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开庭前，刘鑫在法院门口。 （胡贵云/图）
2022年2月16日上午，江歌民事案二审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刘鑫（案发后改名刘暖曦）突然在法庭上大叫了一声，把双方律师、法官以及旁听人员吓了一跳。
江歌案包括刑事和民事两个案件。刑事案指的是江歌遇害案，该案于2017年底由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凶犯陈世峰获刑20年。民事案即江歌母亲江秋莲在国内诉刘鑫的生命权纠纷。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刘鑫被判赔偿江秋莲69.6万元。刘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在关注此案的一位律师看来，江歌民事案所涉及的案件事实，主要来自江歌刑事案，刘鑫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需要承担多大责任，也主要取决于她在刑事案中的所作所为。
与一审开庭时相反，一审出庭的江秋莲二审没有露面，而一审没有露面的刘鑫二审选择出庭，并在开庭前接受了数家媒体采访。这也是继2017年在视频节目《局面》中出镜后，刘鑫首次直面媒体。作为原告口中的“忘恩负义”者、公众眼中的“毒闺蜜”，她的一举一动备受瞩目。
刘鑫在法庭上大叫，与庭审涉及的一份证据有关。江歌遇害时，刘鑫曾两次拨打日本的110报警，报警系统录了音，并成为江歌遇害案的证据。在民事案中，原告从日方调取了卷宗材料，其中包括这两个报警录音。
不过，第一个报警录音并非原件，而是日方做过技术处理后的版本——第1分37秒处的声音，被“嘀”声遮盖掉了。有说法称，日本法庭遮蔽这个声音，是担心当庭播放会引起听众不适。
但是，这个被遮蔽的声音究竟是谁的，恰恰成为本案二审的重要争议点：江秋莲方认为，遮盖掉的声音是江歌遇害时发出的“惨叫”；而刘鑫方认为，是刘鑫发出的“尖叫”。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方就报警录音制作的文字记录中，将这个遮盖掉的声音标注为日文“悲鳴”（“鳴”为汉字“鸣”的繁体），这个词既可以翻译为“惨叫”，也可以为“尖叫”。
当二审庭审涉及此细节时，刘鑫本人发言。
“我当时突然很想去解释。”庭审结束后，刘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想解释这个声音是我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感，真的（让我）陷入当时的情景里面去了，然后我就不自觉地喊出来了，就像我报警时那样……”
由于事发楼道没有监控视频，江歌遇害的具体经过一直充满争议。围绕江歌遇害案，至今已出现至少四个案情还原版本（详见相关报道《江歌遇害的四个版本》），其中，江秋莲代理律师黄乐平的版本，与刘鑫所陈述的版本可谓针锋相对。
南方周末记者结合公开的江歌遇害案庭审记录和判决书、江歌民事案一审庭审笔录和判决书、黄乐平记者座谈会录音等资料，对这两个版本加以还原，以期复盘江歌案关键的几分钟。
二审开庭前后，南方周末记者分别采访了刘鑫及其代理律师胡贵云。南方周末记者亦曾联系江秋莲，其表示不想就案件细节“打泥巴战”，没有接受采访。一审期间曾召开记者座谈会的黄乐平也表示，二审宣判前不再接受采访。
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显示，2016年11月3日0点5分，刘鑫走出电车（地铁）东中野站检票口，前往A3出口与江歌会合，两人一同向合租的大内公寓方向走去。0点12分，两人的身影出现在离大内公寓210米处的监控摄像头中。
据黄乐平推算，江歌与刘鑫于0点15分左右到了公寓栅栏门门口。
半个多小时之前，刘鑫前男友陈世峰来到公寓二楼与三楼间的楼梯上。根据东京地方法院庭审（以下简称“日本法庭”）查明的事实，陈当时戴着口罩、穿着一双红色的鞋子，随身携带了一瓶威士忌酒、一把刀刃长9.3厘米的水果刀和一套用来替换的衣服，“事先埋伏，伺机行凶”。
0点16分，刘鑫拨打了第一个报警电话。
0点22分，刘鑫拨打了第二个报警电话。
