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是为了打击魏晋以来十分严重的门阀士族垄断晋升之路的现象，正是所谓“上品无寒门，品无士族”。寒门学子想要在那个年代出头真的太难了，科举制度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譬如咱们熟悉的白居易考中了一个进士，刘禹锡也是进士及第出身，王维也是进士出身——
总之来说，通过科举从而入仕，实现阶级翻身的例子数不胜数，都说高考就像过独木桥，科举也是一样的，有的人成功登岸，有的人就会不小心掉进河里，但掉进河里不要怕，人生道路繁多，不管朝哪里出发，都是生活的方向。因此，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几个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但是因为科举失利的大人物们，看看他们在科举失利以后都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
都说这命运有时候实在捉弄人，有的人一次考试人家就通过了，接着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博得个状元。而有的人使出浑身气力，却一次不中，柳永无疑就是代表人物。他一生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结果次次不中，非但不中，还因为发了几句牢骚，惹得皇帝生气，结果改变整个人生。
柳永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当时宋真宗特别嘱咐科场官员，那些不严肃的“浮糜辞章”一律不许录用。宋真宗这道命令结果坏事了，柳永是谁啊？宋代写宋词的流行明星，最喜欢写男欢女爱之类的情感文，所以这导致柳永虽然在民间很受欢迎，叫做“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但是在晏殊这种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处于鄙视链下端的柳永却一点也不受欢迎。
第一次科举由于录文方向官方做出了调整，柳永出师不利，首战以失败告终。本来志气满满的柳永很受打击，心里难免有股怨气，于是写了一篇叫《鹤冲天·黄金榜上》的词发泄心中不满，里面有一句道是：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结果许多年后，这首词给他带来厄运。初考不中，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跑去参加第二次考试，结果还是不中。更糟糕的不仅是科场失利，柳永还情场失意，他和自己的恋人歌女虫虫（或称虫娘）闹出了感情危机。柳永可喜欢这位虫娘了，在《集贤宾》中他写道“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这次吵架之后，柳永又在《征部乐·雅欢幽会》写：
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
意思就是：虫虫呀，可不要冷落我呀，等我考上好功名，一定回来好好对待你，再不分离了——
于是不甘心的柳永为了实现对恋人许下的诺言又跑去参加第三次科考，唉，结果还是不中，反倒是他的兄长中了一个进士及第。别提柳永心中有多痛苦了，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又去参加第四次科举。继位后的宋仁宗早前听说过柳永的大名，毕竟那时候柳永在民间的名气确实很高。结果好事不来坏事来，他当年写的那首《鹤冲天·黄金榜上》给他惹来祸事。
宋仁宗看过这篇文章后，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当时柳永其实已经考中了，但是因为宋仁宗这么一句话，就把他的名字划去了，其实宋仁宗还是很喜欢柳永的词，譬如《后山诗话》中就说“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只不过因为柳永说了那么一番牢骚话，所以宋仁宗决定惩罚他一下。当时柳永听说这件事以后因此自嘲说“奉旨填词柳三变”（他原名柳三变）。
四次科考失利对柳永的打击可大了，为了生计，还被迫和自己的恋人虫虫分别，所以就有了那首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道是：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节选
从此柳永就开始了自己“失意无俚，流连坊曲”的羁旅生活。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特开恩科，对这些落考的考生大放水，柳永终于得了一个进士，估计也是宋仁宗看到他实在不容易，所以也就没有再和他计较，就录取了他。后来也不知和他的虫虫姑娘是否再度重逢。
蒲松龄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写《聊斋志异》和考试——
蒲松龄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第一次出来考童生试的时候，会取得一个县、府、道三试第一的高光成绩。但他更加不会想到，这就是自己一辈子的巅峰时刻，从此以后，这个落魄的穷秀才就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个范进一样和科举卯上了。
21岁考举人，不中；24岁再考，不中；32岁，不中；35岁，不中；48岁，一不小心内容写得太多，超过了篇幅，不中；51岁，考试犯规，不中；62岁再考，又不中；72岁，因为年纪太大，地方官为了却他的心愿，保送他到国子监，成为一名岁贡生。
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幼有轶才，老而不达，以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蒲松龄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现实版范进，但范进的运气要比他好，人范进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终于遇到自己的贵人，时来运转中了一个举人，后来还高中进士。但蒲松龄考了一辈子，直到最后才因为年纪太大，地方官员才保送他为岁贡生，四年以后，了却心愿的蒲松龄这才与世长辞。
