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特殊的年月，总会有特殊的人物横空出世，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的王淦昌，就称得上其中的一位：13岁结婚，刚入清华大学就当上父亲；抗战时期，随学校辗转西迁，遇空袭必定随身携带一克镭；赴朝鲜战场，所乘汽车曾引来敌机轰炸；48岁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上世纪20年代的一天，江苏常熟县支塘镇，13岁的王淦昌胸挂红花，头戴皮帽，在迎亲的轿子前一蹦一跳。
当大他三岁的新娘子吴月琴迈着“三寸金莲”出现在他面前时，王淦昌的脸一下子绯红起来，她竟然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来。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医世家，家中日子还算殷实。不幸的是，在他4岁那年，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英年早逝，9年后亲爱的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年少的他成了四处飘零的乌篷船。
抚养王淦昌的任务落在在外谋生的两个哥哥肩上，外婆始终觉得家中应该有个女人来照应他，就给他相了一门亲。邻乡女子吴月琴，在少年王淦昌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勤于家务的“大姐姐”。
新婚不久的王淦昌去了上海，他考进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著名学府浦东中学。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王淦昌心中有说不出的异样感，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怕同学笑话，并萌生出“退掉娘子”的想法。
有几次，他想给外婆说出心中的苦恼，却羞于启齿。当他回到家中时，殷勤贤惠的吴月琴总是热情地嘘寒问暖，端茶盛饭，他看见那个像模像样的“家”时，话到嘴边总是憋了回去。
1925年，王淦昌考取清华大学，进校半年后他就有了女儿王慧明。
30年代初，王淦昌考取赴德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家中兄长却劝他赶紧找个工作养家糊口，王淦昌犯难了。
夜里，他对妻子说不去德国了，就留在国内安心过小日子。妻子轻轻捂住他的嘴，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王淦昌感动不已，两颗年轻的心紧紧依在一起。
他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此间，王淦昌曾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但未引起导师的重视。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照他的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借此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奖失之交臂。
王淦昌深深思念着祖国和支塘镇上的亲人，思念着家中的“小脚女人”和几个孩子。博士刚一毕业，他就毫不犹豫地回到灾难深重的国土。
最初在山东大学执教，一年后受竺可桢校长的邀请，他携妻子来到浙江大学。浙大学子听说来了位28岁的留德博士，抢着选修他的课程甚至不惜去“蹭课”，以求目睹这位该校最年轻的教授。
这其中就有一位浙大的女才子，她像“追星”一样，熟知自己偶像在德国时的种种辉煌。直到有一天，当她发现导师身边有位相依相伴的“三寸金莲”和几个孩子时，终于忍不住向其表白：
“这不公平！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女学生志在必得。
王淦昌听后一惊：“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怎么，你胆怯了？”
“不，我已经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王淦昌苦口婆心相劝，指明彼此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
彼时正处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往后方，王淦昌染上肺结核，薪水也停发数月，一家七口日子甚是艰辛。
勤劳善良的吴月琴二话不说，挽起裤管开始在荒坡边开垦菜地，并养了一群鸡和三只奶羊，她听说羊奶能治疗丈夫的肺结核。
竺可桢校长赞叹道：“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啊。”
看见妻子这么辛苦，王淦昌对妻子说，这些苦活儿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你还要带孩子，还要洗衣做饭，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羊，就这么说定了。
从此，每逢有课的日子，师生们总会看见这位年轻教授一手夹着讲义，一手牵着奶羊，朝教室走去。
来到上课的寺庙前那片绿油油的草地前，王淦昌把羊拴在那儿，让它自个儿寻食，然后则走进庙里为学生上课。
这成了浙江大学流传甚远的一段佳话。
王淦昌在授课之余，不忘科学研究，他曾在艰苦的环境下提出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但囿于条件限制，遂将该方案写成论文发表。后来，阿伦又参考这一方案，写出《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被称为“王淦昌—阿伦实验”。五十年后，弗雷德里克·莱茵斯基于这个实验发现了中微子，荣获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奖擦肩。
