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氏人需要了解的卢氏历史
一、因人得名 得名于卢敖。他是秦朝方士，本是燕国人，也有一说是齐国人，官至博士。秦始皇曾派卢敖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未能寻到，后被秦始皇认定为欺君而降罪，这也成了焚书坑儒的一个引子。汉朝时为了纪念卢敖而设置了卢氏县。而汉朝是又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卢氏县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是河南省地域最广袤的县城，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关于卢氏县名来历，不少史料称与卢敖有关，卢敖在秦为博士。《陕州志》载：“卢敖避秦乱于此。”《重修卢氏县志》载：“汉因卢敖于此得道，始置卢氏县。”《重修卢仙庙碑记》载：“汉置以邑，为卢者昔，卢仙得道于此地标其姓以志之，地以人而著名。”这些记载，卢氏县名皆因卢敖避秦乱于此而得名。因为卢敖炼丹修道，死后人们认为他得道成仙，汉建县时以其姓氏为县名，以资纪念，一直沿用至今。这是比较流行的说法。卢氏三角城大明寺明代碑记，卢氏居万山之中，乃扁鹊降升之地，卢敖得道之乡，因名卢氏。二、因山得名 另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六卢氏县载：“地有卢氏山，或言卢敖得道于此。”《太平寰宇记》卷六载：“因山名县。”由此可见，卢氏县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到底哪种说法更为合理？三，因国得名卢氏国的传说、尊卢氏部落 从地下考古发现，早在10万年以前人类远古祖先智人，就在卢氏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此后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裴里岗、龙山时期更是活动频繁，遗址遍布卢氏各地，岗台、涧底西寨、五里川薛家岭、朱阳关袁家岭等等遗址都是佐证。特别是潘河的卢氏岭卢氏沟及其附近的天然洞穴，是卢氏智人以至卢氏部落生活和发展的核心地区。 据袁了凡、王凤洲合纂的《纲鉴》载：“地皇氏之世，火德王兴于熊耳龙门等山”。“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继天皇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兄弟合一万八千岁。”这说明火德王兴起于熊耳到龙门这一带山中，说明还在上三皇时卢氏就有人类部落，卢氏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熊耳山、洛河、伊河上游是卢氏部落生活的地区，卢氏人是地皇氏的后裔。从三皇五帝到于今有许多伟人到过熊耳、伊洛地区，从上古的《尚书》、《国语》、《国策》等许多典籍都片言只语的记录了卢氏古人的活动，我们可以从这里捕捉到先祖们的生活信息。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俘获并杀死蚩尤，取代神农，做了天子。扩大疆土，东到大海，登上丸山和泰山，西到空桐，登上鸡头山，南到长江，登上熊耳山、湘山，北到釜山，与诸侯核验符契。说明黄帝到过卢氏，征伐过卢氏部落，卢氏先民原先是炎帝榆罔的属民，后归顺了黄帝，做了黄帝的臣民。 《纲鉴》还说：“黄帝得风后于海隅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以为将，于是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劈山开道，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帅兵为营卫。黄帝受河图于孟津，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定甲子，造十六神历，积余置闰。命隶首作算数。命令伦造律吕，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命共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作大辂（大车）以行四方，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作宫室之制，范金为币。