蒲松龄为什么这么爱考试呢？其实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一辈子也是一个秀才，也是屡考不中。所以蒲松龄的父亲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了却自己的心愿，能够中一个举人或者进士，也算光耀门庭了。最后蒲松龄的父亲知道自己是没有希望了，就跑去经商，继承父亲遗志的蒲松龄从21岁开始就一直死磕考场，结果屡考不中，可谓是十分不幸了。
值得一提的是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一辈子也才是一个秀才，早年的他也是屡考不中，后来因为经历了族人争夺他父亲留下来的遗产这件事，而他又势单力薄，争抢不过，他的妻子也饱受族人的欺凌，因精神压力极大，最后生了一场大病，进而饮恨而死。在经历了这一番世态炎凉之后，吴敬梓心性大变，开始了自我放逐的流浪生活。
他从此拒绝参加科考，并致力于揭露科举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不出来从事营生，每天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生活极度穷困潦倒，经常需要靠朋友接济才能活下去，每到冬天的时候，他的住所那是寒风从窗口吹进来，又从屋顶吹出去，为了取暖，还经常和他一样穷酸的朋友出去快走散步，他们把这叫做“暖足”。他去世的时候一贫如洗，还是他的朋友们帮他收敛下葬的。
蒲松龄和吴敬梓无才吗？肯定不是，或许正像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的那样，只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罢了。
弘治七年（1494年）的时候，唐伯虎的父亲去世，随后两年以后，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和妹妹也都相继去世。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二十六岁的唐伯虎一夜白头。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有的人觉得唐伯虎早年间多少有些自作自受的成分，其实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痛苦打击之下，不难怪唐伯虎的性格开始变得怪诞。
弘治十年（1497年）科考期间，唐伯虎还和自己的酒肉朋友跑去狎妓喝酒，而且举止十分轻浮，放浪形骸，颇有一种自暴自弃的作风。所以当时的提学御史方志十分不喜欢他，于是就不录用他，后来还是苏州知府曹凤和文征明的父亲为他求情，才让他后来继续参加考试。次年考中了一个举人，后来再去参加会试的时候，因为受到徐经科场案的牵连被取消考试资格。
这场子虚乌有的科场舞弊案其实就是因为唐伯虎在京师的作风太招摇，当时他十分自信，说自己一定会高中。结果一些人就开始捕风捉影的说他和另一个人徐经（徐霞客高祖）通过贿赂主考官已经提前获得了试题，虽然最后查出来是诬陷，但是明孝宗为了平息舆论，还是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发回老家。
当时唐伯虎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感到十分羞耻，于是拒绝前往浙江当一个小吏的处理结果，自己跑回了老家。于是就有了那首《桃花庵歌》，道是：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骚，我笑他人看不穿——节选
大有几分看穿红尘的意思，此后便开始纵情声色，以卖画为生，后来还和自己的好友文征明失和，嘉靖二年去世。
此外大名鼎鼎的李时珍也是自带科考不中体质，李时珍家族是世代行医的人家。他的父亲一度担任太医，但是考虑到当时民间医生普遍待遇低下，生活相当艰苦，他父亲也没有底气说李时珍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太医。于是就不让李时珍再学医，所以14岁的李时珍就考中一个秀才。
但是他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反倒对医学很热爱，他三次跑到武昌去参加乡试，但是都没有考中。于是李时珍顺其自然的就放弃了科考，从此专心研究医学，面对儿子的选择，李时珍的父亲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让他跟随自己学医，于是就有了《本草纲目》。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大人物他们并不全然都是依靠科举出身，虽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很想高中状元。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其它道路去走，所以他们也在另一条道路上创造出不俗的成绩，譬如袁世凯两度科考也是不中，最后弃笔从戎，结果深深的影响了近代历史，也算是一个典型。
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科考不中并不全然是因为文采不足，而是由于他们的文章风格，内容不符合主考官的风格和科场的行文要求。譬如柳永就是很好的代表，柳永尽管在民间的名气很大，但是在上层士大夫之间他却并不受欢迎，就是因为他的词属于“艳词俗语”，实际上就像今天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轻蔑一样。
有一件趣事很能体现这点，柳永被宋仁宗开恩科录取以后。皇祐年间他写了一首叫做《醉蓬莱·渐亭皋叶下》的词歌颂宋仁宗，但是因为用词不当冲撞了宋仁宗，结果被宋仁宗对他“永不录用，改官他乡”。当时柳永很着急，因为他不想改官，于是就去找当时的行政长官晏殊（大词人）帮忙。
据《花墁录》记载，当时两人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晏殊问柳永说：贤俊作曲子（词）么？柳永回答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随即挖苦柳永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自春来）”。以此嘲笑柳永只会写一些在晏殊看来是低俗难登大雅之堂的词，柳永被晏殊被嘲笑一番后只好告退，可见由于艺术趣味的不同，让柳永当时遭遇了很多充满偏见的待遇。
这也是柳永屡次科考不中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文采差，而是艺术趣味和文体风格不符合当时的科场取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后来在各自的领域做出巨大的建树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