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向、杨雄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司马迁蜡像
然而，司马迁也是一个爱憎分明、又历经磨难的人，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喜好厌恶。因此，他在《史记》写作时，不经意间融入了丰富的个人感情色彩。而这一切，在《史记》的语言文字的变化上，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体现。
《史记》一书中，个人感情色彩融入最多、语言文字最独特的一篇传记，当属《屈原贾生列传》，尤其是写屈原的部分，可以说是字字珠玑。
这篇传记，在语言文字风格上，有突出的三点：
1、遣词造句方面，叠字叠词、音韵和谐、韵律协调； 2、句式多变，整句散句结合，长短相间，错落有致； 3、大量使用修辞手法，表达强烈感情。
这一篇传记，司马迁在句式上用了大量的骈句，用了多种修辞手法，有比喻、排比、对偶、夸张、反问、对比、通感、移情等至少十种。全文辞藻华丽，语言凄美，一气呵成，在表达方式上使用了大量的议论和抒情。
湖北屈原故里
比如下文的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简单的一个意思，作者用了大量的修辞来加强语气。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与其说这一篇史学作品《屈原列传》，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屈原颂》。与其说是写实传记，不如说是悲歌祭文，是伟人的墓志铭。
其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就是屈原临死前跟江滨渔父的对话。按常理推断，这样的对话，是后人不可知的。因此，不如说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一段神交，借渔父之口讲述了屈原的内心，衬托了其志洁行廉。
屈原塑像
很显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的笔端饱含了过多的个人感情，行文幽怨而哀惋，落笔沉痛而悲慨，怀古伤己之情汹涌而来，愤懑不平之意倾泻如注。
因为司马迁推崇屈原的斗争精神，敬仰他的高尚人格，也十分理解和同情他的遭遇和心情，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屈原？
以《史记》中的列传为例，作者语言风格在不断变化，从史学角度来看，由于事件取材不同，文章的风格自然不同。
黄帝石像
对于无法考证的上古时期历史，司马迁巧妙地用神话传说的方式进行了处理。例如《五帝本纪》、《夏本纪》则多以神话传说内容为主，充满了浪漫主义风格。开篇写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写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
甚至在一些“本纪”、世家中，也适当融入了神话色彩。特别是司马迁写传奇人物出生时的异象，成为后世传记开篇的通用手法。
《史记》中两个典型的神化写法举例：《秦本纪》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而后面的七十列传，则基本全部以写实为主，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
《史记》的语言风格也不断从绚烂到简约、激昂到平淡，变化多次。
特别是对于当朝史实的记载，多了一些含蓄、婉约、隐晦，尤其是吕太后、文景二帝的本纪中表现最为明显。
孝文帝塑像
以《孝文本纪》为例，用绚丽的文字记载了汉文帝的“德业”，高度褒扬了他的“仁德”。对于他“不问苍生问鬼神”、宠爱佞臣，司马迁却只字不提，单独放在了《佞幸列传》之中。
而《孝景本纪》的文风，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全篇语言含蓄、隐晦，很少正面描写汉景帝的所作所为，却多次写了陨石、蝗灾、旱灾、瘟疫、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异象或灾害。
司马迁对于汉景帝勤俭治国、与民生息并没有太多的描写，文字平淡无奇，行文简约平铺，对于“七王之乱”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归罪于晁错的急于求成。
这两篇本纪，司马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开创了“文景之治”的两位皇帝，他对汉文帝的褒扬更胜过汉景帝，虽然通篇没有明确提出，但是我们简单可以推断出司马迁的看法：文帝施以“大德”，景帝“失道”而“少谋”。
写《酷吏列传》则多了几分激昂刚烈，甚至是恼怒谴责，在最后的评论中，对于官员的“严酷暴烈”，反复两次痛斥“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
写《滑稽列传》则充满幽默与警醒，行文生动明快，节奏紧凑；写《佞幸列传》则满篇充满讽刺与嘲讽，开篇就用了“力天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和”，正如会做事不如会来事。