黄帝元妃西陵氏教民蚕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荆山在今灵宝阳平东南，与古代卢氏部落发祥地卢氏沟仅一山之隔，崤山主峰冠云山，山南是卢氏沟，山北是荆山。“八月十五，鼎成帝崩，葬于陕西桥山，衣冠几杖葬于铸鼎原立庙而祀之。”直至今日。说明中国人文始祖黄帝就曾生活战斗在崤山、熊耳山周边的河洛流域。据出土文物证，卢氏古人类早就学会了种桑养蚕，和泥制陶和烧制瓦器，这都是黄帝文化的遗存。《纲鉴夏纪》中载：尧时洪水滔天，鲧治水无功，殛死，舜既摄位，举禹使继父业，禹伤父鲧功不成而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岁，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开九州（即扬、荆、豫、青、兖、雍、幽、冀、梁）、陂九泽（陂是筑圩堰无使泛。九泽是陆、雷夏、大野、彭蠡、云梦、震泽、荷泽、孟、荣泽）、度九山（度量九山高度。九山有两说，其一《史记夏本纪》司马贞索隐以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山番冢、内方、汶）、通九道（九州之河道，即弱水、黑水、汉水、江水、河水、沇水、淮水、济水、洛水）。其中熊耳、洛水频频出现，先祖先圣涉足卢氏山水颇多，可见卢氏开发之早。 据战国人撰写的《尚书禹贡》载：“荆河惟豫州（西南至南条荆山，北距河，之间为豫），伊、洛、瀍、涧（伊水出卢氏熊耳山，洛水出冢领山，瀍水出替亭山，涧水出白石山）既入于河（以往横流，导后遵道汇于洛，合流后入于黄河）”。豫州这四条河禹先导伊河，再导洛河，这是疏导的顺序。这两条河都在卢氏境内。另外《尚书禹贡》还讲：“（导）熊耳、外方、桐柏至陪尾”。是说导豫西熊耳、外方、豫南桐柏），一直到陪尾山的水，使其下流。 外方就是嵩山，陪尾山在湖北安陆市北。其中熊耳在卢氏境内，嵩山与卢氏交界。《禹贡》篇还讲：“导洛自熊耳，东北汇于涧、瀍，又东北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尚书注中说：“洛水出冢领山，其源尚微，至熊耳山始盛，禹故自此开导之。”战国去五帝不远，记载当是比较真实的，说明大禹治水时多次到过卢氏，领导卢氏先民开山凿路，疏通河道。导洛，并非只导洛水干流，而是流域内支流河道同时疏导，其工程之大，其时间之久，其地域之广是可以想见的。根据相关地质资料，卢氏在远古是海底，后经几次升降，海水退出，上升为陆地，出现许多湖泊，卢氏盆地是个大湖，沙河、两岔河是小湖，还有三门、水峪河、船子峪都是小湖泊，经禹开凿后才使水下流入洛河的，从实地考察看，山河口、窄底河、青石关都有明显开凿痕迹。 尚书的尧典等篇，叙述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春秋战国时人，尤其是儒墨两大学派都推崇这三个古帝，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其他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更可靠些。传说尧生在丹陵，号陶唐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舜号有虞氏，生诸冯（山东诸城）都蒲坂（山西永济蒲州），禹父鲧，居地在崇。崇即嵩，与卢氏相邻。 禹居阳城（河南登封）都阳翟，（河南禹县），这些人的都城都离卢氏不远。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和东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苗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占据了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地区，从这里孕育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卢氏部落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引用越绝书载风胡子的话说：“神农时用石做兵器，黄帝时用铜作兵器，战国时用铁做兵器。”在卢氏木桐、潘河附近的洞穴中有大量的石器、骨器。石器除圆滑的磨制器外还有大量锐利的坚石，是崤山上产的花岗岩制成的。古人把坚硬的花岗岩称为玉，卢氏古县志上也说熊耳山其上多漆其下多玉，卢氏还出土有铜兵器、铁兵器。战国卢氏已有冶炼技术，铸钱技术，这和范文澜说的吻合。 范文澜还引用韩非子《十过》、《五蠹》等篇，说尧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饭、野菜根，且不加调味，饭食器是瓦器，粗布仅掩身体，冬天披鹿皮，衣服不到破烂不换。