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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语言特点 ,浅析司马迁融入的个人感情色彩

一、引子

后人对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向、杨雄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司马迁蜡像

然而,司马迁也是一个爱憎分明、又历经磨难的人,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喜好厌恶。因此,他在《史记》写作时,不经意间融入了丰富的个人感情色彩。而这一切,在《史记》的语言文字的变化上,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体现。

二、语言文字特点,表现出的强烈感情

《史记》一书中,个人感情色彩融入最多、语言文字最独特的一篇传记,当属《屈原贾生列传》,尤其是写屈原的部分,可以说是字字珠玑。

这篇传记,在语言文字风格上,有突出的三点:

1、遣词造句方面,叠字叠词、音韵和谐、韵律协调;
2、句式多变,整句散句结合,长短相间,错落有致;
3、大量使用修辞手法,表达强烈感情。

这一篇传记,司马迁在句式上用了大量的骈句,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有比喻、排比、对偶、夸张、反问、对比、通感、移情等至少十种。全文辞藻华丽,语言凄美,一气呵成,在表达方式上使用了大量的议论和抒情。

湖北屈原故里

比如下文的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简单的一个意思,作者用了大量的修辞来加强语气。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与其说这一篇史学作品《屈原列传》,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屈原颂》。与其说是写实传记,不如说是悲歌祭文,是伟人的墓志铭。

其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就是屈原临死前跟江滨渔父的对话。按常理推断,这样的对话,是后人不可知的。因此,不如说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一段神交,借渔父之口讲述了屈原的内心,衬托了其志洁行廉。

屈原塑像

很显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的笔端饱含了过多的个人感情,行文幽怨而哀惋,落笔沉痛而悲慨,怀古伤己之情汹涌而来,愤懑不平之意倾泻如注。

因为司马迁推崇屈原的斗争精神,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也十分理解和同情他的遭遇和心情,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屈原?

三、写作风格的变化,随时反映作者观点的变化

以《史记》中的列传为例,作者语言风格在不断变化,从史学角度来看,由于事件取材不同,文章的风格自然不同。

黄帝石像

对于无法考证的上古时期历史,司马迁巧妙地用神话传说的方式进行了处理。例如《五帝本纪》、《夏本纪》则多以神话传说内容为主,充满了浪漫主义风格。开篇写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写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

甚至在一些“本纪”、世家中,也适当融入了神话色彩。特别是司马迁写传奇人物出生时的异象,成为后世传记开篇的通用手法。

《史记》中两个典型的神化写法举例:《秦本纪》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而后面的七十列传,则基本全部以写实为主,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

《史记》的语言风格也不断从绚烂到简约、激昂到平淡,变化多次。

特别是对于当朝史实的记载,多了一些含蓄、婉约、隐晦,尤其是吕太后、文景二帝的本纪中表现最为明显。

孝文帝塑像

以《孝文本纪》为例,用绚丽的文字记载了汉文帝的“德业”,高度褒扬了他的“仁德”。对于他“不问苍生问鬼神”、宠爱佞臣,司马迁却只字不提,单独放在了《佞幸列传》之中。

而《孝景本纪》的文风,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全篇语言含蓄、隐晦,很少正面描写汉景帝的所作所为,却多次写了陨石、蝗灾、旱灾、瘟疫、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异象或灾害。

司马迁对于汉景帝勤俭治国、与民生息并没有太多的描写,文字平淡无奇,行文简约平铺,对于“七王之乱”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归罪于晁错的急于求成。

这两篇本纪,司马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开创了“文景之治”的两位皇帝,他对汉文帝的褒扬更胜过汉景帝,虽然通篇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我们简单可以推断出司马迁的看法:文帝施以“大德”,景帝“失道”而“少谋”。

写《酷吏列传》则多了几分激昂刚烈,甚至是恼怒谴责,在最后的评论中,对于官员的“严酷暴烈”,反复两次痛斥“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

写《滑稽列传》则充满幽默与警醒,行文生动明快,节奏紧凑;写《佞幸列传》则满篇充满讽刺与嘲讽,开篇就用了“力天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和”,正如会做事不如会来事。