案卷显示，日本警方推断陈世峰的作案时间是在0点16分前后，但具体时间未确定。
公寓203住户Tan（原笔录如此）的证言称，在出事夜晚，门外过道突然传来“bata bata”的脚步声，脚步声很多，他认为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而是2人以上的脚步声。紧接着，他听到过道传来听上去像是江歌的叫声，他形容那是一个像“猫被勒住脖子的声音”。
Tan随后开门查看，正好看到倒在201室门口的江歌，以及蹲在江歌身边的陈世峰，并与其对视两三秒，他误以为陈世峰在照顾醉酒的江歌，随后关上了门。紧接着，Tan听到一个人快速远去的脚步声。
与其同居的Nan担心江歌是不是一直倒在门口，便再次开门，结果看到江歌家门上有血，“跟她说话也没反应”，意识到江歌已经被害。
根据Tan的证言，整个案发过程，他只听到江歌叫了这一声。
Tan的证言与法医的证词相互印证。按法医的说法，陈世峰捅江歌脖子的数刀当中，有一刀是致命的。法医判断，这一刀刺出后，江歌至多在几秒钟内就会失去意识，基本不可能再发出叫声。
江歌的手上有多处伤口，法医认为这是她在受到致命伤之前，躲闪刀口形成的防卫伤。
此外，警方的现场勘察照片表明，刘鑫和江歌的伞都挂在了201室门外的煤气表上，刘鑫的伞挂在里侧，江歌的在外侧，且江歌的伞是用伞绳挂在煤气表凸起的螺帽上。江歌打包的饭菜和馄饨掉在地上。
在江歌民事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203住户的证词和上述客观证据基本都无疑议。
江歌母亲与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青岛中院二审开庭，2022年2月16日下午2时许，法院门口围满了记者。 （视觉中国/图）
案发五年多后，二审开庭前一天，刘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再次讲述她在那个夜晚的经历。
按刘鑫的说法，那晚下着雨，她和江歌各撑一把伞，并排走到楼下。然后她一个人先上了楼。
刘鑫说，她那天打工时来了例假，弄脏了裤子，所以着急回家换裤子。她在回家的路上就已告诉江歌，自己先用洗手间。江歌同意，并且说自己还要看一下信箱（位于一楼和二楼之间）。
例假细节曾在网上遭到质疑。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鑫曾在10月5日告诉江歌来了例假，与事发当日相隔约一个月。
刘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她直接开门进屋，门有自动闭合器，随后就自动关上。此后到警察到来之前，她都没有看到陈世峰。
质疑者认为，刘鑫从一开始就对日本警察说了谎——她在案发时看到了陈世峰，却故意称没看到。据《界面》新闻报道，江秋莲的前日本代理律师大江洋平称，根据卷宗，刘鑫在门口见到陈世峰了才进去，认为刘鑫知道伤害江歌的人是陈世峰。
然而，日本判决书中确认，案发前刘鑫先于江歌进屋，陈世峰与刘鑫“未碰面”。
在胡贵云看来，日本判决书认定刘鑫与陈世峰在楼道里未碰面，是江歌案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导致刘鑫进屋后，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人是谁。
按胡贵云的说法，正是因为在案发时没有看到陈世峰，刘鑫无法直接指认陈世峰是杀人凶手，导致警方证据不足，不能在第一时间控制陈。后来是在刘鑫提供了陈威胁她的微信聊天记录之后，警方才以恐吓罪逮捕了陈，后者最终承认罪行。
基于对刘鑫证词的不认可，在一审代理词中，黄乐平认为，“江歌与刘鑫同时上楼的，刘鑫走在前面，江歌紧随其后”。
黄乐平的依据，是203住户的证词——后者听到的是“2人以上的脚步声”。
在上述代理词中，黄乐平回避了陈世峰与刘鑫在楼道内是否碰面的问题，称刘鑫是“事先察觉”到陈世峰埋伏在三楼。至于如何“事先察觉”到的，代理词作了这样的解释：“……陈世峰通过微信向刘鑫发送了带有威胁内容的语音（原文如此，实际该条语音系陈世峰向刘鑫求复合，并无威胁内容），刘鑫在第一时间听完语音后就做了回复，并通过语音中的电车背景声已经判断出陈世峰到达了江歌家附近。”
