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自己喜欢书法，研究过笔的发展史，对纸的认知却一直停留在这些：
你对纸的认知是不是也长时间停留在这些宏观认知？上个周末好好查阅了一些资料，今天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纸界的工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与意义。
结绳、石头、甲骨、竹简、锦帛，人类的记录工具一直在发展进步
纸的出现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欲望。
看过这样一个真实故事：
19世纪中叶，在北极圈格陵兰岛生活的因纽特人族群中，几位长老因染病去世。按照当地风俗，要把他们生前用过的狩猎工具都拿去陪葬。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问题就出在，因纽特人没有记录的习惯。结果，制作这些工具的技术就因为长老的离去而失传了。没了顺手的打猎工具之后，这个族群的人口数量锐减了一半。
这虽然是19世纪的事，但没有纸的因纽特人生活还是如远古时期。可想而知，在纸没有出现之前，任何一个文明想传承一点经验和积累是多么困难。
作家马克·科尔兰斯基认为：
人之所以能称之为人，就是因为人懂得记录。这是唯一一件，只有人类会做的事情。
我们人类天生就有表达、记录的欲望。记录既是我们的本能，也是我们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秘密。因为有了记录，我们才得以看到先人的经验、思想，我们才得以将它们在补充、发展、传承下去，文明才得以留存和铭记。
这是我们人类的生存欲望，有了生存欲望之后，故事才真正开始。
古埃及莎草纸
在纸发明之前，祖先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给族人。他们结绳记事，在石头上、兽骨上刻着“符号”交流。随着需要记录传承的信息越来越多，以往的方法越来越低效、不方便，先辈们必须要寻找更好的记录工具。
纸，正是在这种迫切需求下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关于“纸”最久远的故事发生在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古埃及人就利用纸莎草作为书写介质制成了莎草纸。这种纸看起来虽然和现在的纸很类似，但制作工艺却与现代造纸工艺相差甚远。
根据后世研究，莎草纸的制作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生产莎草纸的原料是纸莎草的茎和枝干。将茎和枝干的外皮剥去，再将里面的内茎切成薄片、浸泡，然后像边草席一样，横竖交替编织在一起。再捶打，用重物压出水分，干燥后再打磨就成了。
这可以说是纸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国古代关于与现在相似的“纸”的发明就要晚于古埃及了。
虽然考古还未发现可靠的证据，但学界大部分还是认为夏朝（约前2070-前1600）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到殷商时期，我们确切知道了以“甲骨”为记录信息的载体，后来又有了青铜器上的铭文，再到秦简的出现。
在纸发明以前,我们的祖先靠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绵帛记事。甲骨不易得到，金石笨重，简牍占有大量空间，绵帛昂贵，都不便使用。
这就是中国“纸”的初期面貌。
公元88年，蔡伦得宠，随侍刘肇左右，“豫参帷幄”，秩比二千石，风光一时。能从一个小宦官做到位列九位列九卿，既得益于他聪明机智，也是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
有一次刘肇玩剑的时候剑断了，蔡伦于是主动请缨为皇家锻造刀剑和御用器物。为了锻造出质量上乘的器物，蔡伦苦心钻研工器书籍，亲自铸剑，终于锻造出了坚固耐用的刀剑杯盏等器物。
看到刘肇亲政后天天看繁重的竹简，搬来搬去也不方便，善于“讨好”皇帝的蔡伦又发明或者说是改进了造纸术。（学界主流观点是改进）
《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弊布、鱼网以为纸。……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从这段唯一记载中，确实不能推断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我们还是随最新最权威的说法，蔡伦是“改良造纸术”。
蔡伦改进造纸术--“纸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简单概述一下蔡伦造纸的工艺流程：
先是挑选出树皮、破麻布、旧渔网等，让工匠们把它们切碎剪断，放在大水池中浸泡，直至去掉杂物，剩下纤维。将纤维捞出放入石臼中，不停搅拌直到它们成为浆状物，再用竹篾把这粘乎乎的东西挑起来，晾干后揭下来就变成了纸。
经过反复试验，蔡伦带着工匠们最终试制出了既轻薄柔韧，又取材容易、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的纸。自此，纸才是现在意义上的纸。
后来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经过中亚、西欧向整个世界传播，为世界文明的记录、传承和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古埃及“莎草纸”制作对比：“莎草纸”就是材料的简单编排加工，而蔡伦造纸已经是打乱了物质纤维结构，是新的物品。
如过说“莎草纸”是“纸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造纸术”完全算得上是““纸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羊皮纸写的《圣经》
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
“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To the time to life, rather than to life in time）。
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纸”的使命一点也不为过。回看历史，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通过纸的承载，让他们的文字得以打败时光，千古流传。
是纸给了时光以生命，是纸给了时光以文明。
就像蔡伦一生虽经历四帝二后，位列九卿，封得侯爵，但我们记住他完全是因为造纸术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之光。
那造纸术是怎样给世界带来文明之光的呢？分这两个方面来阐释一下：
第一，造纸术是怎样影响东方文明的？
公元5 —7 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入朝鲜 、越南 、日本。一方面，那时候不仅仅是技术的传入，周边国家直接是引进中国典籍。另一方面，唐宋时期，国家也会派使者主动去传播或者欢迎外民来求书。
