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隐蔽战线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录极少，甚至当事人回忆这段历史时，都会刻意淡化。
我们根据稀少的历史文献，试图去还原这段被隐藏起来的历史真相。
北平特科是个怎样的组织？
潘文郁是何人？
又为何说，张学良的“联共”思想，是潘文郁而起？
潘文郁的两个儿子
1 神秘组织——北平特科
提起北平特科，极少有人知晓，为大家所熟知的是上海中央特科。
1931年4月，掌握党内机密的中央特科高层领导顾顺章叛变，甚至针对我党写了一本书，作为国民党特务的指导条例。
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虽然没有被一网打尽，却也是损失惨重。
上海中央特科上面有一个领导委员会，更直白地来讲叫做特科委员会，总领中央特科的一切行动。
特科委员会共有3人，一个是向忠发，他后来成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主要指挥者，一切事宜主要由他负责。
还有一个就是顾顺章。
由此可见顾顺章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在中央特科中，顾顺章主要负责直接地执行任务，他率领的“红队”在当时令国民党闻风丧胆。
顾顺章
顾顺章被捕之后，直接投敌，这样一位高层领导的叛变，对我党的破坏可想而知。
也难怪当年，毛主席知道此事，亲自下发“通缉令”，要求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的各界力量包括群众，对此人格杀勿论。
顾顺章向国民党供述陈赓的情报科，是特科当中最重要的部门，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消息的把控十分准确，抓获价值最大。
抓到了陈赓就会切断中共地下的情报线，能最大程度的破坏甚至彻底消灭我党的地下组织，然而陈赓早就闻讯藏匿起来。
顾顺章叛变，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被迫全面撤离，周恩来只能重新布局未来的全国情报系统，周恩来认为必须要有一队情报人员，潜伏在白区，不然我党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周恩来精准地预测到国民党要大规模地对我党发动进攻，正是在这一决策下，成立的北平特科。
北平特科也不负众望，在国民党对我党的围剿过程中，频频传递重要情报，连续取得反围剿胜利。
为我党战略性大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建立北方的地下系统一事更需要抓紧准备。
在我党大部分地下人员向根据地转移的时候，周恩来指示情报科长陈赓，到北方去建立一个新特科。
1931年6月，在上海开往天津的一艘英国客轮上，有一位商人装扮的年轻人，他的真实身份正是情报特科的科长陈赓。
四天后，陈赓到达了塘沽，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以生意人的身份作为掩护。
随陈赓一起的，还有一个“账房先生”陈养山，在安顿下不久后，陈养山就联系到了我党高级情报员胡鄂公。
胡鄂公
胡鄂公是中央特科的成员，同时也是过去北洋政府国会的议员。胡鄂公在国共两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陈赓找胡鄂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成立北平特科。
胡鄂公当即想到了吴成方。
吴成方在北方工作多年，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做过北方局的领导干部，还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书记。
吴成方还有一层身份，他胡鄂公的老上司，正是如此胡鄂公清楚吴成方的能力，这才推荐由吴成方领导成立北平特科。
陈赓在变幻莫测的隐蔽战线鏖战数年，极为清楚其中危险，他针对性地提出多条方向供吴成方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项就是：组织北方红军、联合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还有就是暗线情报任务。
根据陈赓的指示，吴成方从天津回到北平，以春秋书店作为掩护，发展了20多名情报人员，北平特科成为我党在北方一个重要的秘密机构。
粟裕曾希圣陈赓
1934年11月7日，北平特科突然暴露，为了围捕这20多名情报人员，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所有的军事力量。
至于暴露原因，至今未解。
这次事件是继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我党地下组织最为惨重的损失。
从1931年到1934年，短三年时间，北平特科就消失在了暗潮之中。
北平特科消失不久，牵连出国民党内部军情泄露一案，此案轰动全国，更让蒋介石惊出一身冷汗。
案犯就是张学良最为看重的机要秘书潘文郁，经过叛徒供认，蒋介石这才确认，潘文郁的真实身份正是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
如今，没有丰富的史料能让我们详细的解读北平特科。
有关潘文郁的资料更是稀少，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结合零散的历史文献，我们总算对潘文郁有了基本的了解。
2 潘文郁登报脱离组织，竟成叛徒
1932年8月，北平东亚书店发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册，这是最早的中文译本，署名潘冬舟。
这位全文翻译《资本论》的才子潘冬舟，正是潘文郁的化名。
潘文郁出生于湖北襄阳，打小聪慧，特别是上了中学之后，文采斐然，他的国学老师萧楚女对他赞赏不已。
1925年，潘文郁加入了我党，我党极为重视这样的才子，选派他和王明奔赴苏联，成为首批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学子。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翻译科主任王明推荐潘文郁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潘文郁俄文极好，听译能一字不落，高标准的翻译深得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赞许，就安排潘文郁作为中共指派的第三国际组织秘书长暂时留在莫斯科工作。
1928年底，潘文郁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工作，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并且作为中共早期少有的理论家，积极推动和创办了中共党刊《红旗》，这是最早一代的党刊。
问友正是潘文郁原名
可惜这一党刊，没能传承下去，随着北京特科的消失，《红旗》也逐渐衰落。
后来，毛泽东于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亲自倡议创办《红旗》杂志。
《红旗》于1988年停刊，历时30之久。这一《红旗》的创办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相互了解促进的产物。