然而刘鑫对此说完全不认可：“如果我都知道他潜伏在我们家门口了，我还会回家吗？”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日本是一个电车非常发达的国家，在任何一个车站都有电车的声音，（我）怎么就能判断出那就是江歌家旁边电车的声音呢？”
按刘鑫（作为检方证人）在日本法庭上所说，当她进入房间，正准备换裤子时，突然听到门外有女生“啊”的一声尖叫，“我瞬间意识到江歌还没有进门，我觉得是她的声音。”刘鑫说，“那个声音很尖，很短促，感觉就像叫到一半被人打断一样。”
刘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听到叫声之后，她本能地想出去看看江歌是不是出事了——受伤、滑倒或其他情况。结果门开了约二十厘米，仅仅能勉强看到门外的煤气表，“门‘哐’地就反推回来了”。
按她的说法，门被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推了回来，“我当时懵了，第一反应就是喊‘三叔’（刘鑫对江歌的昵称）怎么了？在外面干什么？”刘鑫说，“然后我看猫眼，完全看不清楚，只能看到走廊一点点黄光。”
刘鑫说，日本警方后来曾告诉她，猫眼被人为做了手脚，但因没有找到指纹，无法确认是谁干的。刘鑫相信是陈世峰干的。
在胡贵云看来，在刘鑫报警之前，江歌可能已经遇害。据警方现场勘查信息，大内公寓2楼的过道宽度仅96厘米，近端的煤气表距离门仅62厘米，煤气表本身探出墙壁约15厘米。胡贵云推测，江歌被陈世峰捅刺之后，倒下的身体正好卡在煤气表与门的狭窄空间，导致屋内的刘鑫无法推开门。二审庭审时，胡贵云用1：1的模型对此观点做了模拟演示。
（梁淑怡/图）
黄乐平所还原的案情与刘鑫的说法完全不同。按其代理词中所写，两人一起走到二楼后，“事先察觉”到陈世峰的刘鑫“迅速走在江歌前面并跑向201室，用钥匙打开门进入室内。紧随其后的江歌并不清楚存在的危险，也跟着刘鑫跑向201。江歌很从容地把伞挂在了门口的水表（应为煤气表）上”。
在一审宣判后召开的记者座谈会上，黄乐平说，江歌能挂伞表明，其当时对于危险是完全不了解的。“如果知道后面有危险的话，伞很难往上扣下去的。”
胡贵云认为，刘鑫也把伞挂在煤气表上的事实，恰恰也可以证明她同样也没有看到陈世峰，所以像往常一样，先把伞挂在煤气表上，再拿钥匙开门。
黄乐平代理词中接着写：“正当江歌一只脚踏入室内正要往里走的时候，却被先行进入室内的刘鑫一把推出，随即刘鑫就反锁了201室的大门。”
胡贵云认为，上述情况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201室的房门是往外开的，如果江歌一只脚已踏入室内，刘鑫把她推出去的话，门只会开得更大，那样陈世峰反而更方便冲进屋里，就算她要锁门，也是把江歌拉进屋再锁才合理。
一审判决书中没有认定刘鑫将江歌推出门外，但认定刘鑫“把门锁闭”。
按黄乐平代理词中所写，刘鑫把江歌推出并锁门之后，持刀冲向刘鑫的陈世峰急于进门狂按门铃并对刘鑫破口大骂，被待在室内的刘鑫怼了一句“（我）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
“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这句话，最早是以文字而非录音的形式见诸公众的。它出现在日本警方制作的报警记录中，是报警电话记录刘鑫说的第一句话，其说的是中文。
按刘鑫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解释，她因为发现门打不开，江歌不回应她，从猫眼里也看不到外面情况，就打110报警。她一边打电话，一边冲门外喊，喊的原话是“怎么把门锁了，你不要闹了”，她称误以为江歌在门外把门锁了，跟她开玩笑。
按刘鑫的说法，日本警方翻译把“闹”错听成了“骂”，“怎么”是在110接通之前说的，又恰好没录进去。
“骂”与“闹”一字之差，在江歌民事案中却被认为非常重要——如果是“骂”，表明刘鑫这句话指向的是陈世峰，因为江歌不会骂刘鑫，意味着刘鑫知道门外的人是陈世峰；如果是“闹”，那么刘鑫的解释或可以成立。
根据澎湃新闻记者整理的江歌被害案庭审记录，围绕“锁门”问题以及“骂”与“闹”，日本法庭曾对刘鑫进行了详细询问。以下是相关记录（有删减）：
检方询问：
检方：刚才的声音（当庭播放的第一份报警录音中的第一句话）听清楚了吗？
刘：嗯。
