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成王败寇”作为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固定模式，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书写模式当中，使得发动政变者往往被美化成正义之师，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却被丑诋为罪有应得。本文作者对中国古代政治何以如此书写，以“玄武门之变”、“东京政变”、“靖难之役”与“夺门之变”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是由于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造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力的修史格局，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意志在官方历史书写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作者的这一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文本的形成机制很有意义。
摘要：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史官在撰修本朝历史时没有独立的史学话语权，帝王和权臣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每当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必然伴随着官方系统篡改历史的活动。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为了宣扬天命在我，“成王败寇”的书写模式成为必然选择。美化胜利者，丑化失败者，成为中国古代官方历史书写的潜规则。
翻开古今中外的史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史学家往往按照“成王败寇”的模式书写政治史，胜利者永远光鲜亮丽，失败者总是灰头土脸，而中国古代官方修史就走得更远。以唐代“玄武门之变”为例，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重要史书无不把唐太宗李世民塑造得英明神武，把隐太子李建成描述得昏庸淫佚。如果按照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来评判，毫无疑问前者是篡夺者，应该受到谴责，后者是受害者，应该得到同情，可是为什么他们在史书中的形象却截然相反？“玄武门之变”并非孤例，金代有“东京政变”，明代有“靖难之役”“夺门之变”，相关的历史书写都重复着同样的模式，发动政变者往往被美化成正义之师，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却被丑诋为罪有应得。中国古代政治史何以如此书写？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文本的形成机制很有意义，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一、史官制度居于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系统之顶端
在中国古代，官方书写的当代史或本朝史是众史之源。中国史部典籍浩如烟海，但若追寻它们的史料源头，大多离不开中国古代官方所修的各类本朝史书。本朝史纂修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记注类史书，一类是实录、国史、会典、会要等撰述类史书，前者是后者的史料来源和纂修基础。易代之后所修纪传体正史或重要的编年体巨著，其史料基础主要源自于上个朝代所遗留的实录、国史。例如，范晔《后汉书》主要取材东汉官修《东观汉记》，新、旧《唐书》离不开唐代官修实录、国史，清修《明史》主要依靠明代各朝实录，司马光《资治通鉴》取材虽博，但其主要内容还是取资正史以及唐五代实录、国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主要依据本朝《国史》《实录》《会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虽为私记，但其中的材料主要源自本朝实录。更不用说典制体史书，基本上完全取自官修会要、会典。实录、国史为国家典藏，民间学者不易获得，故私家著述多依据上述史书，从史源上来看，大都属于第三手资料，居于下游。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决定了官方在书写历史时具有天然的史料垄断优势。首先，中国古代史学所聚焦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只能由身处政治中心、熟悉政治运作的史官来记载，民间或没有官方背景的私家没有可能接触到第一手的官方档案或文书，也没有渠道了解到军国大事的详情，民间或私家撰修本朝史是很难完成的任务。其次，中国古代历来有禁止民间私修国史的禁令。不仅如此，宋代的官方修史制度中还有专门的“防漏泄法”，防止国史资料外泄。官修本朝史在史源上的优势以及国史的独尊地位，使得后来的私家著史大多只能承袭官方的定说。因而，官修史书是私家著述繁荣发展的基础，离开官修史书，私家著述无从谈起。
史官制度成就了中国古代史书之繁多、史学之发达，但是史官亦史亦官的身份特点决定了其缺乏追求“实录”的勇气。一方面，史官身居史职，肩负直笔实录的学术责任，有着求真求实的学术追求；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官制度是庞大的官僚制度的组成部分，史官只是官僚制度的分支机构，史学并非终身事业，史官亦非久居之职，只是官员们漫长官僚生涯中的一个环节，大多数史官更重视仕途前程。以明代的史官为例，翰林院是明代史官的大本营，翰林修纂、编修、检讨都有史官之名，翰林院又是明代政治家的摇篮，是明代高级官吏储备和迁转重地。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内阁部院大臣多由进士出身，大多数人都曾在翰林院任职，做过史官。如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翰林院史官始终在不断地迁转和流动之中，翰林史职只是某个官员履历表上光彩的一笔。史官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缺乏以修史为“名山”事业的史官，只有以修史为副业的官僚和政治家。因为史官制度的内在矛盾，官方修史的学术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其结果必然是官方史学依附于朝廷政治。尽管历代开明帝王中不乏要求史官直笔实录的声音，但是总体而言，雷声大雨点小，落实起来非常困难。
