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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之父是谁呢(真实的“两弹之父”王淦昌:守护旧式婚姻78载,并非死于车祸谋害)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特殊的年月,总会有特殊的人物横空出世,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的王淦昌,就称得上其中的一位:13岁结婚,刚入清华大学就当上父亲;抗战时期,随学校辗转西迁,遇空袭必定随身携带一克镭;赴朝鲜战场,所乘汽车曾引来敌机轰炸;48岁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上世纪20年代的一天,江苏常熟县支塘镇,13岁的王淦昌胸挂红花,头戴皮帽,在迎亲的轿子前一蹦一跳。

当大他三岁的新娘子吴月琴迈着“三寸金莲”出现在他面前时,王淦昌的脸一下子绯红起来,她竟然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来。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医世家,家中日子还算殷实。不幸的是,在他4岁那年,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英年早逝,9年后亲爱的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年少的他成了四处飘零的乌篷船。

抚养王淦昌的任务落在在外谋生的两个哥哥肩上,外婆始终觉得家中应该有个女人来照应他,就给他相了一门亲。邻乡女子吴月琴,在少年王淦昌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勤于家务的“大姐姐”。

新婚不久的王淦昌去了上海,他考进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著名学府浦东中学。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王淦昌心中有说不出的异样感,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怕同学笑话,并萌生出“退掉娘子”的想法。

有几次,他想给外婆说出心中的苦恼,却羞于启齿。当他回到家中时,殷勤贤惠的吴月琴总是热情地嘘寒问暖,端茶盛饭,他看见那个像模像样的“家”时,话到嘴边总是憋了回去。

1925年,王淦昌考取清华大学,进校半年后他就有了女儿王慧明。

30年代初,王淦昌考取赴德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家中兄长却劝他赶紧找个工作养家糊口,王淦昌犯难了。

夜里,他对妻子说不去德国了,就留在国内安心过小日子。妻子轻轻捂住他的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王淦昌感动不已,两颗年轻的心紧紧依在一起。

他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此间,王淦昌曾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但未引起导师的重视。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照他的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借此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奖失之交臂。

王淦昌深深思念着祖国和支塘镇上的亲人,思念着家中的“小脚女人”和几个孩子。博士刚一毕业,他就毫不犹豫地回到灾难深重的国土。

最初在山东大学执教,一年后受竺可桢校长的邀请,他携妻子来到浙江大学。浙大学子听说来了位28岁的留德博士,抢着选修他的课程甚至不惜去“蹭课”,以求目睹这位该校最年轻的教授。

这其中就有一位浙大的女才子,她像“追星”一样,熟知自己偶像在德国时的种种辉煌。直到有一天,当她发现导师身边有位相依相伴的“三寸金莲”和几个孩子时,终于忍不住向其表白:

“这不公平!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女学生志在必得。

王淦昌听后一惊:“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怎么,你胆怯了?”

“不,我已经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王淦昌苦口婆心相劝,指明彼此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

彼时正处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往后方,王淦昌染上肺结核,薪水也停发数月,一家七口日子甚是艰辛。

勤劳善良的吴月琴二话不说,挽起裤管开始在荒坡边开垦菜地,并养了一群鸡和三只奶羊,她听说羊奶能治疗丈夫的肺结核。

竺可桢校长赞叹道:“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啊。”

看见妻子这么辛苦,王淦昌对妻子说,这些苦活儿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你还要带孩子,还要洗衣做饭,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羊,就这么说定了。

从此,每逢有课的日子,师生们总会看见这位年轻教授一手夹着讲义,一手牵着奶羊,朝教室走去。

来到上课的寺庙前那片绿油油的草地前,王淦昌把羊拴在那儿,让它自个儿寻食,然后则走进庙里为学生上课。

这成了浙江大学流传甚远的一段佳话。

王淦昌在授课之余,不忘科学研究,他曾在艰苦的环境下提出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但囿于条件限制,遂将该方案写成论文发表。后来,阿伦又参考这一方案,写出《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五十年后,弗雷德里克·莱茵斯基于这个实验发现了中微子,荣获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奖擦肩。

