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的中国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狭义上的中原。长江以南还是蛮荒的丛林和沼泽，岭南更是让人胆寒的瘴疫之地。中原人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南方也有很多民族，并将他们统称为“百越”或者“夷”。
汉武帝时期，南方逐渐被开发出来，夷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早期王国，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今天贵州西部的夜郎国。其国王问汉使，汉朝与夜郎哪个更大，因而留下了“夜郎自大”的成语。
其实夜郎国并不算小，疆域在鼎盛时就算比汉朝小一些也有限。但西南地区主要是高原山地，缺乏养育大量人口的平原，夜郎国的国力自然无法与汉朝相提并论。
公元前27年，夜郎国被汉朝彻底灭亡，但夜郎国的子民并没有消散，他们分成鳖部、苗部、彝部和越部等四个部分，分别是苗、瑶、仡佬、侗族、壮族、水族和布依族的祖先。
从夜郎国来看，这些西南夷很早就进入了封建时代，王侯各自割据一方，拥有较强的武装力量，经常相互兼并，文明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原落后很多。
不过，西南民族的人口相对较少，也缺乏与外界交流的通道，因此科技水平不如中原。考古发现西南地区出土的铜器铁器基本上都来自于汉朝，可见他们没有独立发展出强大的金属冶炼科技。
诸葛亮南征时，西南夷仍处于木制石制工具、随意播种的时代，因此把教会他们使用金属工具和先进农耕技术的诸葛亮视为神明。今天的西南地区有很多矿藏，但埋藏较深，古人很难发现和利用。
没有金属武器的西南夷自然不是汉军的对手，史书对汉军南征的困难主要着眼于环境和气候的恶劣，很少描写西南夷的战斗力。在那个时代，铁刀铁甲的汉兵可以抵得上五个胡兵，更何况没有战马的西南夷。
汉朝将云贵纳入版图后，布依族、壮族等西南夷与汉人的接触开始增多，但多山多林又湿热的环境让中原王朝不愿意对西南夷实施有效地管理，只要他们服从朝廷的权威就足够了。
从汉、唐、宋，一直到明清，这种羁縻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西南夷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变化。只是采用了中原的生产工具，但因为地形制约，只能在小块的山谷盆地种植，一直无法改变贫穷面貌，只有少数地方发明了梯田。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政策的大规模推行，瓦解了部分土司制度，宜于耕作的地区融入普通州县，只剩下穷山恶水之间的村寨仍保留着土司制度。
布依族和壮族原本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族人迁到贵州西部和南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风俗习惯慢慢有别于壮族，因而形成了今天布依族，布依族的语言与壮族可以互通。
有专家认为隋唐时期被统称为“僚”的西南夷，其实包含了贵州、云南、广西，甚至越南地区的多个少数民族，比如壮族、布依族、侬族、岱族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是同一民族向不同地方移民的结果。有一部分布依族还迁移到越南，是现代越南布依族的祖先。
清末，布依族参加了多次反抗清朝腐朽统治和法国殖民势力的武装起义。红军长征期间，布依族热烈欢迎红军，并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提供粮食，还有不少布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1948年，布依族青年王由植领导的布依族游击队，被改编为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一支，发动布依族群众闹革命，配合解放军解放了贵州省。
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多西南少数民族的封建制度已经发展近似奴隶制度，土司或头人占有所有的土地，族人都是他们的佃农，并对族人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青壮年族人还必须按照土司的要求对外作战，压迫非常沉重。
这是因为几千年来，西南夷的内部组织从来没有被打破，历代王朝都只要求土司顺从即可，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这种农奴制度反倒因为外敌的强大和环境的恶劣而越来越固化。
1950年开始，布依族地区实行了土改，传统的土司制度被彻底废除，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布依族的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1953年，根据他们的自主愿望，中央批准成为单一的布依族。根据2010年的统计，布依族的人口达到287万，现应超三百万，是人数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