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人生结局都不同，或轻于鸿毛，泯人众人，浑浑噩噩一生，好似从未出现过；或重于泰山，忧天下人之忧，名垂青史，好似从未离开过。但也有一种人，他们的死如同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黯然离世，却留给后人无限的警示。
战国名人韩非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死很特别，让自己的同窗李斯背负了骂名。但事实上，李斯本不该因为韩非子的死，而背负数千年的谴责。
关于韩非之死，《史记》中有相关记载，起因是秦王嬴政看了韩非的作品后，将其视为知音，甚至发出了“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慨。为了约见韩非，秦王嬴政甚至不惜大动干戈，派兵攻打韩国，以此逼迫韩王。
韩王一向对韩非不满意，从未启用他，因为秦王苦苦相逼，不得已之下被迫启用韩非，以韩非为韩国使者入秦，面见秦王。
秦王虽然欣赏韩非的才华，韩非却并未在秦国得到重用，反而因为李斯等人的陷害，被毒死于狱中。也正是因为这段记载，导致李斯背负因嫉妒韩非才华，不顾同窗之谊，暗施毒手，害死韩非的骂名。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固然可信，但司马迁善于春秋笔法也是公认的，即便是《史记》中的部分记载，也需要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方可窥得历史真相。对于《史记》的这段记载，钱穆先生在《李斯韩非考》中就曾对这段史料提出过质疑：
“天下寧有愛好其國一公子之書，因遂急攻其國者？”
显然，钱穆对于秦王为了约见韩非而对韩国动兵之事并不相信。钱穆先生的质疑其实不无道理，有关秦王在这一年对韩国用兵的记载，即便是在《史记》的其他部分，包括《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在内，都未见秦国在这一年对韩国发起战争的记载。
如此一来，就要从其他可靠的史料中寻找答案，而《韩非子·存韩》自然就成为绕不过的史料了。
在《存韩》篇之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李斯向秦王献计，称秦国大兵压境，可以逼迫韩国和齐国就范。这是李斯给出的一个“恫吓之策”，按照这个计策，就可以兵不血刃的讹诈韩国好处。而这个“好处”，自然也包含逼迫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
这也就能够解释得通，为何在很多史料中都无法查到这一年秦国出兵伐韩的记载，因为当时秦国大军压境，却并没有对韩国发起进攻，只是以这样的办法对韩国进行恫吓。那么，即便韩国受到胁迫，又如何能够领会到派韩非为使入秦的意图呢？
《史记》中所记载的“嬴政看了韩非所写文章后，对韩非十分仰慕”的说法，大概就是在秦国大军压境之后散布出去的，韩王听闻消息以后，自然就能够领会意图，这才是韩王在此时起用了此前一直不肯用的韩非的真正原因。
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
秦国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长平之战时，范雎就曾用类似的手段，骗赵国起用了赵括，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元前234年，在秦王嬴政和李斯的推动下，韩非终于以韩国使者的身份入秦。秦王与韩非见面以后，在一番交流过后，韩非的才学得到了秦王的认可，但秦王却并未立即重用韩非。
据《资治通鉴》记载，正因为这片刻的延误，李斯得知了秦王嬴政对韩非的赏识，所以他对韩非起了嫉妒之心，因为担心韩非未来动摇自己在秦国的位置，所以在秦王面前出言陷害韩非入狱。
李斯与秦王交谈时，称韩非是韩国公子，始终不会全心全意为秦国所用，为了避免留下后患，应该将韩非除掉。对于李斯的建议，秦王嬴政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李斯这才把毒药送给韩非，逼他自尽，并不允许韩非面见秦王。
王以为然，下吏治非。——《资治通鉴》
李斯和韩非是同窗，他们都是同时期的顶尖人才，却又不尽相同。李斯是实干派，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韩非则更偏向于理论派，却并非空谈家，他是有真才实学之人，更可以称之为“法家”集大成者。
如果韩非这样的人才能够真心投靠秦国，为秦王嬴政效力，对于秦国而言绝对是如虎添翼。况且，为了促成韩非入秦，秦王和李斯是花了心思的，难道真的因为李斯几句话，就让秦王嬴政改变了主意，同意李斯杀韩非了吗？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秦王嬴政乃千古一帝，自继承王位以来，到最终一统天下，始终表现出超凡的能力。尤其是在招贤纳士方面，秦王嬴政虚怀若谷，能容人所不能容。当时许多在秦国效力的人才，都不是秦人，这都得益于秦王嬴政的胸怀。