朝廷对史官修史过程的严密监控措施，决定了官方修史易受皇帝或权臣的干扰或操纵，影响史官的学术独立性。任用宰相或重臣监修国史是中国古代皇权监控修史的重要措施之一。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 “综理史务”。唐贞观初，宰相或重臣监修国史形成定制，为历代所沿袭。监修国史制度，旨在加强朝廷对国史修撰过程的监控与审查，必然会削弱史官的史权，刘知幾对此曾有过激烈的批评。宋代又出现皇帝派内侍宦官监察修史的制度，任命时称为“管勾”或“勾当”，南宋改为“都大提举都司”，宦官介入修史为宋代所独有。史书修成以后还要进呈御览，接受皇帝的最终审查。为了维护史官直笔实录的史权，保持官方修史的学术独立性，北魏孝文帝曾经要求史官记载国君言行时 “密为记注”，甚至规定人君不观起居注，但很快就被唐太宗破坏，皇帝最终审阅起居注、实录、国史成为唐宋以后的定制。宰相监修、宦官勾当、皇帝审阅等监控措施，使得官方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最终落在了皇帝或权臣的手中，史官撰述只能奉行成命。由于官修本朝史，多为子为父修，臣为君撰，所以曲笔润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成为官修史书之常态。
总之，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史官在书写本朝历史时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帝王和权臣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因为史官制度在历史书写系统中的垄断地位，曲笔或被篡改的历史很容易被当作信史流传下来。
二、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
史书具有强大的舆论功能，在舆论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可以宣扬功业，论定是非，臧否人物；它可以流传千载，影响后世。掌握历史书写的权力，就可以影响舆论、控制舆论。有鉴于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控制当代史或本朝史的撰修，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尤其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发生之后，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官方篡改历史活动，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和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独特现象。政治斗争越剧烈，越容易引发胜利者对历史话语权的控制。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失败者只能任人评说，这样的历史书写机制对失败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设计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之后逼迫其父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新任皇太子，是为“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是由胜利者唐太宗书写的。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于贞观十七年（643）七月，命房玄龄、许敬宗修高祖、今上实录，通过纂修《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掩盖自己的篡夺行为。《资治通鉴》云：“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尽管大臣们对“玄武门之变”已经进行了曲笔隐讳，但是太宗还嫌不够。他清楚明白地给“六月四日事”定了性：这是“安社稷、利万民” 的正义之举，类似于“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唐太宗的类比合理吗？显然是有问题的。“玄武门之变” 是谋夺太子之位的宫廷政变，周公诛管、蔡则是平定叛乱。范祖禹对此有过揭露：“管、蔡启商以叛 周”，“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而李建成、李元吉“未得罪于天下”，唐太宗杀之，则“己之私也”，这是“悖天理、灭人伦”的暴行。唐太宗篡改《实录》、歪曲历史的做法很快就被人识破，但是由于唐初实录篡改涉及面广、影响 程度深，这些第一手史料又无可替代，后来修史者无法绕过，所以很多曲笔不实之处均被《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直接承袭，“周公诛管、蔡”的书法依然被保留在后来的史书之中。