舜比尧进化一些，木制饮食器上涂漆。禹更进化，祭器外面涂漆，里面涂红。这些生活习俗正是卢氏先民一直保持到近代的生活习俗。如茅草屋、木水桶、瓦盆瓦罐、漆木碗、漆木盘。粗粮饭加野菜，一至沿用到解放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卢氏的“卢”，繁体字是虎字头，说明卢氏部落崇拜虎图腾，后来卢氏古国有虎头旗，战士戴虎头盔，这种图腾崇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卢氏人的生活，相沿成俗，卢氏人的小孩戴虎头帽、枕虎头枕、穿虎头鞋，挂虎头兜肚的风俗直到解放才消失。 《纲鉴夏纪》说“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国事。辛亥十有九岁，畋猎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归，有穷之君后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许归。”洛水之表，指的是禹王得神龟负书处，据说在今洛宁长水，长水在西汉时属卢氏辖区，也在卢氏部落的活动范围之内。《纲鉴商纪》：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任以国政，因说汤以伐夏救民之事。汤进伊尹于桀，桀不能用，尹复归汤。注中说：按吕氏春秋云，有姺氏采桑得婴儿于空桑，后居伊水，命曰伊尹。后来伊尹相汤伐夏与桀战于鸣条，桀师败绩，汤遂放桀于南剿，汤即天子位于亳。伊尹究竟耕于何处？久有争议，上说生在空桑（古今地名词典说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南陈留镇），后居伊水，伊水就是伊河，“发源于卢氏闷顿岭”（见辞源），流经栾川、嵩县、伊川、偃师汇入洛河。这是从上古到今没有改变的。 另关于莘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作为国名有二处，一在山东曹县，商方国有莘（也作有姺或有辛）。二是商、西周的诸侯国，在今陕西合阳，文王取于莘，即此。作为古邑名有三处，一在安徽界首市北，《左传庄公》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即此。二在山东省莘县东北，卫宣公使急子使齐，又使盗待于莘杀之，即此。三在今三门峡陕县东硖石，《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即此。这几个地方与伊水都远，而卢氏包括栾川古称莘川，或莘原，或莘野。康熙版、光绪版卢氏县志上曰：“卢氏古莘川地”。碑文匾额也有记载，如始建于唐，重修于元、明，立碑于正德四年（1565年）的《沙窝川大明寺碑记》云：“今中州莘川，居众山之中，始卢敖得道之乡，乃扁鹊降升之地。” 瓦窑沟里墁坪街古时有个过街楼，匾额上书“莘野高风”。古诗词也有记载，如清代卢氏县令赵作霖《暑篆两月士民眷恋祈留一言赋此为别》一诗中写道：“两月莘川治末周，皇仁宽德惭难酬。讼庭敢信情无遁，署案惟期牍勿留。暂访茅檐民俗古，初觇彩笔士风优。临岐攀爱缘何事？一点清心绕水流。”清代州判宋之睿《熊耳》一诗中也有：“莘周从南来，有山矗天起。”以上材料可证，卢氏古称莘川，当无庸置疑，伊尹耕莘当然就是耕于古卢氏了。栾川县西墁子头有一块伊尹当年耕种过的土地，清道光二十九年卢氏知县刘应元将刻有“耕莘古地”的石柱立于地边，附近的坡址沟，传说就是伊尹城的故址。伊尹生于何处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伊尹长于卢氏，或隐居于卢氏应该确认。 卢氏部落发展到商末已成为一个小国。《史记周本纪》中说，武王伐纣时有马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在前面的敢死队）三千人。许多拥护西周的友邦都率兵来会，有庸、蜀、羌、苗、微、卢、彭、濮8个小国，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汲县）誓师。其中的卢就是卢氏古国，这次助武王伐纣有功，后被封到湖北襄樊至南漳一带，亦名曰卢国，也有写作庐的。《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伐庸，自庐以往”即此。《左传》桓公二十年（前699）“楚屈瑕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也就是：卢国军队和罗国军队两面夹击，把楚军打得大败。其中卢戎就指的是卢氏人，为何称戎下文还要说到。 