例如，北宋时期,每当越南的使节来到京城求购各种中国书籍时, 除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之外, 都“余许购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往来交流的书籍大多是有关佛教的典籍，如《大藏经》、《道藏经》等。后来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儒家著作也得以大量印刷，又形成了一波中国文化向周边辐射的热潮。
在佛教经书和儒家典籍传入周边国家的同时，造纸术也渐渐传入这些国家，但是因为技术不成熟的原因，这些国家对于中国书籍的需求相当旺盛。
中国造纸术外传示意图
举个越南的例子来详细说明：
越南对于中国印刷书籍的需求, 早期是因为宗教传播的需要。北宋时期, 宋神宗、真宗两朝不到八十年的时间内, 越南朝廷先后请去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
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 陈圣宗派遣使臣陈克用向元朝求取《大藏经》。频繁的宗教活动伴随求经活动而展开。同时，求经活动又推动了宗教的传播速度。
随着印刷品的输入，越南对于中国印刷品的需求被激发, 当这种需求不被完全满足时, 必然会刺激他们自己印刷书籍的欲望。越南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 年间(1251~ 1258)木印的户口帖子。
即便是已经开始尝试自己印刷书籍，但是因为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越南对于中国书籍的需求 仍然相当旺盛。越南虽没有像朝鲜那样工程浩大、刻工精良的《大藏经》，但民间善男信女们刊刻的佛经数量却相当可观，前河内远东考古学院保存的约有四百多种。
同时，随着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儒家经典著作的印行，也是越南印刷事业得以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越南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儒家学说在越南传播的需要是紧密相连的。15世纪中叶, 越南人已经可以自己印刷一些儒家的作品，并且有了《五经 》官定本的刊印和发行 。
这些文化交流是单方面中国向周边小国的输入吗？
不是的，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输出，周边国家也给中国带来了技术与文化的交流。
例如，乾隆年间，号称“越南王安石”的黎贵惇奉命出使北京，他的四卷本著作《群书考辨》，在顺化刻版印制，书中有中国人朱佩莲、朝鲜人洪启禧为他作的序。
这件事就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越南、朝鲜文人之间，因为同文同种、文字相通，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友好交往的历史，而不只是中国当方面的技术文化输出。
造纸术让阿拉伯文明远远领先于欧洲
第二，造纸术是怎样影响西方文明的？
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
极大的改善了阿拉伯人接受异域文化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在其他条件基本相似的西欧普遍处于冥冥无为的状态下，阿拉伯人却能杯道而进，迎来科学文化发展的高潮。继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
在11世纪和12世纪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入欧洲。到了16世纪，纸张已经流行于全欧洲并取代了羊皮纸和莎草纸。
你要知道，一本600页的书需要300多张羊皮。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用羊皮纸写一部《圣经》，大概需要宰杀两三百只羊！这就造成了一般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书籍，因而极大限制了欧洲各国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其中在14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美因茨，出身商人之家的古腾堡，发明了用铅和锡做活字的印刷机。有人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著名的媒介学者麦克卢汉甚至说，人类历史可以分成两段，一段是古腾堡之前，一段是古腾堡之后。
“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实质上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着《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
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实用性远超我国宋代的雕版印刷。这是因为刻板费时费力，想要刻出一本大部头，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每一本新书都需要重新刻板。
到了十一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活字印刷术在宋朝从来没有普遍使用。唐朝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宋朝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汉字数量繁多，用的胶泥也容易磨损，需要经常重刻，极大的影响了效率。不像西方用的是字母，只需要雕刻26个字母，就可以重复排练组合使用。
到了16世纪，纸张和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本成本大大降低，欧洲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买得起了书。
书籍的下沉与普及，极大推动了欧洲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运动。喷涌式的为人类文明增添了绚烂光辉。
纸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兴衰与传承
郭彬，中国新一代手工造纸匠，在2014年听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日本的手工纸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痛心疾首，就故意在右脸上刻了几道疤--他说：不是因为觉得日本没资格得此殊荣，而是因为他认为“我们丢了自己的脸”。
是啊，在高速发展中，我们也丢失了一些珍贵手艺与记忆。如今，也正是时候开始追忆、复原、传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