检方：这句话是你说的吗？
刘：是的。
检方：当时你说的是什么？
刘：我说的是“怎么把门锁了，你不要闹了”。因为中文说“怎么”说得很快的话，那个“么”就会很轻，听不太到。
（检察官让刘鑫把这句话写下来，随后出示报警记录的文字版）
检方：您写的开头两个字“怎么”在报警记录里没有，您记得自己说过吗？
刘：是的。
检方：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刘：因为我拨打110后，不停地在喊，只不过刚好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陪审员询问：
陪：您说您当时说的是“怎么把门锁了，不要闹了”，那既然您觉得是“闹”，为什么您要报警？
刘：我感觉到有危险，但不确定。
陪：您有没有确认外面在“闹”？
刘：无法确认。外面没有任何回应。
陪：那么，您认为是谁在“闹”呢？
刘：我想过很多的情况，我一开始想到是江歌在闹，但如果是江歌，不会一直不出声，我就想，要么是闹，要么是出事了。
陪：所以你也不清楚、也没确认，只是感觉到有威胁，所以报警了吗？
刘：是的。因为我也很害怕，觉得打110是最好的办法。
法官询问：
法：警察来了，你开门是什么状态？
刘：我记忆中是拧了一下把手就开了，是往外推开的。
法：江歌家的门，如果里面锁了，是一拧把手就可以打开吗？
刘：如果里面上锁了的话，需要去拧一个小锁，才能拧开那个把手。
法：警察来了，您记忆中没有开过那个小锁，是吗？
刘：是的。
陈世峰辩护律师询问：
辩：报警记录有记载，警察问你“门锁了吗？”，你回答“是”，您的意思是门上了锁吗？
刘：不是上了锁的意思。我说的是——当时我的大脑是混乱的。
辩：接下来警察说锁着就没事，你为什么不回答呢？
刘：我当时在恐惧中，不停地在吼，我说的话都是无意识吼出来的话。
根据案卷资料，2016年12月7日，刘鑫曾在东京地方检察院对这句话作了订正。订正结果显示，“骂”字改为“闹”字，但“把门锁了”之前没有增加“怎么”。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当年报道日本庭审时，有多家媒体认为刘鑫说的是“不要骂了”。凤凰卫视一名记者在当年做的视频报道中这样说：……我非常集中（精力）地听，我听到的仍然是‘把门锁了，不要骂了’……”
此后，围绕着刘鑫说的是“不要骂了”还是“不要闹了”，网上争论了四年多。
在青岛市城阳区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认定为刘鑫说的是“不要闹了”。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江歌案宣判，众多媒体第一时间直播和报道。 （视觉中国/图）
对于刘鑫在日本法庭上就锁门问题所做的说明，黄乐平认为不成立。在一审庭审中，黄乐平称刘鑫在日本法庭上的说法是“欺负日本人不懂中文”，而“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说的‘我把门锁了，你不要骂了’。”
关于刘鑫锁门，黄乐平向法庭提供了两份证据，除了第一个报警录音之外，还有一份是陈世峰的证言。黄乐平认为，在江歌民事案中，陈世峰“作为第三人的证人证言是完全可信的”。
胡贵云当庭反驳说，陈世峰还说刀是刘鑫给他的，如果真是这样，日本刑事法庭可以判刘鑫的罪。
与第一个报警录音中“自认”锁门不同，在第二个报警录音中，刘鑫表示是江歌把门锁上了。黄乐平认为，刘鑫在第二个报警录音中说谎了，原因是在打完第一个报警电话之后，刘鑫曾打电话给同事咨询自己的法律责任，之后才打了第二个报警电话，并改变了说辞。
为了佐证观点，黄乐平向法庭提供了2018年刘鑫与网友“冷眼萌叔”的一份对话录音。在这份录音中，刘鑫提到，在打完第一个报警电话之后，她曾给一位自己打工的拉面店同事打了电话，问过对方自己“会不会犯法”。
“24岁的小姑娘这个时候不是想到怎么救我的好朋友，而是想着跟打工店老板（应为同事）寻求我是不是犯法了。如果在江歌遇害中她心里没有鬼，她没有过错，她为什么担心犯法？”黄乐平在一审庭审中这样说。
对于黄乐平质疑自己为脱罪才打第二个报警电话，刘鑫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打第二个报警电话之前，她心里很矛盾，想过很多，也担心过会不会是报假警，但最重要的，她是想快点让警察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黄乐平制作的用以还原案情的13分钟视频中，用了一段“冷眼萌叔”与刘鑫的对话录音内容，用来说明刘鑫在打第二个报警时说了谎。