周武王灭商后在考察了伊河、洛河流域后，站在崤山主峰冠云山上对周公说：“自洛汭（巩县）延于伊汭（卢氏），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所居住的地方）。我南望三涂（三涂在嵩县），北望岳鄙（向北望华山脚下的京城），顾瞻有河（回头看黄河在北），粤瞻伊洛（向前看这伊河洛河流域）。毋远天室，将营周居于洛邑（不要与京都太远，将来可在洛邑营建周室，管理东方诸侯与殷民）”，到成王七年二月，使召公先去洛邑看好地方，三月周公到洛邑，动工兴建城池，叫王城，定为东都。周公又营成周（今白马寺附近），迁殷顽民于成周，加强管理。后来周召划陕而治（见纲鉴）。周武王考察过卢氏，由此可知。 春秋时，卢氏一带叫阴。《辞源》载：“阴，古地区名，春秋晋地，今陕西商州至河南陕县、嵩县，凡黄河以南，熊耳山山脉以北一带皆是。河南卢氏县东北有阴地城，‘左传戎蛮子赤奔晋阴地’‘楚使谓阴地之命令大夫土蔑’，皆即此”。《古今地名大词典》还说：“公元前607年晋赵盾自阴地会同诸侯之师侵郑，今河南省卢氏县东有阴地城，为当时屯戌之所。”阴地城据说就是今天卢氏的火炎城。由此可知，春秋时不仅有卢氏邑，还有阴地城，卢氏和外界来往不乏，诸侯侵郑之兵就屯住在阴地城。 周平王因避犬戎之乱东迁洛邑，原封在宝鸡的城虢，随平王东迁。建都上阳，占有今三门峡陕县和山西省平陆一带，先后灭焦、征阌，伐卢氏，卢氏归顺于虢，虢太子曾修行宫于卢氏龙山脚下（今虢太庙处）。卢氏古国首领被封到湖北北部以后，留下的支族继续在卢氏山中繁衍生息。从周初到春秋几百年间，卢氏部落发展壮大，在青石关外筑城自守。到春秋时期原生活在瓜洲（今陕西秦岭西端及陇山一带）的陆浑允姓之戎，被秦、晋诱迫迁到内地，其中一支迁到卢氏，史称阴戎；另一支迁到嵩县的仍叫陆浑之戎。迁到卢氏的阴戎，后来与卢氏土著人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促进了发展。他们有分有合，和周围的势力进行争斗交往，在争斗和交往中壮大，往来活动于伊河、洛河之间，故又称伊洛之戎，也有称卢戎的。 《辞海》对伊洛之戎是这样定义的：古族名，西戎的一支。因居伊水、洛水中上游一带（今河南卢氏、嵩县、汝阳等地）而得名。可是卢氏人为何也称戎。关于这一点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涵义还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和族按不同区域称蛮、夷、戎、狄。例如杞君朝鲁君，用夷礼，杞被贬称为夷，后来杞君朝鲁用周礼，杞又被称诸夏。姜戎与齐同姓，同住在中国内部，姜戎饮食、衣服不同、货币不通，语言不达，被称为诸戎。而齐则称诸夏，吴与骊戎都是周天子的同姓，吴被称为蛮，骊戎被称诸戎……。” 卢氏人饮食、衣服、语言与周人自然有区别，货币也不同，习惯有差异，卢人色尚黑，周人色尚赤，周人打仗用战车，卢人打仗用步战或单骑。由于这些文化上的差异，被周视为戎族，称为卢戎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王室内讧，伊洛之戎与杨钜、泉皋之戎攻入周都洛邑。周襄王以戎难告齐，齐侯使诸侯发卒戍周。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伊洛之戎随晋侵宋。这些史实，记录了先民们活动的情况。也说明卢氏古国在战国时候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且有相当的实力。 前655年12月，虢被晋灭亡；公元前456年卢氏邑被晋所并；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卢氏邑属韩。 卢氏邑，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就已经形成，且被广泛运用。《古本竹书纪年》说：“晋出公十九年（前456年）韩庞取卢氏城。”《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也说：“卢氏，古邑名，战国韩邑，在今河南卢氏县。”考察卢氏邑地址，当在今沙河三角城，基于以上原因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建县时仍定名为“卢氏”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汉书地理志》中说确定郡县名子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说明，汉朝建县也是考察古迹，根据史书而命名的，卢氏县建县前，本叫卢氏邑，建县就叫卢氏县，何疑之有，卢敖是秦时人，在卢敖来卢氏之行前，卢氏已早就叫卢氏邑了，与卢敖避难于此大不相干。 