日军投降后,浙大迁回杭州。前文中那个“浙大才女”面临毕业,她双眼含泪来到导师面前,深情地道了一句:“我会用心记你一生一世”,然后凄然离去。

转眼到了抗美援朝时期,美国人的一种炮弹威力很大,有人怀疑这是原子炮。王淦昌临危受命,带人奔赴朝鲜战场,他们制作了一个探测放射性的装置,经过确认,这只是敌人的一种气浪弹。

1956年,王淦昌奉命来到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他带领周光召等一批年轻人,仅用三年时间就获得一项惊世发现: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例负超子。

军功章也有吴月琴的一半。原来,周恩来总理为了王淦昌能专心工作,特意安排吴月琴千里迢迢赶赴苏联,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这个人地两生的地方,吴月琴任劳任怨,负责起他的生活后勤工作,甚至回到家连一块帕子都不会让他动手洗。

胜利的喜悦尚未消散,王淦昌接到国内密电,匆匆回国“领受新的任务”,那就是秘密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回到北京的王淦昌改了名字,叫“王京”,从此那个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吴月琴半年后从苏联回到家中,发现丈夫整天神神秘秘,来无影去无踪,问他什么也不说,她的心中泛起丝丝涟漪。

除夕的青海金银滩草原,格外寒冷,年近花甲的王淦昌想起了远方的妻子儿女,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心中百般感触。

这时候,邓稼先端来一盘热乎乎的饺子,还有一壶热酒,走进他的帐篷。

“王淦昌同志,学生干了!”邓稼先举起一只酒杯,扬起脖子一饮而尽。

“你,你,你叫我什么?”王淦昌都快忘记这个名字了。

邓稼先笑了笑:“王淦昌!”

“王淦昌,王淦昌,王淦昌……”“王京”反复念叨着,脸上挂着泪水。

家中的孩子们早已习惯了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长期得不到父亲的关爱,使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和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当孩子们问爸爸去哪儿了时,吴月琴就会半嗔半笑地说:“他在邮箱里”,因为他们给他写信时总是“某信箱,王京同志收”。

1964年,王淦昌终于回到北京,他高兴地带着妻子去看新闻纪录片,是关于我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的场景,吴月琴满脸疑惑:“淦昌,你怎么会在那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

吴月琴起初还有些埋怨,当她得知连邓颖超同志都不知道这一工作时,心中的阴云顿时消散,她默默地揩去眼角的泪水。

“王京”这个名字用了17年,也就是说他隐姓埋名17年。在这17年里,吴月琴不离不弃,相知相伴,一手拉扯5个孩子长大,并将他们全部送进了大学的校门。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大儿子王懋基,因为和同事发现了大庆油田,后来曾获得国家突出贡献奖。

王淦昌曾笑言自己的后代不够出色,那是因为他是一座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他的光芒遮住了后人的成就。

90年代,王淦昌收到一封神秘来信,曾经的“浙大才女”60年后再次出现,她在信中诉说了西子湖畔一别后的风雨人生:曾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丈夫亡故,晚年正在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王淦昌、吴月琴邀请“浙大才女”来家中做客,昔日的风华正茂已被岁月风蚀,三位老人坐在一起回忆种种过往,欢声笑语不断,窗外的阳光尤其明媚。这次分别,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1997年7月的一天,住在木樨地一幢老干楼里的已经90高龄的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去楼下散步,不料被一个年轻人骑车撞倒,经检查为右腿股骨胫碎裂,他在医院里躺了5个月。

正当王淦昌老人凭借拐杖可以勉强走路时,94岁高龄的吴月琴竟在一个夜晚也不慎摔碎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去世。曾经的旧式封建婚姻,让这两人走到了一起,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同迈过78年的艰辛历程,就连最后承受伤痛也偶合般地均为右腿股骨胫,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巧合?

1998年10月12日,王淦昌走完91岁的辉煌人生,追随他的爱妻而去,家人悲痛,举国悲痛。

“两弹之父”的阖然离世,自然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有人怀疑这是蓄意谋害,这一说法甚至一度占据上风。

但经王老后人介绍,他的死因其实是胃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妻子去世后的王老,一度变得很是沉默,当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淡淡地说:“我已经91岁了,该做的工作已经做了,虽然微乎其微,但总算没有交白卷。

“没交白卷”,这是王老对自己的评价,何等谦逊,何等淡泊,他的一生,在努力践行着自己的那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国人自然不会忘记,历史自然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