金正隆六年（1161）十月，正值完颜亮厉兵秣马南伐宋朝之际，东京留守完颜雍在舅父李石的谋划下趁机称帝，改元大定，下诏废除完颜亮。同年十一月，完颜亮被哗变的部下杀死。十二月，完颜雍抵达中都，开始了长达29年的统治，是为“东京政变”。“东京政变”的历史是由胜利者金世宗完颜雍书写的。金世宗完颜雍通过政变上台之后，利用纂修《金太宗实录》《金睿宗实录》《金熙宗实录》《海陵庶人实录》以及本朝起居注的机会，掌握了重新书写历史的话语权。金世宗彻底否定了海陵起居注中对完颜亮有利的材料，要求史官搜集完颜亮的其他罪证。他对宰臣说：“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又说：“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金世宗对史官也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选择与海陵有私怨的史官参与修史，避免有人为完颜亮说好话。张景仁曾因忤旨被海陵杖责二十，世宗令其纂修海陵实录，但是没过多久就被撤换下来，原因是没有将“海陵弑熙宗，血溅于面，沾及衣袖”的场景写入实录，招致世宗的不满。海陵曾经戏弄过郑子聃，金世宗就命他负责纂修《海陵实录》。由于金实录在《金史》纂修过程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源地位，完颜亮为天下第一无道昏君的形象，金 世宗为“小尧舜”的形象，便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明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4年的战争，朱棣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天下。“靖难之役”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朱棣书写的。登上皇位之后，朱棣立即革除建文年号，废除建文之政，并着手大规模地篡改官方史书，永乐一朝，《天潢玉牒》被重修过两次，《明太祖实录》也被重修过两次。顾炎武曾敏锐地指出：“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依据朱元璋所定祖制，只有嫡子才能继承皇位，而朱棣本是妃所生，实为庶子，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玉牒、实录反复被修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朱棣庶出的事实，把他捏造成高后第四子。朱棣的三个哥哥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相继在洪武年间去世，这样一来，他可以打着祖制的旗号按伦序继承皇位。朱棣还授意史官炮制出《奉天靖难记》一 书，宣扬“靖难之役”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奉天靖难记》对后世影响极大，宣德修《明太宗实录》中的《奉天靖难事迹》就是依据它修改而成的。
明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朱祁镇和太监王振率五十余万大军远征瓦剌，在宣府附近的土木堡为瓦剌军所败，明军损失过半，英宗被瓦剌俘 虏，史称“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之后，他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在群臣的拥护下登上皇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是为景泰帝。景泰元年（1450）八月，朱祁镇被瓦剌释放，景泰帝朱祁钰害怕哥哥夺回皇位，将之送进南宫禁锢起来。景泰八年（1458）正月，朱祁钰病重，徐有贞、石亨、张軏、曹吉祥等人密谋发动“夺门之变”，拥护英宗朱祁镇复位，史称“南宫复辟”。英宗复辟之后，改景泰八年为天 顺元年。二月初一日，废景泰帝朱祁钰仍为郕王，十多天后，郕王死于西宫。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政治诡谲多变，事涉国体正统，官方如何记载这段 历史，确实也是让人头疼的事情。英宗复位之后，废朱祁钰之帝号，贬之为郕王，不给他修实录。成化时，宪宗朱见深为其父修实录，不得不面对景泰一朝的史事，最终否定了景泰帝朱祁钰的正统地位，将景泰年间大事编为 91 卷，附入《英宗实录》 正统、天顺两年号之间，名之为《废帝郕戾王附录》，对朱祁镇被瓦剌俘虏以及“夺门之变”等事进行了系统的篡改，指责朱祁钰攘夺窃位，为朱祁镇 “南宫复辟”张目。“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的历史是由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来书写的，自然维护着朱祁镇的形象。
三、“成王败寇”：胜利者书写历史的固定模式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论及古史时发现，古史中的人物形象存在着被过分美化或过分丑化的现象。他说：“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他进一步得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的结论。历史人物美者愈美，恶者愈恶，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古史之中，也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书之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书写历史的话语权，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历史，流传后世。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束之后，美化自己、丑化敌人是胜利者本能的选择。顾颉刚先生曾有个著名的论断——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意指儒生们根据自己的学说在不断地拉长和美化古史。而中国古代帝王、权臣又何尝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美化和塑造历史？