《史记·佞幸列传》开篇记载：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写李广、冯唐则满篇沉郁悲慨，饱含同情与悲悯，将两个郁郁不得志之人写得栩栩如生。因为司马迁对于这两个人有深刻的认识，更与李广之孙和冯唐之子有很好的交情。
由于编写时期的特殊性（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虽刚直不阿，但仍需考虑很多因素，一些观点和态度，无法明文写实。我们可以猜测，他正是用不断变化的写作风格，来暗衬自己的态度观点。
《史记》中有个现象，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变换主人公的称谓。
这个现象，不仅在同一类人物、同一系列的传记中出现，甚至在同一篇的前后，都有称谓的变化，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战国四君子的传记。
信陵君魏无忌
司马迁对信陵君魏无忌是非常崇敬的，他十分赞扬他的贤德才能，赞赏他的急人之困。司马迁少年时曾到过魏国大梁废墟去凭吊，亲自去看过大梁的夷门。在《史记》中，司马迁几乎都没有直呼其名，一直称其为“公子”，连传记的名字都取为《魏公子列传》。对唯一平民出身的春申君，司马迁前篇一直都是直呼其名。
《史记·魏公子列传》开篇记载：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对卫青与霍去病的称谓，很有特点。他对卫青一直都是直呼其名，在中篇改为了“大将军卫青”，而对霍去病的称谓，则很少直呼其名，一直都是“骠骑将军”。
汉武帝与卫青、霍去病
后人一直在争论《史记》是否对卫青有一定的贬低，也曾经有人传言，司马迁因为李广之事不喜欢卫青。我们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然而在同一篇列传中，对两个同样军功显赫的人，采用不同风格的称谓，可见一些端倪。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孝文本纪》和《孝景本纪》中的称谓，前者一直称“皇帝”，后者除了出现一次“天子”，再无称谓。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司马迁对于汉文帝和汉景帝的评价高低，有着千差万别，高低相差甚多。
同一时代的卫青与李广，远征匈奴、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卫青，被写成了一名依靠姐姐受宠而上位的外戚，一生没有建功立业的李广却被写成了才气无双的飞将军。
卫青、霍去病陵墓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每写一次卫青的官职升迁，必跟着提一次卫子夫，司马迁似乎一直在暗示一个事实：卫青做大官，都是因为姐姐受宠。
全篇至少有三个这样的例子。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三次记载卫青升官：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
纵观《卫将军骠骑列传》通篇，司马迁语言文字平淡无奇，几乎没有一个华丽的词语，全文平铺直叙，特别强调的却是卫青的贫贱出身，以及他死后子孙丢失爵位。对于卫霍与匈奴的几场战争，没有一个描述，只留下一对简单而冰冷的数字。
这一篇传记，很明显也融入了司马迁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们无法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是什么感情，抹黑、鄙视、贬低、轻视都不太准确，可能最贴切的一个词，就是“鄙薄”。
作者似乎一直在暗示和传递一个信息：卫青一直都是因为裙带关系才能上位，而且是先做了高官，后才有军功。
李广剧照
而《李将军列传》，全篇语言文字饱含感情，事物描写栩栩如生，主角、配角的形象跃然纸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搭配，情节跌宕起伏，似乎在写一篇人物传奇故事。
全文避重就轻，用一种凄婉的语言，将读者引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思路上：李广此人箭法如神，但是生不逢时，一生难封，最终结局悲惨，全部归罪于上天命运不公。
对于李广战败被俘、装死逃跑，写成了智勇双全；对于李广公报私仇、杀死霸陵慰、残杀俘虏，统统一笔带过，而对于李广与部下同甘共苦却不惜笔墨来书写。在最后的评论中，司马迁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的谚语来形容李广。
我们不黑司马迁，也不黑《史记》，更不会厚此薄彼，只是从语言文字的风格差异和变化上，来推测一下司马迁没有写到书里的观点，从字里行间领会一下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去感受一下这些历史人物在太史公心里的高低尊卑。
《史记》之所以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作者依靠深厚的文字功底，真正做到了不絜其名、不发恶声，丰富的感情却能自然流诸笔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