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陶渊明，我们除了折服于其诗作中处处透露的那股恬静闲雅之气，更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概了。陶渊明生于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卒于南朝刘宋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侃虽然功高，但“望非世族”，和当时的琅琊王家、陈郡谢家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陶渊明曾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见陶渊明《自祭文》)即便如此，陶渊明也曾先后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
提起提起陶渊明，我们就不得不先说说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一种历史现象。它的特点就是按照门户等级来体现士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门阀士族在政治上获得的特权主要是通过九品中正授官制而获得的。早期九品中正制的授官标准是家世、才华、品德三者并重，但是由于“裁判员"长期以来就由士族大户把持，到了后来，被考查者的才华和品德已经被忽视，家世反而成为了授官的唯一标准。在西晋的时候，朝廷在考查一个人是否能被授官，主要是依据其父祖官位的高低，而到了东晋的时候，主要依据其远祖在魏晋时期的官位。这种全凭血统而建立的社会体系也必将会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门阀制度的形成，让士族子弟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他们无须为衣食担忧，就单凭其高贵的血统便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甚至到了南朝以后，他们更以不涉世务为“清”，以有才干、办正事为“浊”，甚至以立军功为“耻”。有些士族，比如，琅琊王家的子弟，还能进而出官拜相，退而修身治学，出现了像王羲之这样的大书家；而更多的士族，连书都懒得读了，平时宽衣博带，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听到马叫声便以来老虎来了，吓得爬到床底下瑟瑟发抖，彻彻底底沦为了社会的寄生虫。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发生在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时。据沈约《宋书·隐逸传》记载，中年时的陶渊明“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亲故的劝说下，出任彭泽县令。适逢郡督邮（古代官职名）前来视察，县吏就对陶渊明说：应束带（整饰衣冠）相见。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罢，陶渊明解绶去职，从任职到去职，前后仅八十余天。当时，陶渊明已过不惑之年，“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他毅然能够因为这件小事而辞职，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因此，自东晋以来，就有人对陶渊明的这一举动表示不解，甚至认为陶渊明的这一作法完全是意气用事。唐代诗人王维虽然一生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但是他就非常不认同陶渊明解绶去职的行为。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辛辣地批评陶渊明道：陶渊明宁可不当彭泽令，也不肯向督邮折腰，却能不顾脸面到朋友家“乞食”，完全是精致的个人主义在作祟，是一种“忘大守小”的愚蠢表现。如果他向督邮折腰，就能“安食公田数顷”，何止会因“乞食”而“终身惭”呢？
其实，陶渊明愤而去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曾出任江州祭酒，其上司正是琅琊王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据史料记载，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其中有五个儿子在书法上的造诣足以载入史册。成书于北宋时期的《东观余论》曾这样评论王羲之的五个儿子：“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王凝之称得上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王凝之没有多少政治才干，在江州刺史任上，自恃拥有琅琊王氏深厚的政治背景，刚愎自用，就连他的妻子谢道韫（陈郡谢家）都鄙视他：“我想不到，普天之下，还有王郎这种人！”就凭陶渊明的暴脾气，自然难跟王凝之尿到一个壶里，不久他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
如果说，陶渊明的第一次辞职，是看不惯王凝之门阀士族的作风，而陶渊明不愿意正装拜见督邮就愤而辞职，那真有些意气用事了。或者说，陶渊明既鄙视门阀士族，又自恃自己是破落的士族家族，看不起像督邮这样的寒门庶族。
陶渊明的处世之道，并不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主张，也不符合历代统治阶级“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的统治思想。陶渊明的田园思想之所以在后世大放光彩，这也跟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的兴起，彻底打破了士族和庶族的界限，门阀士族和社会名仕失去了荫族荫客的特权。这些人就开始怀念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们的种种好处，进而也开始对陶渊明的田园思想大肆追捧。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家庭，我们或出仕为官，或耕农经商，至少要做到上不亏父母衣食，下不亏子孙教育；对社会，我们即使力量微弱，也应该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切不可学习陶渊明为追求所谓的心灵家园而愤世嫉俗，靠“乞食”度过自己的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