南方周末记者仔细听完刘鑫与冷眼萌叔的原版通话录音，发现13分钟视频所用相关内容经过剪切。刘鑫在原版录音中所表达的，有在不知道此前门外状况的情况下，担心“报假警”才咨询同事的意思。但13分钟视频中，有关“报假警”以及刘鑫所说的不知道门外情况的内容被剪掉，然后与“我会不会犯法”拼接在一起，指向刘鑫是为逃避锁门的责任才咨询同事。
早在2021年4月15日，江歌民事案一审开完庭后，黄乐平就召开过记者座谈会，并给在场记者讲解了13分钟视频。按他的说法，这个片子“每个画面都是有证据支持的”“不是我们制造的谎言，不是我们虚构的文学作品”。一审宣判后的记者座谈会上，他再次提到13分钟视频时，说做这个片子“最难的不是剪辑的技术，是如何在现有的证据的基础之上，把它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事实，而不出现大家可以看到的‘硬伤’。”
根据黄乐平代理词，在被刘鑫“怼”过之后，陈世峰便“彻底失控，遂将所有的仇恨转向了江歌并开始杀人，对江歌连续捅了11刀，致使江歌倒在了血泊中……在刘鑫第一次报警的1分37秒时，江歌发出了巨大的惨叫声，大内公寓203住户的目击证人（与江歌同层）在听到江歌的惨叫声后开门查看，发现江歌已经倒在了地上……”
1分37秒处的“惨叫声”意味着，刘鑫作证内容与黄乐平所还原的案情发生了严重冲突。
结合法医证词和203住户的证言，江歌在被害过程中只叫了一声。如果按刘鑫向日本警方和法庭所陈述的，江歌的叫声在她在打110报警之前；如果按黄乐平所还原的案情，江歌的叫声是在刘鑫打第一个报警电话的第1分37秒。
两个叫声不可能都存在。
值得一提的，1分37秒处的声音到底是江歌的还是刘鑫的，看起来都有依据。
在一审判决后召开的记者座谈会上，黄乐平提到，在刘鑫的第一份报警录音中，在“嘀”声之后，刘鑫报警说“姐姐倒下了，快点”，用来印证“嘀”声就是江歌的惨叫声。
日本警方根据报警录音制作的文字记录共有三栏，分别是“报警人”（刘鑫）、110报警受理台（警方接线员）、其他声音等。1分37秒处的这个“悲鳴”音被列入“其他声音等”。有支持江秋莲方的网民据此认为，这表明这个不是刘鑫发出的，而是江歌发出的。
然而有刘鑫的支持者认为，“悲鳴”音被列入“其他声音等”，不代表就是江歌的惨叫声，也可能是刘鑫或邻居的尖叫声，只不过因为它不是刘鑫与警方接线员的正常通话内容，才列入“其他声音等”。
在日本庭审中，陈世峰的律师主张，1分37秒处的“悲鳴”音是江歌的惨叫声。据凤凰网报道，陈的律师在法庭上问陈，江歌为什么会在1分37秒惨叫一声，陈世峰回答说，他感觉可能是刀要刺入江歌的时候，或者是江歌当时感觉刀要刺入她身体的时候，发出了这声惨叫。
据《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整理的庭审记录，在刘鑫以证人身份出庭时，检方曾这样问她：报警录音里，还有门铃声、惨叫声，您都没听到吗？刘鑫回答说没听到。有网民据此认为，检方也认可报警录音中有惨叫声，而且，检方不可能问刘鑫听没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明检方认为惨叫声是江歌的。
一审判决书显示，城阳区法院将1分37秒处的声音认定为江歌的“惨叫”声：“……随后录音中出现了女性（注：指江歌）的惨叫声……”不过，由于原告和被告均没有向法庭提供未消音版的报警录音，城阳区法院是如何认定的，一审判决书中没有交代。
二审开庭前，刘鑫曾向法院提出申请，让一位无锡的韩姓女士出庭作证，但未被允许。开庭结束后，韩女士召开了记者座谈会，并向与会记者公布她打算作证的内容。其中的一项是：2018年1月19日，当时作为江秋莲支持者的韩女士，曾与江在无锡一家酒店见面，她听到江说，案发后曾去日本警察局听报警录音，反反复复听了多遍，但就是没听到江歌的声音，认为是江歌的在天之灵不想让她听到。
与韩女士同时在场的还有上海的李先生，其也向二审法院出具了类似内容的证言。
