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局域性政权，后金政权本身的将士稀少和敌人的强大，决定了努尔哈赤必须采取激励儿子和部众奋勇杀敌、拼命贡献的治国策略。尤其是在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连被除非太子之位后，努尔哈赤进一步认清了“汗权”集中带给后金政权巨大的危害和致命性潜在因素，所以努尔哈赤创设“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的基本国策，并赋予该项制度以极高的权力和地位。
天命七年三月，公元1622年，努尔哈赤发布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这是努尔哈赤为死后所设计政治体制。强调“同心谋国”，共议国是，在政治上汗王与八和硕贝勒处于平等的地位，国家大事的决策，军事义务的承担，掠获品的分配，司法权的行使，都要经过八家共议才能决定。经济上的一切利益，要坚持“八分”分配的原则。对汗王的拥立或废黜，也要通过八旗共议才能决定。规定以后推举的共主称国主，不称汗，八旗贝勒称王。
努尔哈赤病逝以后，后金政权统治阶层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争斗乃至性命代价，皇太极最终得到了大多人尤其是“三大贝勒”的拥护支持，“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继承汗位，成为后金政权第二代国主。但皇太极继承汗位似乎与努尔哈赤生前对后金政权统治阶层的设定有着本质不同，《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生前并未预立汗储，只是对“八大贝勒”共治国政进行了规定：
“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庶几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由此可见，皇太极对汗位的继承虽然是满洲统治阶层大多人的意见，但如果皇太极真要独自掌管后金政权，一把把持朝政又明显违背了努尔哈赤生前对于后金政权政治制度的严格规定，所以皇太极必须继续沿用努尔哈赤时期“四大贝勒共治”的政治制度，另外，《清实录·太宗实录》也记载过皇太极对自己继承汗位的清醒认识：
“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
所以，皇太极必须继续用努尔哈赤时期“四大贝勒”的共同政治影响来初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汗位权威。《清实录·太宗实录》记载了皇太极继位以后，对于努尔哈赤时期政治制度的沿用：
“上即位以来，历五年所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
但雄心大略、权力欲望极大的皇太极肯定不会让这种严重分摊汉权的政治形式长期存在，而且皇太极和“三大贝勒”之间有着非常尖锐的矛盾：
大贝勒代善乃系努尔哈赤次子，早年便跟随在努尔哈赤身边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地位显赫，而且为正红旗旗主。褚英被废黜太子之位以后，代善一度成为公认的汗位继承人。努尔哈赤病逝以后，代善受到了儿子——岳托、萨哈廉的胁迫，再加上代善自身“夺嫡无望”的自知之明，心不甘情不愿的拥立了皇太极。
二贝勒阿敏乃系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儿子，虽然较之其他三位贝勒，他属于皇室近支宗亲，但其对后金政权汗位的垂涎似乎延续了其父舒尔哈齐的野心和期望。《清实录·太宗实录》记载了阿敏在努尔哈赤时期和皇太极时期的种种不臣之举：
“二贝勒父子欲擅离我国，往据一方自立，自皇考劝之不听。”
“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
由此可见，阿敏对于汗权乃至分裂后金政权的野心一直未死。
三贝勒莽古尔泰乃系努尔哈赤第五子，努尔哈赤第二任福晋富察氏所生，他性格暴烈、莽撞冲动，而且自恃拥立皇太极继位有功，在皇太极面前屡屡有不敬之举。
《八旗通志》甚至以莽古尔泰在皇太极面前的不敬之举为负面典型，专门就该种情况进行了约束和惩罚规定：
莽古尔泰在大凌河之战中，公然对抗皇太极，於御前露刀大不敬。
所以，虽然皇太极继承了后金政权的汗位，但“三大贝勒”对皇太极汗权权威的威胁甚至直接想“取而代之”的念头都让皇太极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才能捍卫汗权权威和地位。就此，多尔衮和多铎这一对一母同胞正式走进了皇太极的视线。
