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非常历史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流传甚广。毛泽东史诗般地再现了万里长征的艰难历程，歌颂了红军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然而，关于这首诗背后的故事，至今仍众说不一，或者鲜为人知。本文对此进行了一些考证，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这首诗的来龙去脉。
究竟创作于何时？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七律·长征》时，并未注明写作时间。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37首，其中包括《七律·长征》。“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是毛泽东生前出版的最为权威的一个版本。毛泽东注明《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10月。多数毛泽东诗词版本都采用这一说法，但是人们的的观点并不一致，至今存在诸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10月。
《党史博采》（纪实）2013年第8期刊载的《毛泽东诗词背后的故事》一文在“《七律·长征》背后的故事”一节的开头写道：“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吴起镇待了三天，即前往瓦窑堡。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大发，把一张（条）木凳拉到松木桌旁，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在一张宣纸上一气呵成，写就了《七律·长征》诗。”
萧永义在《毛泽东诗词史话》中认为：1935年9月2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大体作于这一时期。郭思敏在《毛泽东诗词辨析》中说：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甘肃通渭，在全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长征的意义并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七律·长征》这首诗。
丁正梁在《挑战者之歌》一文中说：1935年10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来到甘肃通渭。在城东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全军副排长以上的会议，毛泽东向全体干部讲了长征的意义并朗诵了这首诗。沙先贵在《毛泽东诗词文化解读》中说：1935年10月2日，部队到达甘肃通渭。在200多人参加的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他的新作《七律·长征》。
这种说法似乎也与毛泽东的传略相吻合。根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接着该书提到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5年10月，过了岷山，长征则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份。
季世昌在《指点江山——毛泽东诗词故事》中描述道：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通渭。这天下午，召开了有两百多人参加的副排长以上干部会。在聂荣臻政委的陪同下，毛泽东来到会场，并发表讲话。他从长征的意义讲到敌人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毛泽东看大家热情很高，说道：“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他高亢有力地朗诵起他的长征诗。毛泽东在副排长以上干部会上朗诵诗这一情景，很多书籍、文章上都有记载。季世昌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一天，但至少他认为《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份这次干部会当天甚至是会议之前。
研究者对这次会议具体时间的认定不尽相同，有细微差别。蒋建农、郑光瑾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中写道：9月29日，红军到达通渭，进行两三天休整和动员，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讲话中即兴朗诵。龚国基在《诗家毛泽东》中写道：1935年9月29日下午，在一个小学里召开了副排长以上的干部会。毛泽东在这次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接着，毛泽东便用清脆的湖南乡音，铿锵有力地朗诵他的新作《七律·长征》。胡为雄著《毛泽东诗赋人生》也是这种说法：29日下午，红一方面军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副排长以上的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接着，他用雄浑的湖南乡音，一字一顿地吟诵起他的新作《七律·长征》。张友平、张静思所提出的时间则稍微有些不同：1935年9月28日，毛泽东在甘肃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召开的全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朗诵了此诗。这首诗作者定稿于1935年10月。
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提到长征诗，当时红军刚过完雪山不久，时间还不到十月。胡安吉在《毛主席给我们朗诵诗》一文中回忆说：那是1935年9月,中央红军越过雪山草地，来到通渭，休整一天。这天下午，支队召开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场设在城东的一个小学校里。聂荣臻政委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摆了摆手,然后用他那宏亮的声音从容地开始讲话。他讲了很多，从长征的意义，讲到敌人的失败，讲到我们的胜利。最后，毛主席说：“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接着,毛主席便雄壮地朗诵了《七律·长征》诗。按照胡安吉的描述，《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份。胡安吉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曾亲耳聆听毛泽东朗诵《七律·长征》诗，他的回忆应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很多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关于《七律·长征》问世时间的说法，基本都源于胡安吉的回忆文章，只是因为引用时一转再转，才发生了一些变异。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29日，为了纪念毛泽东《七律·长征》发表六十五周年，由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政府和上海电视台共建的主体造型为“V”形的《七律·长征》诗碑（右边刻着长征诗文本，左边刻着长征路线图，中间托起一颗闪耀着金色光芒的五角星），就在毛泽东当年首次公开吟诵“长征”诗的所在地——文庙街小学正式落成。笔者查询甘肃省通渭县人民政府网站，在“通渭简介”栏目中写道：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通渭时，在榜罗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榜罗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县城文庙街小学接见陕甘支队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时首次朗诵了《七律·长征》。