日军投降后，浙大迁回杭州。前文中那个“浙大才女”面临毕业，她双眼含泪来到导师面前，深情地道了一句：“我会用心记你一生一世”，然后凄然离去。
转眼到了抗美援朝时期，美国人的一种炮弹威力很大，有人怀疑这是原子炮。王淦昌临危受命，带人奔赴朝鲜战场，他们制作了一个探测放射性的装置，经过确认，这只是敌人的一种气浪弹。
1956年，王淦昌奉命来到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他带领周光召等一批年轻人，仅用三年时间就获得一项惊世发现：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例负超子。
军功章也有吴月琴的一半。原来，周恩来总理为了王淦昌能专心工作，特意安排吴月琴千里迢迢赶赴苏联，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这个人地两生的地方，吴月琴任劳任怨，负责起他的生活后勤工作，甚至回到家连一块帕子都不会让他动手洗。
胜利的喜悦尚未消散，王淦昌接到国内密电，匆匆回国“领受新的任务”，那就是秘密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回到北京的王淦昌改了名字，叫“王京”，从此那个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吴月琴半年后从苏联回到家中，发现丈夫整天神神秘秘，来无影去无踪，问他什么也不说，她的心中泛起丝丝涟漪。
除夕的青海金银滩草原，格外寒冷，年近花甲的王淦昌想起了远方的妻子儿女，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心中百般感触。
这时候，邓稼先端来一盘热乎乎的饺子，还有一壶热酒，走进他的帐篷。
“王淦昌同志，学生干了！”邓稼先举起一只酒杯，扬起脖子一饮而尽。
“你，你，你叫我什么？”王淦昌都快忘记这个名字了。
邓稼先笑了笑：“王淦昌！”
“王淦昌，王淦昌，王淦昌……”“王京”反复念叨着，脸上挂着泪水。
家中的孩子们早已习惯了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长期得不到父亲的关爱，使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和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当孩子们问爸爸去哪儿了时，吴月琴就会半嗔半笑地说：“他在邮箱里”，因为他们给他写信时总是“某信箱，王京同志收”。
1964年，王淦昌终于回到北京，他高兴地带着妻子去看新闻纪录片，是关于我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的场景，吴月琴满脸疑惑：“淦昌，你怎么会在那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
吴月琴起初还有些埋怨，当她得知连邓颖超同志都不知道这一工作时，心中的阴云顿时消散，她默默地揩去眼角的泪水。
“王京”这个名字用了17年，也就是说他隐姓埋名17年。在这17年里，吴月琴不离不弃，相知相伴，一手拉扯5个孩子长大，并将他们全部送进了大学的校门。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大儿子王懋基，因为和同事发现了大庆油田，后来曾获得国家突出贡献奖。
王淦昌曾笑言自己的后代不够出色，那是因为他是一座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他的光芒遮住了后人的成就。
90年代，王淦昌收到一封神秘来信，曾经的“浙大才女”60年后再次出现，她在信中诉说了西子湖畔一别后的风雨人生：曾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丈夫亡故，晚年正在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王淦昌、吴月琴邀请“浙大才女”来家中做客，昔日的风华正茂已被岁月风蚀，三位老人坐在一起回忆种种过往，欢声笑语不断，窗外的阳光尤其明媚。这次分别，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1997年7月的一天，住在木樨地一幢老干楼里的已经90高龄的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去楼下散步，不料被一个年轻人骑车撞倒，经检查为右腿股骨胫碎裂，他在医院里躺了5个月。
正当王淦昌老人凭借拐杖可以勉强走路时，94岁高龄的吴月琴竟在一个夜晚也不慎摔碎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去世。曾经的旧式封建婚姻，让这两人走到了一起，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同迈过78年的艰辛历程，就连最后承受伤痛也偶合般地均为右腿股骨胫，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巧合？
1998年10月12日，王淦昌走完91岁的辉煌人生，追随他的爱妻而去，家人悲痛，举国悲痛。
“两弹之父”的阖然离世，自然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有人怀疑这是蓄意谋害，这一说法甚至一度占据上风。
但经王老后人介绍，他的死因其实是胃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妻子去世后的王老，一度变得很是沉默，当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淡淡地说：“我已经91岁了，该做的工作已经做了，虽然微乎其微，但总算没有交白卷。”
“没交白卷”，这是王老对自己的评价，何等谦逊，何等淡泊，他的一生，在努力践行着自己的那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国人自然不会忘记，历史自然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