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
中华文明的大动脉
古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运、水利工程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自北至南，由东到西，贯通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和河南8个省、市，全长3000余公里。
公元前486年，吴国在今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成为第一条有确切文献记载开凿年代的运河。隋炀帝公元7世纪初年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并修整连通地方运河，奠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宁波的隋唐大运河体系。公元13世纪后期，元帝国将大运河改造为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巩固、发展，并延续保障粮食运输和盐铁专营的“漕运”制度。
直至近现代，一部分运河湮没为遗址，或变身为景观；而山东济宁以南，水运一派兴旺。从历史上年达几百万吨的粮食输送，到今日数以亿吨计运载量的“黄金水道”，大运河成为世界上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运河。在自然地理状况异常复杂的条件下，其规划、设计、建造产生了众多因地制宜、技术高超的工程实践，以其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创造了农业文明时期大型水运、水利工程的最高成就。
世界遗产首次申报的大运河包括河道、堤岸、其他水工设施或工程、桥梁、仓储、管理机构遗址、考古遗迹、沿河地标性建筑、运河历史街区及其他相关纪念物等。计有典型河道遗产27段，长度总计1011公里；遗产点58处。
大运河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高差相差悬殊的五道不同水系流域，是古代人类水利工程无与伦比的伟大杰作；它因而被《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列为世界上“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
大运河伴随着“漕运”制度，保障了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遥远的江南鱼米之乡的密切沟通，南粮北运，政令通达，是确保中华历代封建王朝统一和稳固的大动脉。
大运河促进了沿河城镇和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的交流与发展，至今仍在造福流域的人民；对两岸人民来说，运河“不是生母，就是乳娘”。
两岸旖旎的田园风光，繁华的水乡古镇和街区，寺庙、古塔、拱桥、园林、纤道，古河道遗址、遗迹，如扬州瘦西湖、山东微山湖、北京什刹海一类的湖泊，以及仍是百舸争流的宽阔河段，交织成迷人、壮丽的运河文化景观廊道；日夜流淌的运河之水沟通陆、海丝绸之路，曾伴随唐代日本遣唐使、宋代日本僧人北上礼佛的身影，留下中外使节、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千古诗篇和历史云烟。
2014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会议上，基于如下标准将“大运河”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标准Ⅰ：中国大运河以其古老的渊源和超大的规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水运工程杰作，随着时代的演变，经历了持续不断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开拓。它见证了人类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它是人类创造力的杰作，展现着在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源自于古老中国的高超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质学的精通。
标准Ⅲ: 大运河见证了以“漕运”体系所呈现的独一无二的运河管理文化传统，它的产生、兴盛，历朝历代及其首都对这一体系的沿用，直至20世纪的消亡。这一制度体系由皇家专营的粮食转运与储存、盐业、铁业和税收系统所组成，构建了农民、宫廷之间基本的通达链条，保障了对城市居民和国家武装力量的粮食供给。它是中华帝国历代得以稳定的一个要素。沿河经济的和城镇的发达繁荣见证着日趋发达的水网体系对一个伟大的农业文明的关键效应及其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标准Ⅳ：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它是水利水运工程早期非凡发展成就的见证，是工业革命之前一项精彩的根本性技术成就，是处理困难自然条件水工问题的标志性实践，很多建造物反映出对多样和复杂环境的充分适应，充分体现出东方文明的技术能力。大运河包含了水利水运工程技术上重要的、创新的，尤其是早期的杰出案例。它同时也体现出建造堤、堰、桥梁时特别的诀窍，对诸如石头、夯土等类材料以及如粘土与秫秸一类混合材料的新颖、精巧的利用。
标准Ⅵ：自公元7世纪，穿越一系列成功的朝代，直至当代中国，大运河一直是经济与政治统一的强有力因素和文化交融的主要媒体。尤其对居住在运河两岸的人民而言，它创造和延续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一效应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大部分疆域内的大部分民众所感知。大运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哲学理念的一种展现，是国家统一的基本要素，支撑和强固着中国强盛的农业帝国世代相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