两种说法各有各的依据，如果进行更多的文献回顾，可能还能梳理出更多的材料。上述材料中，有几处都提到了中央红军到达甘肃通渭，提到了文庙街小学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朗诵诗词这一细节。中央红军到达甘肃通渭的具体时间。红军到达甘肃通渭以及召开排以上干部会的时间，有的说是在9月份，有的说是10月份。那么究竟是什么时间呢？
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确定：“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也认定中央红军到达甘肃通渭的时间为1935年9月27日。这也就是说，第一种观点中认为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到达甘肃通渭”的说法和历史史实不符。这样看来，可以认为：1935年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然后，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途经通渭重镇榜罗后到达通渭县城；9月29日，在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召开了副排级以上的干部会议，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朗诵了他的《七律·长征》。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判断：一、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创作于中央红军长征接近胜利之时。二、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省通渭县城文庙街小学召开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朗诵诗作，说明《七律·长征》这首诗已经基本成稿。三、《七律·长征》这首诗初稿的形成时间可以推断为1935年9月29日当天甚至更早。四、毛泽东对长征感受颇深，感慨良多，所以他曾经写下好几首关于长征题材的诗词。《七律·长征》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成稿之后，毛泽东多次示人，文庙街小学会议上朗诵，在瓦窑堡的窑洞里抄写，都可以作为例证。在与人分享的过程中，不断修改，不断完善，到10月份基本成熟定型。五、写诗填词毕竟是艺术思维的创作活动，一般不会留下确切的历史记载，作者自己也未必能准确记住创作时间。中央红军的长征结束于1935年10月，长征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七律·长征》是带有“总纲”性的一首诗。因此，到1963年毛泽东给自己的诗作标注写作时间时，很自然地把将其确定为1935年10月，这种理解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究竟如何流传？
《七律·长征》是毛泽东的第一首七言律诗，是毛泽东诗词中最早见之于出版物的作品，也是首次被翻译成外文流传到国外的诗作。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了4个月的采访。毛泽东与他多次长谈，长征诗就是毛泽东在一次长谈中抄录给他的，并经英语翻译吴亮平帮助他译成英文。斯诺在1958年出版的《复始之旅》一书中讲，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他为我亲笔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意译了出来”。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和笔记、三十个胶卷回到北平。在其夫人海伦·斯诺的协助下，斯诺把采访手记迅速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一些报刊上。1937年初，他把这些发表了的英文打字稿提供给了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王福时。王福时和时任斯诺秘书的郭达、燕京大学学生李放等一起，利用与《东方快报》社的关系，迅速把这些文稿译成中文，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汇编成《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1937年4月在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此书除了从《亚细亚》杂志上翻译过来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有关川陕苏区的三篇见闻外，其余的内容都是斯诺的文章和访谈。斯诺还为这本书提供了三十二幅照片、十首红军歌曲和毛泽东“长征”一诗的手迹。“长征”一诗以《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为标题，单独刊登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的封三上。在该书《毛泽东——苏维埃的台柱》部分，斯诺写道：“他更提到红军如何举行了向西北的长征。关于这次长征，他写了一首古典的诗。”这是有关毛泽东诗词作品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时隔40多年以后，王福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了题为《抗日战争前夕斯诺帮助出版的一本书》的文章，回忆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编译出版的过程，并且特别提到“这本书还第一次发表毛主席著名的长征诗”。
1937年10月，斯诺的英文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1938年2月，获得斯诺授权的上海抗日救亡人士胡愈之等人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更名《西行漫记》。在《西行漫记》中《长征》一章，斯诺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西行漫记》在几个月内便轰动国内、香港及海外华人。毛泽东的“长征”诗也随之更为世人所知。《七律·长征》由此成为第一首在国外发表的毛泽东诗作。