《史记·佞幸列传》开篇记载: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写李广、冯唐则满篇沉郁悲慨,饱含同情与悲悯,将两个郁郁不得志之人写得栩栩如生。因为司马迁对于这两个人有深刻的认识,更与李广之孙和冯唐之子有很好的交情。

由于编写时期的特殊性(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虽刚直不阿,但仍需考虑很多因素,一些观点和态度,无法明文写实。我们可以猜测,他正是用不断变化的写作风格,来暗衬自己的态度观点。

四、称谓变化,透露出仰慕与鄙薄

《史记》中有个现象,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变换主人公的称谓。

这个现象,不仅在同一类人物、同一系列的传记中出现,甚至在同一篇的前后,都有称谓的变化,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战国四君子的传记。

信陵君魏无忌

司马迁对信陵君魏无忌是非常崇敬的,他十分赞扬他的贤德才能,赞赏他的急人之困。司马迁少年时曾到过魏国大梁废墟去凭吊,亲自去看过大梁的夷门。在《史记》中,司马迁几乎都没有直呼其名,一直称其为“公子”,连传记的名字都取为《魏公子列传》。对唯一平民出身的春申君,司马迁前篇一直都是直呼其名。

《史记·魏公子列传》开篇记载: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对卫青与霍去病的称谓,很有特点。他对卫青一直都是直呼其名,在中篇改为了“大将军卫青”,而对霍去病的称谓,则很少直呼其名,一直都是“骠骑将军”。

汉武帝与卫青、霍去病

后人一直在争论《史记》是否对卫青有一定的贬低,也曾经有人传言,司马迁因为李广之事不喜欢卫青。我们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然而在同一篇列传中,对两个同样军功显赫的人,采用不同风格的称谓,可见一些端倪。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孝文本纪》和《孝景本纪》中的称谓,前者一直称“皇帝”,后者除了出现一次“天子”,再无称谓。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司马迁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评价高低,有着千差万别,高低相差甚多。

五、语言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反映出明显的好恶

同一时代的卫青与李广,远征匈奴、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卫青,被写成了一名依靠姐姐受宠而上位的外戚,一生没有建功立业的李广却被写成了才气无双的飞将军。

卫青、霍去病陵墓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每写一次卫青的官职升迁,必跟着提一次卫子夫,司马迁似乎一直在暗示一个事实:卫青做大官,都是因为姐姐受宠。

全篇至少有三个这样的例子。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三次记载卫青升官: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

纵观《卫将军骠骑列传》通篇,司马迁语言文字平淡无奇,几乎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语,全文平铺直叙,特别强调的却是卫青的贫贱出身,以及他死后子孙丢失爵位。对于卫霍与匈奴的几场战争,没有一个描述,只留下一对简单而冰冷的数字。

这一篇传记,很明显也融入了司马迁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们无法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是什么感情,抹黑、鄙视、贬低、轻视都不太准确,可能最贴切的一个词,就是“鄙薄”。

作者似乎一直在暗示和传递一个信息:卫青一直都是因为裙带关系才能上位,而且是先做了高官,后才有军功。

李广剧照

而《李将军列传》,全篇语言文字饱含感情,事物描写栩栩如生,主角、配角的形象跃然纸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搭配,情节跌宕起伏,似乎在写一篇人物传奇故事。

全文避重就轻,用一种凄婉的语言,将读者引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思路上:李广此人箭法如神,但是生不逢时,一生难封,最终结局悲惨,全部归罪于上天命运不公。

对于李广战败被俘、装死逃跑,写成了智勇双全;对于李广公报私仇、杀死霸陵慰、残杀俘虏,统统一笔带过,而对于李广与部下同甘共苦却不惜笔墨来书写。在最后的评论中,司马迁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的谚语来形容李广。

六、总结

我们不黑司马迁,也不黑《史记》,更不会厚此薄彼,只是从语言文字的风格差异和变化上,来推测一下司马迁没有写到书里的观点,从字里行间领会一下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去感受一下这些历史人物在太史公心里的高低尊卑。

《史记》之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作者依靠深厚的文字功底,真正做到了不絜其名、不发恶声,丰富的感情却能自然流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