虽然多尔衮和多铎兄弟在努尔哈赤众多儿子中并不起眼，但在努尔哈赤晚年，因为对阿巴亥的宠爱，多尔衮和多铎在后金政权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成为“八大贝勒”中占据一定地位的政治势力。尤其是努尔哈赤生前曾经想要将汗位传给多尔衮以后，多尔衮和多铎虽然没有了大妃阿巴亥的庇佑，但如果加以培养和提携会很快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为了抑制“三大贝勒”对汗权的威胁和分割，皇太极开始有意培养多尔衮和多铎，着重提高两人在朝局和军队中的地位。
《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详细记载了多尔衮在皇太极时期的逐步升迁：
1、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於敖穆楞，多尔衮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
2、五年，初设六部，掌吏部事。
3、崇德元年，进封睿亲王。
4、崇德三年，上伐喀尔喀，王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复治盛京至辽河 大道。八月，命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讬将右翼，伐明。
对多铎在皇太极时期的升迁为：
1、天聪二年，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
2、崇德元年四月，封豫亲王，掌礼部事。
也就是说经过天聪朝十年的磨砺，多尔衮和多铎成为了清朝建立之初“六大亲王”中的两位，其排名分别为第三、第四位。而且在天聪十年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表明多尔衮在皇太极的提携和培养下，已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人物，成为绝对能够和昔日“三大贝勒”相抗衡的中坚力量。
皇太极有意提升多尔衮和多铎的地位，而多尔衮和多铎对于皇太极与三大贝勒的斗争也选择站在皇太极一边。
天聪四年，皇太极“以贝勒阿敏等败绩师还”，不让入城，“于十五里外立营。”后秉承皇太极的旨意，“诸贝勒大臣等议大贝勒阿敏十六罪状具奏。”借永平之败，列阿敏十六大罪状，贝勒阿敏虽“已自服罪”，“于 是 众 贝 勒 大 臣 等 合 词 请 诛，以 彰 国法。” 包括多尔衮、多铎在内的众贝勒大臣竟无人替阿敏求情，反而一致请求诛杀阿敏。阿敏刚愎自用，四面树敌，没有稳定的同盟者是此结果的重要原因。出于稳定政权，团结内部的需要，“上不忍加诛，从宽免死，幽禁之。”皇太极将阿敏幽禁，至死未放出。自此，在多尔衮、多铎等人的直接作用下，阿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
而对于莽古尔泰的处理，多尔衮和多铎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和直接支持，但在此期间皇太极和多尔衮之间的另类默契，让人看到了多尔衮兄弟对皇太极的另类支持，那就是对于皇太极清理以莽古尔泰为代表的正蓝旗势力时，多尔衮不反对、不阻止甚至用磨人的方式来拥护皇太极的决定。对于皇太极而言，这无疑是皇权集中道路上减少障碍的最佳表现。
《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记载：
大贝勒莽古尔泰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六年十二月，以暴疾卒。”莽古尔泰死后，正蓝旗旗主由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继任。天聪九年十月，德格类也去世了。很快皇太极“所属冷僧机追首莽古尔泰朋谋不轨事，削贝勒，黜宗室，爵除。”
冷僧机是谁？这位清初时期最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物，最终的归属头靠在了多尔衮的麾下，冷僧机当时对于莽古尔泰等人的告发是不是多尔衮的授意呢？而且，皇太极对于莽古尔泰的处理，很快得到了皇室宗亲们的一致认可：
“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闻之皆怒。”
这里面虽然没有多尔衮的表态，但在同年多尔衮迎娶了皇太极福晋的妹妹，在并大婚之时，皇太极给予了非常厚重的赏赐。《满文老档》记载：
墨尔根戴青贝勒去科尔沁娶汗的大福晋的妹为妻。汗的大福晋率众贝勒的福晋们迎于五里外，设大宴，入城了。
满洲贵族的婚姻是其政治地位的重要反应，多尔衮不仅迎娶了皇太极福晋的妹妹，而且迎娶时皇太极给予了很高的待遇，而正好这期间发生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事件，在多尔衮未对该事件明确表态时，皇太极的举动明显具有讨好、拉拢多尔衮之意，所以皇太极和多尔衮达成某种默契也是可能的，这样就明显减轻了皇太极惩处、兼并莽古尔泰等正蓝旗势力的阻力。
而对于代善，这个政治智慧极高的人物，眼见于此，主动做出了表态，《清实录·太宗实录》记载：
“傥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