说卢氏县城最初就在三角城，理由有三：一是古卢氏邑的旧址。西汉建县时沿用旧址，情理之中。二是《汉书地理志》说卢氏县“熊耳山在东”。熊耳山是不动的地理座标，三角城看熊耳山即在东方。如在今日县城看熊耳山是在西南、或南。三是口碑相传，老年祖辈流传说三角城就是卢氏古城。那么什么时候移治今县址，还有待考察，据资料推断可能在北魏到隋唐之间。卢氏建县后的隶属辖区疆域有以下变化： 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时有郡国103个，县邑1314个。武帝元鼎四年置弘农郡，辖11个县，有弘农（今灵宝）、卢氏、陕、宜阳、渑池、丹水（水出上洛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析（今淅川西峡）、商（秦相卫鞅邑也）、新安、上洛（今洛南）、陆浑（春秋迁陆浑戎于此）。地域相当于今宜阳以西，陕西丹江以东，嵩县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卢氏县的面积也比今天大的多，它西接上洛，东与宜阳毗邻，拥有今洛宁的西半部。南接析，东南接陆浑，包括今栾川和嵩县一部，北连弘农包括今灵宝县的苏村乡和朱阳乡。 经西汉214年，新莽16年进入东汉。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卢氏仍属弘农郡，郡域缩小，辖9县：有弘农、陕、渑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有熊耳山，山海经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棕，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美玉，多人鱼。伊水出，淯水出。）、湖、华阴。 东汉时卢氏隶属地域和西汉同， 东汉经195年到三国。三国时卢氏属魏，隶恒农郡（因避汉献帝讳改弘为恒）。三国经历44年到晋。《晋书地理志》载：晋时卢氏属上洛郡，（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治上洛。）统县三，有上洛、商、卢氏（熊耳山在东，伊水所出） 晋经154年进入南北朝，此时区划频改。《魏书地形志》说，卢氏属金门郡（天平初置），领县四，有金门、南渑池、南陕县、卢氏县。金门，东魏天平初置，辖境相当于今宜阳县。南渑池，北魏在太和十年改渑池县置，治今洛宁西北。南陕县，北魏宣武帝析卢氏县置，治今洛宁西长水镇，西魏废帝改为长渊县。卢氏县，地域缩小，东边析出南陕县。南边，北魏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析出朱阳关置朱阳县，治今朱阳关城址村。属朱阳郡，治朱阳县，隶淅州，辖境相当于今淅川河上游地区。北魏置洛安郡，西魏又置义川郡，均治卢氏。隋开皇初郡废改为虢州，仍治卢氏，辖弘农、桃林、卢氏三县。到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置弘农郡，卢氏隶属虢州，随移治虢州于灵宝北虢镇，弘农郡统县四，有弘农县、朱阳县、桃林、卢氏。 南北朝经169年，隋历38年进入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高祖改郡为州，分天下为十道，凡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卢氏隶属河南道，虢州弘农郡。虢郡治卢氏，义宁元年析隋弘农三县置。贞观八年徙治弘农。天宝元年改郡为州，辖县六。有弘农、闵乡、湖城、朱阳，卢氏、玉城。玉城，义宁元年析卢氏置。卢氏，武德元年（618年）置，南有朱阳关、武德废。 唐有天下278年，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又经53年到宋代。据《宋史地理志》曰：析天下为二十三路。卢氏属陕西路、虢州、虢郡。该郡辖四县：有卢氏、虢略、朱阳、栾川。卢氏，熙宁二年（985年）以京西伊阳栾川冶镇隶焉。虢略，唐弘农县，建隆初改常农，至道三年改虢略，熙宁四年春玉城为镇入焉。朱阳，乾德六年废入常农，太平兴国七年复置。栾川，元佑二年以栾川冶为镇入卢氏，崇宁三年改为县。 两宋经319年，进入元代。唐以前以郡领县，元则有路、府、州、县四等。卢氏县属河南府路河南府嵩州，河南府路（治王城）。嵩州，唐为陆浑、伊阙二县，宋改顺州，金改嵩州，领伊阳、福昌二县，元初以福昌隶河南，至元三年春伊阳入嵩州，领卢氏一县。至元二年隶南京路，至元八年属南阳府。 元代统一中国只有89年，进入明代，卢氏属江北行中书省河南府，领州一：陕州。县十三：有洛阳县、偃师、巩、孟津、宜阳、永宁、新安、渑池、登封、嵩、卢氏。卢氏元属嵩州，洪武元年（1368年）十月属南阳府，三年三月属陕州，明万历初改属河南府。