1957年《诗刊》杂志创刊之前，国内的一些报刊、书籍也曾刊登过这首“长征”诗。如四川著名爱国诗人梅英主编、1938年3月出版的抗战杂志《血光》；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1日出版的《淮海报》副刊《文艺习作》；冀南书店1947年10月出版的《二万五千里》一书；1948年7月1日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主持出版的《知识》杂志第七卷第六期（总第42期）“纪念党的生日特刊”刊登了锡金（即蒋锡金）文章《毛主席诗词四首臆释》；1949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群众图书公司发行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1949年8月2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刊载《毛主席诗词三首》，其中有《七律·长征》，题作《长征诗》，并注明转载自东北《哈尔滨日报》。1954年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出版的《党史资料》（属党内文件）第1期也刊登了这首诗，标题为《毛泽东同志长征诗》。1955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系内部发行），在前面第一篇文章前也刊登了这首诗。上述这些出版物登载的“长征”诗，和原稿相比大同小异，但有的在传抄、排版过程中多有误字、错字现象，这就使得这首“长征”诗在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1957年1月，经作者修改审定，《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包括《长征》诗在内的18首诗词，《长征》诗至此完全定型。
随着《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特别是《西行漫记》的广泛传播，加上解放区一些刊物的登载，毛泽东的长征诗也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众多的人群中流传开来。
在延安，1939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周年纪念时，举办了一个一年来的文艺创作与活动展览会，其中展出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手书稿。这是毛泽东首次以书法形式公开展示自己的诗词作品。
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曾经唱和毛泽东的长征诗。袁国平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突围战斗中牺牲，说明袁国平的和诗肯定早于1941年1月。袁国平的和诗写道：
和毛主席长征诗
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夜驰茫荒笑开颜。
长征诗曾经被谱成歌曲，在敌后根据地广为传唱。陈志昂在1996年第4期《音乐研究》的《论毛泽东诗词歌曲》的文章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流传的，似乎只有七律《长征》，可能这也是最早被谱成歌曲的毛泽东诗词。大约从1940年起，这首由王承骏(久鸣)谱曲的《长征》，在敌后根据地开始传唱。”
就连国统区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知道长征诗。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民主人士柳亚子曾请求毛泽东“写长征诗见惠”。
究竟如何修改？
从1937年王福时汇编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第一次面世开始，《七律·长征》多次发表，毛泽东一生中也多次手书此诗。不同刊物的诸多版本和毛泽东手迹的具体文字，与1957年1月《诗刊》正式发表的《七律·长征》的定稿相比，有多处不同：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似）等闲。
五岭逶迤（苍茫）腾细浪，
乌蒙磅礴（滂薄）走泥丸。
金沙水（浪）拍云崖（悬岩）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最）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一过）尽开颜。
“好诗不厌百回改”，毛泽东对长征诗的文字反复推敲，也为我们留下了动人的诗坛佳话。这么多处的改动，因何修改，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本人对其中的一处修改进行了说明。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毛泽东所说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是指山西大学历史系的罗元贞教授。
罗元贞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日本史。他也是嗜好中国诗词成癖的学者,对此有颇深的造诣。解放初期，罗元贞反复吟诵《七律·长征》时，发现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经有一个“浪”字了，而第五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了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与律诗规则相违，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字更好些。于是，1952年元旦，他提笔呈书毛泽东，祝贺新年并谈到自己对毛泽东诗词的喜爱与修改建议。毛泽东读到来信后，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并于1952年1月9日给罗元贞亲笔回信：
元贞先生：
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您的好意。此复。
顺颂
教祺！
毛泽东
一月九日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1957年在《诗刊》发表时，已采纳了罗元贞的意见，将“浪拍”改为“水拍”。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排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说：“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1963年1月，毛泽东还应英译本《毛主席诗词》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他对于“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解释是：“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当年，《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了一篇学习《七律·长征》的文章，认为“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体现了运动战思想。毛泽东得知后一笑，说：“我看不出有运动战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