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书写历史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天命问题，论证和宣扬自己的政权或皇位乃天命所授是官方修史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官方的历史书写都是围绕天命正统展开。因为皇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天命有德、天厌无德的天命历史观深刻地影响着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模式。相较于历史真实，胜利者更在意的是告诉天下及后世，他的胜利是符合天命的。多数情况下，政治斗争的历史书写均围绕这一原则展开：胜利者获得天命护佑。传统天命历史观的逻辑是：天命是可以转移的；无德者失之，有德者得之。为了宣扬天命在我， “成王败寇”的书写模式是胜利者的必然选择。预设的“成王败寇”书写模式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对历史真实的篡改。美化胜利者，丑化失败者，成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潜规则。历史真相之“足”要适应“成王败寇”之“履”，系统篡改历史便在所难免。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他声称这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义之举，类似于“周公诛管、蔡以安周”。为了美化篡夺，他编造出李渊属意于己，曾三次许诺立为太子（世子）的故事。与此同时，对李建成、李元吉极力进行丑化，对二人人品进行了恶意攻击，指责李建成喜好酒色游猎，李元吉本性凶愎，两人淫乱后宫，联合起来对付李世民。不惟如此，为了诋毁建成、元吉之联盟，李世民除了编造出“建成指使杨文干欲以为变”的故事，还借人之口编造出“元吉亦欲叛建成为乱”的故事。之所以编造出这么多故事，就是为了抹黑李建成和李元吉。既然二人如此荒淫无耻，心存不轨，他们被李世民诛杀也就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了，李世民杀兄及弟的行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替天行道、大义灭亲了。这样一来，悖天理、灭人伦的“玄武门之变”就被美化成 “周公诛管、蔡”了。
金世宗完颜雍通过“东京政变”登上皇位，统治稳定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天下和后世解释自己的篡夺行为，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其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首先，他将起兵叛乱的行为美化为受众人拥戴上台。其次，通过夸大、捏造海陵的恶行，将之塑造成比桀纣还要荒淫的昏君，“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通过美化、润饰自己的德行，他把自己描述成尧舜一样的明君：“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却任得敬分国之请，拒赵位宠郡县之献，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然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惜哉”。通过“小尧舜”与“无道君” 的强烈对比，证明自己取而代之是天与人归。
朱棣为了将自己的篡夺行为美化为顺天应人的正义行为，费尽心机。除了捏造自己是高后所生，按伦序应该继位之外，他还编造自己深受朱元璋和高后的喜爱，父亲朱元璋曾三次欲让其继承皇位。他将自己的叛乱行为粉饰成“周公辅成王” 的义举，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清君侧”，去除皇帝身边的奸臣，自己并无取而代之的想法。他诬蔑朱允炆矫诏继位，从根本上否定其合法性，指责朱允炆在位失德，天降灾异，以此证明朱允炆被天命所弃。又诬蔑朱标、朱允熥、朱、蓝玉、方孝孺、 齐泰、黄子澄等人品行败坏，将建文一系的重要人 物全都丑化成乱臣贼子。建文帝的父亲懿文太子朱标在世时颇受好评，《奉天靖难记》却这样丑化他：“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咒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余，东宫执兵卫”。这是通过否定朱标太子的合法性来否定建文帝皇位的合法性。朱允炆的叔父晋王朱与朱标同母，英明神武素为朱元璋所喜爱，《奉天靖难记》却说他“私有储位之望”，“又好弄兵，擅杀人”。方孝孺正气凛然不屈而死，《奉天靖难记》却把他丑化成一个摇尾乞怜的软骨头。不仅如此，它还编造朱标和朱㭎勾结起来共同对付朱棣，朱标与蓝玉勾结监视朱，将他们丑化成背后 搬弄是非的小人。《奉天靖难记》大肆污蔑朱允炆、 朱标、朱、方孝孺、蓝玉，把他们丑化为昏君与奸臣，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发动“靖难之役”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明英宗实录》也存在着过分美化朱祁镇、丑化朱祁钰的现象。其论朱祁镇：“然盛德弘大，屹乎不移，彼欲奉戎姝以侍行幄，上则却之而不纳；彼欲假威命启边关而入据之，上则密谕守帅以固疆围卫社稷；受其尊戴，恬如常时，安我崇重，至于期岁用能使异类服化，奉跸还归，亘古以来，用夏变夷，天旋地转，未有若兹者也。及其归于南宫，阅历七稔，脱屣万机，优游自乐，岂复有重履尊位之心哉？”首先，将朱祁镇被俘虏之事美化为教化异类、用夏变夷；其次，将他发动“夺门之变”美化为从无复辟之心。对景泰帝朱祁钰则进行了丑化 和诋毁：“斁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献傍殿，建宫以居妖妓；污辑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滥赏妄费而无经，急征暴敛而无艺，府藏空虚，海内穷困。不孝不弟，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怒，上天震威，屡垂明象。”指责朱祁钰攘夺皇位，皇位来路不正，并丑化其昏聩失德，以致神人共愤。通过美丑形象的强烈对比，朱祁镇“南宫复辟”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被有效强化了。