其他人暂且不谈，为秦国修建郑国渠的郑国，同样是来自韩国，甚至还是一位韩国派来的“间谍”，他入秦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韩国实施“疲秦之计”。秦王嬴政识破郑国的真正意图后，并未处死郑国，反而继续信任郑国，这才成就了郑国渠，使关中沃野千里。
那么，秦王嬴政为何容不下韩非呢？因为韩非的身份乃韩国公子，与郑国的身份截然不同，他虽然一直未受韩王起用，却依然心系韩国，此心难改。为了替韩国拖延时间，韩非向秦王献策时，提出了“灭赵存韩”之策。
秦国东扩已成必然之势，秦国之志乃一统天下，而非称霸天下，又岂能独存韩国？而且，韩国的地理位置乃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若弃韩伐赵，实属不智之举。
笔者之所以这样说，并非空谈，纵观此前山东诸国五次联合攻秦，韩国没有一次缺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韩国处于山东诸国大军攻秦的咽喉要道，韩国没有不出兵参与的理由。相反，秦军若想攻灭山东诸国，掌控韩国疆土，实乃重中之重。
韩非是何等人才，又岂能不知如此道理？但他身为韩国公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入秦后苦劝秦王伐赵存韩，还谎称韩国始终臣服于秦国，无非是盼望着为韩国争取些时间。
秦王何等聪明，自然不会被这样的话所哄骗，两人交谈时虽然并未说破，秦王却也通过此事明白了韩非的心意，正如李斯所言，他终究是不会一心投靠秦国，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的始终是韩国。
正因为如此，秦王虽然对韩非十分仰慕，却在见面以后并未立刻重用韩非。也正是在此期间，李斯向秦王进言，提出要除掉韩非，以免放虎归山，成为后患。秦王这才同意了李斯的提议，才有了后来李斯以毒逼韩非自尽的情况出现。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新法得到多年的执行，严苛的律法在秦国早已深入骨髓。若李斯未得秦王嬴政同意，又怎敢私自入狱毒杀韩非？将此事归咎于李斯嫉贤妒能而痛下杀手，实在是错怪了李斯。
李斯这个人，早年间混迹于底层，整日想着的都是如何解决温饱。夙愿是成为一个粮仓的老鼠，可以吃饱肚子。
“食积粟, 居大庑之 下, 无人犬之忧”
李斯拜荀子为师后，依然没有丧失独立意识，经常会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李斯深谙国家之道，替秦国付出了很多，对秦国也非常忠心。秦王嬴政活着的时候，他全心全意替秦国着想，只有在胡亥登基，赵高掌权后，李斯才逐渐又转为自保的态度。
李斯毒死韩非时，动机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嫉妒韩非才能，担心韩非取代自己的地位；一种是出于对秦国利益的考虑，避免韩非回国，日后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劲敌。
从李斯替秦王嬴政出谋划策，逼韩非入秦来看，他并非嫉贤妒能之人。只是后来发现韩非没有投靠秦国的意图，秦王嬴政对韩非逐渐失去信心，李斯这才提出要除掉韩非。得到秦王同意后，李斯才对韩非动手。
至于李斯为何不给韩非面见秦王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此事本来就是秦王嬴政授意，若给韩非面见秦王的机会，岂不是令秦王难堪？彼时，秦王若是赦免韩非，难免会养虎为患；秦王若是亲自下令斩杀韩非，韩非当时还是韩国使者的身份，此举自然会有损秦王嬴政的名声，未来谁还敢来投奔秦国？
至于《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句“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就有些给秦王粉饰的嫌疑了，当然这样的记载也符合秦王和李斯共同的谋划，只不过终究是李斯承担了所有。当然，这也是李斯自己的选择，他愿意替秦王、替秦国付出，包括自己的后世名声。
韩非子之死，警示后人要有才有德，更要忠君爱国，即便是在韩国不得韩王起用，在国家危难之际，韩非子依然没有辱没了韩国公子的名声。
一边是富贵无边，还有大力发展自己法家思想的机会；一边是替国效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韩非子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将处死自己的难题，抛给了秦国君臣，令同窗的李斯，背负了本不该他背负的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