县西南有熊耳山，洛水自陕西商州流入境；东南有峦山，一名闷顿岭，伊水所出；北有铁岭，东涧水出焉，东南入洛。又东北有马回川，亦入于洛。又东南有栾川镇，西南有朱阳镇，《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作朱阳关；北有杜官镇三巡检司。又西有白华关（见明史地理志）。 明朝经276年进入清朝。清初沿明制，卢氏仍隶属河南府；雍正二年划归陕州直隶州。陕州直隶州领县三：灵宝、阌乡、卢氏，在州西南百四十里。卢氏县西北有卢氏山。洛水自陕西洛南入，其南熊耳，禹所导，东经城，入永宁，其支蔓渠俗称闷顿岭，伊水出，东南经栾川镇入嵩。西南汤水，俗名黄沙五渡，入内乡，《水经注》出卢氏大嵩山。朱阳一镇，县驿一，州判署驻。（见清史稿，地理志） 综上所述，窃以为卢氏人是地皇氏的后裔，发展成卢氏部落，由卢氏氏族部落发展为卢氏古国，建立卢氏城邑，县名源于古国名或古邑名，建县之初治于卢氏邑三角城，后迁今址。建县两千年来，县名未变，城址有迁，辖境渐小，隶属代有更易。由于涉猎有限，材料不足，确当与否，愿听方家指正。 事实表明，西汉初置县时，行政区域就包含有两个部分，即中心区域和附属区域。可以肯定，西汉初置卢氏县的中心区域就是卢氏盆地。卢氏盆地北有崤山，南为伏牛山，东为熊耳山。这个整体的命名，必然依据整体中心区域的特有称谓而定。卢氏盆地的特有称谓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卢氏。 卢氏作为地理名词最晚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就已经形成，且广泛使用。从卢氏县境内出土的卢氏布、卢氏涅金等古钱币来看，这些古钱币上铸有“卢氏”，表明卢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出公十九年（公元前456年），“韩庞取卢氏城”。卢氏城的存在，揭示了卢氏作为地理名词所表示的概念或地域（中心区域和附属区域）已经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接受和使用。可见，卢氏作为地理名词使用的时代要远远早于卢敖“亡而不返”在秦为博士的秦始皇时代。因此，汉武帝初置县时，命名为卢氏，与卢敖得道成仙无关。 再看商周之际，邦国数目锐减，尽管有荒诞不经的成分，但是也表明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即各个部族、氏族正在逐渐融合，演变成较大的国家或独立的部落联盟。作为部落（或氏族）的氏，也随着历史的潮流而演化成国名。根据朝代的代名词的构成部分，“古国名，朝代名均系于氏”，如无怀氏、葛天氏、夏侯氏等。那么，“卢”与“氏”为什么不能构成一个古国名呢？
卢氏古八景
东涧瀍桥
位于卢氏县城东门口，古“文华门”前及东沙河（古称涧河）上。古时，卢氏城东门有护城河亦称瀍河，河上架有木板吊桥。桥下水清见底，行人往来桥上，身影倒映水中，甚为好看。东临有涧河并行南流入洛，东北有虢台行宫，东过涧河有万寿宫（后人称蛮子庙），古柏苍翠，风景宜人，故被誉为卢氏古八景之首。
高村古渡
位于卢氏县城东1.5公里处，与高村毗邻，故称“高村古渡”。高村古渡系卢氏四大古渡口之一，称“永济津”。1960年洛河大桥建成，渡口废。古时，此渡口是洛河位于卢氏的主要渡口，行人络绎不绝。一叶扁舟，往来横渡，接客送货，朝暮不息；两岸杨柳依依，伏龙山、文山、武山与洛水相映。一幅青山秀水的绮丽画卷。
南寺晓钟
旧有兴国寺亦称南寺，位于卢氏县城东南洛河大桥南端，处洛水南岸高台之上与县城遥遥相对，后有伏龙山、文山相衬。寺内殿宇雄伟，古柏苍翠，寺西有一钟楼，悬一大铁钟，口阔四五尺，高六七尺，昼夜均有和尚撞钟报时，其声嗡然，余韵颤动悠扬，可闻十余公里。每当晨曦微露，薄雾罩寺之时，洛水两岸，万籁俱寂，洪钟忽鸣，声动县川，人们闻声而起，开始一天的劳作。
西霞晚照
位于卢氏县城西10公里涧北村西黄村桥处，此处称作“霞子口”。此地两山对峙，峡谷幽深，犹如石门中开。每当日掩西山，别处已无阳光，唯此山口尚有一束阳光掠过望云奄，照射到城南一村庄背后的山坡上，此村因名“照村”，此景因名“西霞晚照”。古时县城西关设有一阁，曰“观霞阁”，专观照村晚来风光。
洞庭明月
位于卢氏县城西北2公里处东留沟，古名“洞庭沟”。村里有一洞庭湖，湖北岸有一株高大月亮树，每月望日（月圆之日，一般农历十五、十六）之夜，站在洛河南岸的照村岭远眺，可看到挺拔的月亮树倒映湖中，树稍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风静湖月圆，风起月散银。
柳林烟雾