韩女士如今成为刘鑫的支持者。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因为其本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江女士所叙述的这个细节印象深刻。后来她无意中在讨论案情的时候提及这件事，这被江歌母亲的支持者认为是“凭空捏造”。
韩女士确信，江秋莲当时所说的报警录音指的是未消音版。在她看来，作为江歌的亲生母亲，江秋莲不可能听不出女儿的声音。
南方周末记者就韩女士所证明事项打电话向江秋莲求证，江沉默数秒钟后，反问南方周末记者“这个事情很关键吗”，之后表示“没有必要回答”，在记者追问下，她称“没有”此事。
2022年1月10日，江秋莲诉刘鑫纠纷案在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宣判，图中间为江歌母亲江秋莲。 （视觉中国/图）
二审开庭结束后4天，网上出现了刘鑫支持者发布的两段报警录音。这也是江歌案发生五年多来，报警录音首次被完整公之于众。
在第一段录音中，刘鑫显得十分慌乱，她呼吸急促，讲话磕磕巴巴，多次带着哭腔请求警方快点到来，但却很难讲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之后，刘鑫对接线员说“请救命”，并花了四十多秒时间报地址。此时，报警录音中传出门铃声，接线员问刘鑫：“你房间是锁着的吗？”刘鑫结巴着说：“一直打不开。”接线员又问：“大门是锁着的吗？”刘鑫说“是”，但随后又说“（我）进来了，但是姐姐……”接线员随后说：“锁着的话就没事。”
当通话录音快到1分37秒时，刘鑫突然提高声调说“啊——拜托了”，随后便是那个长达两秒的“嘀”声，电话另一头的接线员再次建议刘鑫冷静，之后又问她地址。刘鑫一边报地址，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姐姐，危险！
之后，接线员问刘鑫按门铃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刘鑫说“可能是男的”，又表示“看不到”。之后，接线员数次问刘鑫是不是她认识的人，刘鑫答非所问，却两次说“姐姐倒下了，快点”。
有网友认为，刘鑫说“姐姐倒下了，快点”，说明她当时清楚地知道门外发生了什么。
在日本法庭上，法官曾就这句话向刘鑫发问：您打110时，说“姐姐倒下了，快点”，您现在想不起来了吗？
刘鑫答：我想不起来，当时只是想找一种办法让警察快点来。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刘鑫说，自己事后听报警录音，发现当时在慌乱状态下，一些话说得毫无头绪、毫无逻辑，有些内容是真实的，有些则是她猜的或想象的。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第一段报警录音中，刘鑫曾被接线员数次问及是否认识门外的人，录音附带的文字说明称，刘鑫当时没有听懂“认识”这个词，因此反问了接线员一句：“认识？”江秋莲方提交的报警记录中文版里，刘鑫说的是陈述句“认识”。不过，随后的对话内容两个版本一致——接线员追问刘鑫：就是说，是你见过的人，还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刘鑫回答：不是，现在我在门内从这个孔（猫眼）看不清楚的。
在第二个报警录音中，刘鑫显得镇定了一点，但仍语速很快，不时带有哭腔。其中在第1分30秒至第1分50秒期间，刘鑫再次说“姐姐危险”，接线员问她“怎么危险了”，刘鑫回答：姐姐的声音，姐姐在外面发出奇怪的声音……20秒后，她再次主动提起这个声音：“刚才一起回来，我进了屋的时候姐姐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就关上了门，但是，后面状况就不清楚了……”
刘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在第二次报警录音中说的“姐姐在外面发出奇怪的声音”和“姐姐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指的就是自己进屋后、报警前听到的江歌那声“啊”。
二审开庭时，刘鑫说，在法庭上喊出那个声音时，连自己都被吓到了：“我就说我喊这一声，是希望当报警录音未消音版公布于世的时候，大家（能）有所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