潘文郁在写作上极为出彩，有人请潘文郁写文章，简单的告知意图、梗概，潘文郁随机落笔，不多时，一篇表达准确内容丰富的文章就能出炉。
潘文郁不仅文章写得好，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入的了解，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的许多发言稿和文章，均出自潘文郁之手。
作为李立三手下的才子，潘文郁人气极高，政治前途不可限量，他对“立三路线”的形成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潘文郁才华横溢，同朱镜我、王学文成为共产党文化团体中“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
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本该有更好的前途，本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
背后推手，正是他昔日的同窗好友王明。
王明
1929年王明也离开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时的王明虽然没有官职，却有“无官之王”的称号。
王明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眼里的大红人，在王明回国途中的待遇，米夫还特意为王明安排了头等包厢，享受的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
果不其然，踌躇满志的王明后来不仅“改造”了中共，也“改造”了潘文郁。
王明背靠苏联，媚苏亲苏成为他获取政治地位的手段，也正是如此在他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之后，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对我党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刚刚回国的王明，以为有米夫作为靠山，自然能一路高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明只能在潘文郁的手下工作，成了《红旗》报刊的一名普通编辑。
米夫
王明自有怀才不遇之感，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
后来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潘文郁又做了向忠发的秘书，成为了向忠发的“文胆”。
潘文郁的人气越高，能力越出众，王明对于潘文郁的嫉妒也就越深。
1930年1月，王明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被巡捕当做普通违法分子拘禁。
这事儿本就不大，巡捕告知他说，你拿钱找人担保，我们就能放人。
结果王明违反地下工作纪律，枉顾单线联系的准则，直接给潘文郁写了个条子，并在条子里询问相关人员的情况，又违反了保密原则。
然后巡铺就拿着条子去要钱，潘文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可能招致中共中央被敌人破坏。
随即通知中共机关转移，组织上在事后给了王明处分。
如此一来，王明心中愈发不平，意气风发地回国，却成了一名编辑；参加联合会去凑个热闹，不幸被捕，潘文郁还不给保释，这一切的一切，让王明将潘文郁视为眼中钉。
王明多次联系米夫，表达不满情绪，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
1931年1月7日，米夫没有任何通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要求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会议在短短一天内完成，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王明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严厉打击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他们的工作。
潘文郁被派到了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从中央调到地方，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1931年7月，潘文郁更是被叛徒廖化平出卖，在北京西郊民巷被捕入狱。
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黎天才对潘文郁早有耳闻，立即赶来，四处周旋，并劝潘文郁脱离中央，政治上失意的潘文郁与中共划清了界限。
潘文郁登报脱离组织之后，我党痛失一名人才，潘文郁更是痛苦万分，一度消沉。
3 初心不改，重回党内
情绪消沉的潘文郁，找到好友陈豹隐，两人同样精通六国文字，在陈豹隐的邀请下，两人一起翻译《资本论》。
在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册后，潘文郁独自完成了第二、三册的翻译。
文风朴实、流畅的《资本论》中文译本，很快出版，深受追捧。
通过《资本论》的翻译，潘文郁找到了自己继续为党做贡献的方式，他时常走进大学，同众多学子宣讲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思想。
潘文郁翻译的资本论
此举，也就引起了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的注意。
潘文郁作为一个中共“叛徒”，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这是不合逻辑的。
吴成方认为，潘文郁从内心是没有叛变的，必须尽快与他取得联系。
刚刚成立不到半年多的北平特科，也急需发展灰色身份的人员，吴成方专门拜访了潘文郁。
吴成方对潘文郁说，你违反了党章的要求，开除党籍是规定上的事情，我们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要彻底消灭你。
有些人违反党章，被开除党籍之后，还带着敌人到处破坏我党的组织，这就不是党内问题了，而是属于敌我矛盾，必须消灭。
吴成方开导潘文郁，你被迫写了“自首书”，却仍然宣传共产主义，你要知道我们还是拿你当做同志看待的啊。
吴成方
两人一夜畅谈，在吴成方的劝说下，潘文郁解开心结，再次投入了我党的怀抱，成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报人员。
1934年，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机会终于来临。
此时张学良刚刚从欧洲考察归来，急于了解共产主义学说，可身边没有“秀才”，政治高参黎天才随即推荐好友潘文郁。
起初潘文郁和张学良从根本上的立场就不一样，但是在接触之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潘文郁也对张学良“联共”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潘文郁对马列理论和《资本论》的讲解，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张学良对潘文郁的渊博学识赞赏有加。