位于卢氏县城东北3公里东沙河两岸。该处土地肥沃，旧时柳树丛密，形成十里柳林，村被称做“柳林村”。此地是通往山西、陕西之大道，加上优越的地理条件，引来无数人家在此居住，逐渐形成了7、8个村庄。每到清晨，前后十数里炊烟袅袅、晨雾缭绕，烟雾交融一起，似百丈游丝飘荡，万米云锦闭空，蔚为壮观
熊山积雪
熊山即熊耳岭，位于卢氏县城南30公里处，系熊耳山脉在卢氏境内主峰，最高处海拔1569米。此山矗立群山之中，高险挺拔，山上山下，气候迥异。峰顶背阴处，积雪至夏日不化，故有“熊山积雪”之景致。今已无此观。
铁岭层云
位于卢氏县城北20公里处。光绪版《卢氏县志》载：“铁岭，为邙山之腰，其岭险峻，乃南北通衢，昔人曾置戍焉。”“在县北二十里有一杨家寨，宋将杨延钊于此屯兵……”。古时，晴日登岭展望，只见山岚似云海，云海缠绕于群峰之腰，群峰如波涛，蜿蜒起伏，一望无际。从“卢氏跗猴”到“卢氏智人”的进化。 1956年，卢氏县文化馆牛树森将拣选的一批龙骨标本寄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很快引起国家重视。第二年，中国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明镇教授亲自带队赶赴卢氏，对洛河盆地红层第三纪化石点进行调查发掘，从而使沉埋4000多万年的“卢氏跗猴”化石一朝面世。“卢氏跗猴”是中国乃至亚洲发现年代最早的灵长类代表，是研究人类进化的珍贵实物标本。 1976年，卢氏县发现4片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和2枚牙齿化石。后经中国古人类学专家贾兰坡教授鉴定，被确认为距今10万年前的“智人”化石，即真人、直立人，并根据出土地点（卢氏县横涧乡刘家岭村）命名为“卢氏智人”。1983年，由季楠（国内著名古脊椎动物研究专家）和牛树森联合署名将相关报道发表在《中国古人类学报》上，“卢氏智人”的发现被国家公诸于世，同时，也把中原文明史和卢氏文明史推至10万多年前有实物可考的旧石器时代。 1993年2月，五里川镇河南村农民修建山区公路时，发现一窝36枚恐龙蛋化石，呈单层状排列。1993年12月16日，朱阳关镇朱阳关村农民在南山坡上也发现一窝恐龙蛋化石，除损坏遗失外，有关部门收回7枚。 1995年5月，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专家李占扬来卢氏考察，在东明镇的段家窑一带发现了距今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把原“卢氏智人”10万年的历史又向前推了5万年。除此以外，卢氏有裴里岗、仰韶、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63处，其中古生物化石点22处。 上述重大的考古成果以及遍布卢氏的化石点和古遗址告诉我们，卢氏在18亿年以前，是一片深海；在距今18亿年左右，从海洋中隆起成为陆地；在中生代白垩纪后期，陆地上升为山地；在距今约1亿6千万年的中生代侏罗纪，卢氏是恐龙的天下；在4千多万年前，“卢氏跗猴”又在这里繁衍发展；到距今10万-15万年左右，“卢氏跗猴”已完成从类人猿到类猿人的质变，从能人到直立人（即“卢氏智人”）的变化。 “卢氏智人”沿袭着祖先的生存方式，生活在山顶林莽间。在木桐猿人山居住，是他们必然的选择。这里地处豫陕交界，山高林密，野兽资源极为丰富；又距洛河较近，捕食鱼虾相当方便。还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先祖们经过“巢居”、“穴居”，现在到了“洞居”时代，而这里的山体是碎片石结构，比较容易拿下。他们从远处采来青石，加工成“老君钻”，然后日复一日地用它建设自己的家。五、六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找到这么多的“老君钻”，当时凿洞的艰难可想而知。随着人类的发展，一是猿人山食物资源短缺，二是“智人”们要探寻外面的世界，于是，他们翻山西下，走向蓝田，走向西安……；向东，顺（洛河）水漂流，流向卢氏，流向洛阳…… 由此可见，卢氏是河洛文化发祥地，和北京的龙骨山一样，是中国人的故乡……为“多地起源说”提供了科考“处女地” 关于人类起源尤其是现代人的来历，在世界考古界的争议一直是沸沸扬扬的。 主流的声音是“走出非洲说”：一是除非洲外，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前20万年至5万年前的现代人实物凭证。所以说，是因为一场冰川，其他洲的人都死绝了，非洲的现代人弥漫了全世界。二是通过基因研究得知，“中国乃至亚洲人类基因库主要来源于非洲起源的现代人。”（见《健康报》2001年5月10日《亚洲人的老祖宗在非洲》）中国的亚当和夏娃在非洲。 弱势的声音是“多地起源说”：多地起源派指出：“‘走出非洲’学派的弱点在于，它判断所有当地早期人类都突然灭绝而被非洲人取代，而且早期人类间没有杂种繁殖。