总之，中国古代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官方历史的书写，无论是唐代的“玄武门之变”还是明代的“靖难之役”，都印证着这样的规律：政治斗争的成败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书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总是极力地美化自己、丑化敌人；当政治斗争出现反复时，官方历史书写也会出现改变。
四、余论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的确如此，而你却不可能探明这些歪曲了的真相……因此，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由此看来，古往今来中西史学家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 ——胜利者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处于历史书写系统的顶端，官方修史活动牢牢地控制在当权者手中，本朝史或当代史书写的话语权很容易被当权者垄断。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如实直书”的学术问题，它从一开 始就与政治、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权力，书写当代史或本国史时尤其是这样，历史书写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每当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束之后，胜利者总是紧紧地抓住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向世人宣告天命在兹，他们总是竭尽所能地美化自己，丑化敌人，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篡夺行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受传统天命观的影响，“成王败寇”成为政治斗争的书写模式，人物塑造也呈现出脸谱化的倾向，胜利者们总是贤明仁德，深受百姓爱戴，失败者总是荒淫暴虐，失去民心。这样的历史书写过程必然伴随着曲笔与隐讳，篡改与捏造，这样的历史也很难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史书曲笔与隐讳的问题予以揭露。孟子所谓“尧、舜 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的论断就是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形象会被放大，美者愈美，恶者愈恶。刘知幾对唐代史馆修史制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提出著名的“五不可”，对宰相监修、曲笔隐讳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时，利用《大唐创业起居注》质疑《唐高祖实录》《唐太宗 实录》有意隐没李建成军功，对李建成、李元吉进行丑化。金代学者贾益谦曾指责金世宗所修《海陵实录》百无一信：“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鷔，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明清之际，钱谦益、潘柽章利用明代官方档案文书发现了《明太祖实录》的曲笔问题。清代学者赵翼通过内证法、理证法揭示了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等正史存在的严重的曲笔回护。总体而言，后人的发现并没有超越刘知幾，因为刘知幾的思考是系统和全面的，深入到官方历史书写机制的层面，其他学者还停留在具体问题层面。历代学者对官修史书曲笔问题的研究收获不少，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他们只是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书写问题的冰山一角，大量问题还有待后人的发掘与清理。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造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力的修史格局，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意志在官方历史书写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官方史学很难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与其把它当做求真求实的“学术”，不如把它当做政治或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从政治或政治斗争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官方修史，研究官方历史书写机制，研究官方历史文本的形成，有助于我们恢复传统史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之始终，官方如何书写政治史或政治斗争史，对后来历史文本的形成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本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不过是沧海一粟。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历史真相与政治斗争的历史书写之间距离到底有多远？这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学术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