自此，“三大贝勒”和皇太极分摊皇权，威胁皇权集中的局面，在皇太极一手扶持起来的多尔衮兄弟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下，彻底打破。皇太极成为清王朝名副其实的皇帝。
“三大贝勒”的势力被逐步消除后，皇太极改元称帝，建立清朝，其皇权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但随之皇太极和多尔衮、多铎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崇德元年，“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多尔衮封为和硕睿亲王，多铎封为和硕豫亲王。虽然多尔衮和多铎继续保持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皇太极对二者的态度则变得有所不同。对于多尔衮，皇太极表现出继续拉拢和重用，而对多铎则更多表现出压制的态度，同时防止多尔衮和多铎过于亲密，希图将多尔衮和多铎“分而治之”。
对于多尔衮，皇太极表现更多的是拉拢和重用：
《清史列传》记载，皇太极曾经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过对多尔衮的态度：
“朕爱尔过于群子弟！”
皇太极对于多尔衮的看重态度一方面在于他依然需要军事才能卓著的多尔衮于战场建立功勋，为大清建功立业甚至为清朝入关留下一个关键性的军事统帅；另一方面，他还希望借由多尔衮的势力，控制和平衡逐步崛起的满洲贵族势力，也就是旗权对于皇权的分摊。
《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记载了皇太极处理锦州大战时犯有过错的多尔衮一事：
围锦州，王贝勒移营去城三十里，又令每旗一将校率每牛录甲士五人先归。上遣济尔哈朗代将，传谕诘责，对曰：“臣以敌兵在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处牧马。若来犯，可更番抵御。是以遣人归牧，治甲械。旧驻地草尽，臣倡议移营就牧，罪实在臣。”上复使谕曰：“朕爱尔过於群子弟，锡予独厚。今违命若此，其自议之。”王自言罪当死，上命降郡王，罚银万，夺二牛录。
由此可见，对于犯下死罪的多尔衮，皇太极仍然给予充分肯定，并轻罚以堵悠悠众口，对多尔衮的袒护和另类看待，可见一斑。
但对于多铎，皇太极有着不同的考虑和态度。多铎虽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政治才能较弱，这突出表现在他行为狂悖，率性而为，缺乏政治敏感性。这些致命弱点，在皇太极看来多多非但不会成为支持自己打压旗权的中坚力量，甚至可能成为满洲贵族势力的代表，彻底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成为旗权的代表人物。所以，对于多铎，皇太极更多的是打压。
我们同样以锦州大战中的过错，皇太极对于多铎的处理，探究皇太极对多铎的不同态度，《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记载：
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经中后所，大寿以兵来袭，我军伤九人，亡马三十。多铎且战且走，夜达郑亲王所，合师薄中后所城。上统师至，敌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铎戒谕之，数其罪，下诸王、贝勒、大臣议，削爵，夺所属入官。上命降贝勒，罚银万，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寻命掌兵部。
由此可见，多尔衮对于犯错程度不及多尔衮的多铎，惩罚是非常严厉，不但将其连降三级，成为贝勒，还“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这无疑是在刻意挑拨多尔衮和多铎之间的兄弟感情，似乎想要让两人内斗，以达到自己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的政治目的。
而且，就具体实力而言，多铎自己独掌正白旗，而多尔衮和其兄阿济格两人共同执掌镶白旗；就政治倾向而言，多尔衮一直以皇太极马首是瞻，多铎则在不同场合数次表现出对皇太极的不敬甚至威胁；多铎在获封亲王后以后表现出对皇权的威胁和对皇太极的挑战。所以，皇太极必须打压和消除多铎的政治、军事势力。
清朝建立以后，皇太极对于多尔衮和多铎两人不同的态度甚至离间两人关系的做法，正是其防止两人联合使旗权壮大，形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在皇太极的直接干预下，多尔衮和多铎的关系一度陷入对峙状态，两人关系的恶化正式皇太极处心积虑经营、想要看到的最佳状态。
皇太极对于多尔衮、多铎两兄弟从拼命拉拢到分而治之的态度表现，正是皇太极面对“三大贝勒”分割汗权、旗权对抗皇权状态下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