另外，也忽略了欧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相近时期的现代智人化石。”（见《光明日报》2003年6月16日刊登的《人类是否“走出非洲”考古新发现再引人类起源争论》）强势和弱势不是一成不变的。 1976年9月，卢氏县发现了距今10万年前的‘智人’化石，1995年5月，河南省考古专家李占扬在卢氏刘家岭智人出土地考察后，又在东明镇段家窑发现了距今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地面拣到打制石片石器多件。 2006年，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张维华教授在卢氏刘家岭等地考察后，说“这真是‘卢氏智人’生活过的宝地，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们再挖两个头骨出来！”而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沃尔波夫则以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有力地抨击了非洲起源说。 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当是指“卢氏智人”。卢氏考古成果意义非凡：其一，从恐龙到跗猴到智人，具有连续性；其二，“卢氏智人”距今10万至15万年，为亚洲在这个时代有直立人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且不说依非洲原始人的科技条件，从非洲来到中国深山老林的卢氏木桐有多难，也不说“卢氏智人”从木桐出发，顺洛河而下洛阳乃至全国有多易。先看看考古成果再说吧。解放以来，仅卢氏就发现古文化遗址63处，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0处，而全国更多：1956年2月，云南禄丰发现距今1400万年至800万年之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时的古猿已能直立行走，堪称人类的早期成员。 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发现距今约200多万年的古人类化石，考古界称为“巫山猿人”。1965年5月，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距今约170万年的古人类牙齿化石，据研究为男性直立人，它与已发现的非洲猿人标本比较差别较大，而与北京猿人较为接近。 陕西蓝田发现一颗距今约100多万年（一说80多万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属于中更新世早期。 1929年，北京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发现距今50万年前的猿人头盖骨化石，经进一步发掘研究，这里曾生活过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的“北京猿人”，以及距今10万年左右的“新洞人”、距今约2.7万年的“山顶洞人”。 此外，河南、山东、陕西、宁夏、内蒙、吉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重庆、浙江、江苏、台湾等全国各地都发现有类人猿和人类的骨骼化石。 2007年12月许昌人的发现，更是给微弱的“多地起源说”注射了强心剂，在许昌人发现之前，仅以“卢氏智人”等为根据，反驳的声音无疑显得微弱，而许昌人的发现，则给“多地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网上看到，丰都县包鸾镇有一个10万年前人类生活过的猿人洞，洞里曾发现大量的砍砸器、刮削器及动物的化石，尤其是大洞新石器遗址，还挖出过人的头骨和骨架，因探明12年却无人问津，镇长周泽希望有关部门尽早对此洞进行挖掘。 卢氏的猿人山尽管发现十多年，依然在几个小时内发现成十个石钻，如果实施科学发掘，一定会有重大发现。 所以，不是亚洲缺乏依据，而是像“卢氏智人”、“许昌人”等出世太晚，并且像丰都县包鸾镇猿人洞、卢氏县木桐乡猿人山之类的旧石器遗址，都还是“藏在深山人未知”呢？ 随着“卢氏智人”、“许昌人”的出现，“非洲起源说”已显得仓白无力。中国人类是在中国大地上独立起源连续进化而来，并且是在中国大地上多地起源融合而成的。这才是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