略显天真。但就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他不允许当局理所当然地驱逐巴黎公社成员。也正因此，后世将雨果评价为法兰西的良心。
雨果在流亡海外之时，还不忘帮助其他生活更为艰苦的流亡者，为流浪儿童提供免费晚餐。他平日生活节俭，会记下每天的每一笔账，但在帮助人上却从不吝啬，助人的开销甚至占了日常开销的三分之一。
《悲惨世界》将焦点放在了穷苦大众身上
他在议会里振臂高呼，奔走在街巷之间，践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遗产。尽管在他的前半生，建立一个共和国还不是他的理想，但一旦他转向共和，便从未离开，并与一群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为法兰西的未来不懈奋斗。
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克维尔，这些同时代的文人无一例外地思考政治，也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在“知识分子”一词尚未存在的年代，他们已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以批判为己任，为公义而发声”。
他们在议会里成立党派，甚至成为首相。有人像雨果一样，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见而被放逐；也有人如基佐，因为立场刚好符合当局需求而手握大权。法国著名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便细致描绘了这个时代杰出文人的群像。
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知识分子，法兰西19世纪的这群文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走出去”。他们不甘待在书斋里评价国家大事，而是要走到权力的中心，用双手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喜欢走上街头，观察蜗居在社会角落里的每一个人，甚至比记者更善于捕捉社会话题，用坦诚且犀利的语言直击每一个社会问题。
现今，我们似乎越来越难说出“理想”这个词，甚至有嘲笑崇高的倾向，漠视那些曾为我们的今天做出莫大贡献的伟人。但如果没有他们点亮火炬，我们至今仍将生活在一篇黑暗之中。今天，就让我们借雨果逝世134周年的契机，走进《自由的声音》，重新找回燃情岁月的光荣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