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郑世家》记载:“缪公元年春,秦穆公使三军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于崤,”就是对这次事件进行艺术化的描述。为什么一个牛贩子胆敢在虎狼之敌面前从容自若,最后创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盖世奇功,他靠的是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周列国志》记叙了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的故事曹刿就是其中一个。
当齐国大兵压境时,他反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世俗偏见,用鄙视的眼光看待那些“肉食者”,主动找鲁庄公共商御敌之策,当他获知鲁庄公在诉讼问题上能取信于民时,就偕同鲁庄公指挥鲁国军队战于长勺,在他的正确指挥下以弱胜强,大败齐军。弦高爱国的举动更为突出,他在无法和本国的国君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主动承担起御敌的重任。
试想一个平民百姓在未得国君许可的情况下,诈称国家的使臣,擅自同敌人打交道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即使成功,也不免要落得个欺君之罪,万一失败,则早被秦军千刀万剐了。为了社稷大计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千百年来,世人都认为商人重利轻义,殊不知商人也知道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权衡利弊,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首先想到:“万一宗社沦亡,我有何面目回故乡?”
是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何以言家?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才有这样的觉悟,他才有勇气和魄力,敢于同如狼似虎的敬军周旋,才含得重金去“犒劳”敌军。以牛犒师,妙语退敌。一个平民百姓要想同敌之主帅进行“谈判”,那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尽管弦高急中生智诈称使臣,但没有国书,谁能相信?好在礼多人不怪,人家送礼上门,总不能将人拒之于门外吧。
所以弦高早就准备好十二头肥牛,以犒师为名来同敌人的主帅接触,敌人哪会想到一个平民百姓会私人解囊用国家名义前来犒师呢?孙子说:“不如诸侯之谋者,不可豫交。”弦高平日就很关心国家大事,他对秦国这次出兵的企图和准确时间了解得一清二楚,只要略加点破,秦军将不战自遇。但如果方式不当,去师不成反成取败之道,所以弦高在外交辞令上说得非常委婉含蓄,可以说国范之极!
“闻三位将军,将行师出于放邑,不膜之赋,敬使下臣高远犒从者。”既然友军来,理当慰劳,实际上变相地告诉歃军,你们的军事行动我国全部知晓了。“激邑摄于大国之间,外侮迭至,为久劳远成,恐一日不戒,或有不测,以得罪于上国,日夜备,不敢安寝。”郑国地理环境特殊,经常受到外来侵犯,故不得不“日夜戒备”,“惟执事者谅之”,向敌人打招呼是假,实际上告诉敌人郑国早有防备。
寥寥数语,绵中含针,话中有话,无论敌人怎样愚蠢也会听出这弦外之音。秦国本想郑国无备前来偷袭的,既然郑国早已“日夜儆备”,只好去偷袭未作准备的滑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孙子兵法中用兵的最高的理想境界,古往今来,许多战略家都争先在这个问题上运筹规划,想出许多奇方妙策,“故迷者,陈利害以晓之,来降者,布恩信以结之,诖误者,明大义以慑之,震恐者,扬威声以奇之,或用辩士以下之,或奇计以术之,或坚壁清野以待具衰,或夺隘守险以绝其救,或以夷狄而攻夷狄,或以盗贼而擒盗贼。”
以上种种方法,都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有时还需要战一战,唯有弦高单人匹马仅凭口舌之劳创造不战而胜的奇迹,真正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处于大国之间的小国,其防备问题确实令人头疼,小国往往处于守势作战状态,对于善攻的敌人则不知“其所守”,且国小力薄,要在绵亘广阔的边境进行全线防守,力量就更显单薄,加之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备前则后算,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