张学良很佩服潘文郁，时常说，潘文郁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他学习。
张学良
这才是真正的潜移默化，也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担任国民党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后，任命潘文郁为“剿总”机要秘书。
潘文郁作为机要秘书，位置得天得厚，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
1934年7月，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在河南罗山县，频频遭遇到徐海东二十五军的阻击，张学良一个头两个大，百思不得其解。
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时候，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武器先进，兵力充足，却总是被中央工农红军打得一败涂地，张学良一时很是郁闷不理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张学良指示黎天才搜集有关红军的一切情报，他要详细的了解红军，难道红军各个都是“战神”不成？
装备精良的东北军
黎天才转手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文郁。
潘文郁抓住这个机会，把红军的规章制度，诸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之类写得极为详细，关于一些机密情报也写上一点儿，这实际上是又给张学良上了一课。
潘文郁只用了一周的时间，仿造《辞源》的体例，写出了一本《匪情辞通》。
张学良看到之后特高兴，甚至亲自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个序。
印刷完成之后，自己随身携带一本，时常翻阅。
张学良越看越开心，这才是为国为民的部队嘛，不由得心生向往。
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少帅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为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一粒重要的种子！
西安事变纪念馆
1934年10月，潘文郁把一份《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原件，交给了北平特科的交通员杨青林。
然而，这份对我军有着巨大作用的情报，却为潘文郁招来了杀身之祸。
4 再被出卖，张学良力保不成
1934年11月凌晨，睡梦中的张学良突然接到了蒋介石的手启电报，要他将“剿总”秘书潘文郁立刻逮捕监禁。
电文称：破获共党河北省委后，发现鄂豫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蒋介石要求张学良立即押送潘文郁回南京。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大军进占中央苏区，在江西省委发现的部分红军文件中，有一份包含国民党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
这样绝密的军事情报出现在苏区，显然是“剿总”内部有人通共。
第四次反围剿
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宪兵团在搜查春秋书店时的一个重大发现，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
北平特科竟然有许多国民党剿匪总部的原件。
《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赫然就在其中，这一发现引起了搜查人员的注意，按理来说，这份绝密情报，只有国民党团长以上的军官持有。
另外，总部有一个备份，是由“剿总”机要秘书保管，也就是潘文郁。
宪兵团团长蒋孝先看到这批机密文件，非常惊讶，马上转交给南京的蒋介石。
蒋介石震怒不已，恨得咬牙切齿，也惊出一身冷汗。
国民党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在军事装备、兵力均处于优势的情况下，连败四次，蒋介石万没想到中共的情报战这么厉害。
如今，蒋介石既然抓到了潘文郁，自然绝不会放过。
1934年12月，张学良迫不得已带着潘文郁来到南京，张学良向蒋介石辩护，仅凭一张军事形势图，不能说明潘文郁就是中共情报人员。
张学良顶住压力，力保潘文郁，没舍得把潘文郁直接交给蒋介石，坚持要带潘文郁回武汉。
回到武汉后，张学良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动，安排潘文郁住进自己在武汉的司令部之中。
潘文郁虽说被限制在张公馆，实际上有着很大的自由。
有一次，他向黎天才请假，说要回家一趟。
黎天才没多想就准假，让他回家。
潘文郁前脚刚走，黎天才后脚就后悔了，万一他跑了，怎么跟少帅交待？少帅怎么给蒋介石交待？越想越怕。
黎天才也没采取更多的措施，只是在张公馆焦急地等待。只能盼着潘文郁能够遵守承诺。
没过多久，潘文郁竟然真的就回来了。
黎天才后来才将此事告知了张学良。
张学良深受感动，潘文郁若是真的走了，那也就走了，张学良也没法子，自己肯定也没法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待。
蒋介石没有直接证据，再加上张学良力保，等风头过去，说不定潘文郁也就没事了。
可就在这是，潘文郁的单线联络人，北平特科交通员杨青林叛变了。
杨青林向蒋孝先供认，潘文郁真实身份是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潘文郁彻底暴露。
有叛徒供认，铁证如山，蒋介石强硬地要求张学良，必须枪毙潘文郁。
即便如此，张学良还是硬顶着，多次电报蒋介石，希望能留下潘文郁的性命。
蒋介石怒火攻心，既然你张学良不肯，那我就亲自动手，指派参谋长钱大钧到武昌监刑。
钱大钧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与武昌徐家棚，年仅29岁。
张学良得知消息，不禁泪流满面，痛苦道：“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在潘文郁英勇就义后，张学良如同换了个人一般，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走上了兵谏之路。
周恩来也是深感悲痛，挥笔写下“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这十个字，高度评价了潘文郁短暂的一生。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依然还是疑点重重。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遗失了很多史料，况且隐秘战线的可查史料本身就很少。
首要问题就是，北平特科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是叛变者的出卖？还是情报人员的暴露？
至今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