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秦国能一统六国，靠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此话只对一半，秦国能持续强大下去，靠的不是一个“商鞅”，而是秦国的“客卿制度”——持续不断的从六国引进、并从中选拔出需要的人才，给予重用。比如秦惠文王时的张仪，司马错；秦武王时的甘茂；秦昭襄王时的田文、范睢、蔡泽等，后面还有吕不韦，蒙敖、李斯、昌平君等等。
当然，六国也不傻，也尝试过引进人才，但六国没有形成相应的“选拔制度”，实际效果就比秦国差很多。
西周时期的选士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学校选士，二是乡里选士(乡举里选)，三是诸侯贡士。前二种是直属周王领土内对人才的选拔，后一种是诸侯上贡本国的人才，算是一种宗法制下的义务。
学校选士，是指从西周教育机构大学中选拔人才，当然能入西周教育机构的人，必定是贵族子弟。乡里选士，是通过地方基层组织推举和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不过西周的“乡”不是指最底层，而是指贵族下层。另外就是诸侯贡士，诸侯有义务向天子纳贡，向天子输送人才，这叫做“贡士”，后世科举成为‘贡举’即源于此。
西周的这一套人才制度基本没影响到秦国，因为此时的秦国还处在部落时代，直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周王许诺为诸侯国，然后再发展二百余年，到秦穆公时代，秦国才算正式进入“封国时代”，也因此，秦国本身是没有培育本国人才的教育机制的，想要发展就必需从六国争取人才。
秦国重用“客卿”的历史因素
秦国由于地处西边，与西戎少数民族混居，所以在文化上比山东五国要落后。文化上的落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秦国本国人才极为匮乏；二是秦国并没有“顽固”的公族势力。这才有“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
而与秦处于相同时代的山东诸国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它们对客卿处于排斥阶级，比如《左传 》（公元前538年）“ 单献公弃亲用羁” 结果引起单国的襄、顷二贵族的不满，杀了单献公 ；《 左传》（公元前508年）“ 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 ”，理由是巩简公用外人而不用“自己人”执政，结果导致败亡—— “《 传 》 言弃亲用疏， 所以败也。”
秦国选人才的目标相当明确——“能出奇计强秦者”，也就是说，只要对秦国的发展有利，不论其出身、国籍、所学门派，皆可来到秦国成为客卿。符合这一条的有商鞅、李斯、张仪、范雎等，但也有不符合这一条的，比如说荀子。
荀子曾到过秦国，秦昭襄王还特意与荀子见了一面，秦昭襄王得到的结论是——“儒无益于人之国”，儒家对“强秦”没什么作用，便没有重用荀子。
相比之下的楚国则混乱的多，竟然想请庄子为相。春秋战国时期，其它学说不好说，儒家与道家是铁定没能“强国”之策，儒家学说核心是复古，道家学说是复上古。在这一点上，秦王的判断是相当清醒。
另外就是郑国渠。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为间“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目的为疲秦“毋令东伐”韩。后来韩国的企图被发觉，秦国高层经过考虑，发现郑国渠确实对强秦有好处，秦国也不再阻止，反而加大资源支持郑国渠的建设。
六国人才入秦，首先的职位是“客”，想要升上秦国高层，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流程。第一步就是“傅纳以言”，即由秦王亲自面试，比如商鞅，秦孝公见了商鞅四次，商鞅前三次以帝道，王道，霸道之术游说，但均被孝公“拒绝”，第四次拿出真正的强国之道，才获孝公的青睐，由“客”升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如张仪，见了秦王立功之后，才为客卿；后面的范雎、蔡泽也是同样的晋升流程。
也就是说，客卿往往以言论和谋略见用，倘若获得秦君的赏识，便会立即擢用为客卿。不过秦国的客卿既无定员的限额，也无固定的执掌，随意性很大，客卿一职本身并不重要，如范雎不仅辅佐朝政，多次参谋兵事，还出使外国；李斯入秦前曾任某郡小吏，拜为客卿后主要掌律令。
不过当上客卿之后，就有机会冲击“百官之长”丞相一职。
第二步是“立功”程度。秦国因与西戎杂处，再加上商鞅变法，本身已形成了一套“军功晋爵”体系，即想要向高层晋升，就必须拿军功来晋级。例如张仪、范雎等人拜为客卿后，都要率兵征战，历时数载，充分历练，立下军功才得以拜相。这一程序，与商鞅变法规定的“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原则一致。不过鉴于客卿与军功授官爵不同，秦朝自秦惠王开始，就将客卿制度和军功爵制结合起来，各取所长、互为补充。
再如后面的李斯，确实没有真正领兵打过仗，不过李斯在秦国的晋升却相当严格，经历了由“客——舍人——郎——长史——客卿——廷尉一丞相”的过程。
第三步即拜相，经历了以上二步，秦国君王也确信任命的丞相有能力且非六国的间谍，可以给予充分的信任。
秦国对客卿为相者，不光是给极丰厚的待遇，也给客卿绝对的信任，用人不疑，将国政大事放手给客卿全权处理。
如“丰厚的待遇”，即给客卿封号分土，如商鞅相秦，秦孝公分商地十五邑给商鞅，号日商君；张仪相秦，秦惠王分五邑给张仪，号日武信君：范雎相秦，秦君封应地给范雎，号日应侯；吕不韦相秦，秦君封十万户给吕不韦，号日文信君。
相比之下，六国则“小气”许多，只有燕国封赵人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且不是常例，苏秦主持合纵、并相六国，只封君未封土，相当于给了一个名分。
另外就是“绝对的信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雎。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由范睢保举的将军郑安平被赵军包围投降赵国。秦昭王不仅法外施恩不予追究，反而为“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睢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
两年后，范睢保举的另一人河东守王稽“与诸侯通，坐法诛。”范睢自觉罪责深重“日益以不择”，“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假借临朝叹息“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欲以激励应侯“强起应侯”。最后以范睢自“称病笃”，荐蔡泽继任其职而作罢。
相比较而言，六国的客卿则极狼狈，比如乐毅，因换了一个君王，便无容身之地，出逃它国；赵国的虞卿几次三番建议赵王，可赵王也不听从；齐王建倒是肯重用客卿，只不过他重用的客卿是秦国的间谍。
人们常说秦国是“暴秦”，可细究秦国的人才的制度，却发现秦国非但不“暴”，反尔对人才的引进与吸收上强过六国好几倍，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