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人诟病的伟大举措
民间传说，隋炀帝杨广听闻南方有美女，为了猎艳需要，他不惜劳师动众，举倾国之力，开凿大运河，不顾百姓死活。
这是后人对杨广的误解，也是李唐为政治需要，对杨广进行的丑化。
开造大运河有其历史发展的重要性：隋朝的政权中心在北方，而大部分粮食需要靠江淮地区供应，靠陆路运输，运输量小、速度缓慢，无法满足朝廷需要，且费用十分高昂。开凿大运河后使用水上运输，在粮食数量上大大超过陆路运输，又节约了大量车马人力成本，我国河水流向是自西向东，开造大运河，利用水流可以大大节省运输的时间。其次，国家大人口多，也会在统治上带来不便，南北方自身又存在经济、人文、习惯上的差异，这又为统治带来负担。而开造大运河可加强南北方的交流融合，即为杨广了解南方、统治南方提供便利，又促进国家团结统一。加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国库充实，国家也完全有能力开造大运河。
大运河付出的历史代价和发挥的历史意义，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弊在当时，功在千秋”。大运河的开凿恩泽后世，后来的唐宋元明清都靠这条大运河发展经济，大运河开造后数百年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患。但对于还处于南北朝分裂余痛中的人们，很难接受这一浩大工程。百姓都很“务实”，这条大运河在未来会起到什么效果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只知道这条大运河对于现在的他们而言超出本身需要。杨广又是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的君王，他迫切地希望大运河能开造完成，最好是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底下的官员为投其所好，自然也加快开造的进度，而真正承受苦难的却是天下百姓。大运河的开造速度令人惊叹：周长将近六十里的新都在短短十月内便初具轮廓，大运河一期工程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用时更短，仅用五月余。
客观上说，开凿大运河没有错，错只错在杨广急于求成。
杨广的表兄弟李渊抓住修建大运河，以致民不聊生一事不断丑化他，但这一点不妨碍李渊依靠着大运河快速发展经济，杨广可谓冤枉。
唐朝皮日休曾说，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开凿大运河，至今交通都还得靠这条河，如果不是杨广开造大运河三征高丽，把他比作尧舜也不为过。
文学上的误区 “昏君”的伟大理想
在文学作品中，隋炀帝杨广自大盲目，看不起高丽这一弹丸小国，为彰显自己是天朝上国，不惜倾全国之力，征讨高丽。
这其实是对杨广的丑化，杨广征讨高丽却又不足之处，但从动机上说，他其实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气——快速发展的隋朝与同样处于上升阶段的高丽两大政权不可相容。即使杨广不出兵，高丽也断然不会容忍隋朝的蒸蒸日上。
关于高丽，有关记载不多，我们只能从语焉不详的史书中看出，高丽是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权，公元402年灭掉北燕政权，占据了辽河以东的辽东半岛，自此。高丽的版图包括整个吉林、辽宁东部，朝鲜半岛北部，现在朝鲜半岛的首都就是当初高丽的都城平壤。初时，高丽南方有百济，东南面有新罗，呈三足鼎立之势，各国连年作战，中原王朝也成了各国相争的香饽饽，各国争相向中原王朝纳贡，以求得到中原王朝的支援，后来高丽逐渐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实力强了，也就慢慢不把中原王朝放在眼里了，隋朝灭了陈后，高丽开始惶恐，因为辽东在汉晋时期是中国的领土，高丽决心和隋朝大战一场，于是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高丽也是一块心病，高丽最擅长的战术就是，敌人来打我我就躲起来，敌人退后了我就冲上去打，敌人累了我就乘胜追击，当中原王朝强大时，它缩头装孙子，年年纳贡，接受分封，然后做长远谋划，暗地积攒力量。而当中原王朝陷入内乱时，它总会重兵出击想要分一杯羹，让中原王朝头疼不已。
自隋朝开始，历代帝王在个人思想、治国方针、行事作风上各不相同，但在对高丽的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都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惜劳师动众，出重兵去征讨，可见征讨高丽不仅仅是彰显大国形象，扩张领土这么简单，而是力求安稳。
杨广征讨在征讨高丽上固然有他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没料到例如高丽人顽强反抗，例如杨玄感起兵反隋，令他不得不调兵回国救援。应该说是他事先准备不足，大意轻敌，国内又贵族离心，才导致征讨高丽失败，百姓不管原因，老账新帐一起算，高举义旗。李世民继位后一直抨击杨广征讨高丽，但出于和杨广一样的顾虑，他自己也征讨高丽，他吸取了杨广失败了的教训，他打赢了，他的儿子在登基后又对他进行了美化。
历史长河中的“昏招” 即诟病又被褒奖
嫡长制度曾被视为立国之根本，无论帝王或是百官，都对其极为重视。
为何封建君主和大臣都对嫡长制如此热衷呢？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考。
江山永远存在，历经万世都不会易主，这无疑是上至帝王下至文武百官最大的愿望，政权的平稳过渡是国家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自古，因皇族内斗导致国力丧失，从此一蹶不振的，不乏其例，春秋霸主齐桓公生前没能确立接班人，死后诸公子夺位，齐国从此衰弱，再也没能成为令八方臣服的强权。若是想要避免此类冲突，首先就要避免竞争。只要诸皇子能够安分守己，呆在各自的位置上，不打皇位的主意，就不会出现因竞争皇位而带来的血腥冲突和政治动荡。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嫡长制确实有利于皇族内部的稳定，从而达到皇权平稳过渡，避免因内斗而消耗国力的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嫡长制是好制度，一个人是否具备执政能力和他是不是嫡长子没有关系。明朝就因为嫡长制，昏君频出。但中国人的忍耐力向来很好，比起因嫡长制而频频出现昏君，由争位引发的内耗成本要大得多。因此，大臣们宁可要嫡长制出来的烂人，也不要在诸皇子中层层挑选出的精英。今人所讲的力争上游，能者居之，在当时就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用李斯的比喻，生在仓库里的老鼠终生可享用大米，而生在茅厕里的老鼠，只能吃草纸。一个人的出生决定了一切，而他也只能选择接受因出生带来的差距，永远待在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位置上。如果哪个皇子试图挑战嫡长制，必定会被大臣群起而攻之。
但帝位集天下财富和权力于一生，诱惑力巨大，皇子们离皇位又都很近，因此嫡长制又经常“逼迫”一些能力显著的皇子，挑战皇太子之位。例如隋文帝因维护嫡长制，立能力平平的嫡长子杨勇为储君，令杨广不服，杨广处处诋毁太子，最后取而代之。李渊登位后，也是出于嫡长制的考虑，立了功劳远不及李世民的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不甘心，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
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也做了。然而李世民却被誉为千古一帝，隋炀帝却被万世唾骂。论贡献，隋炀帝一点都不比唐太宗少。他成了历史的牺牲品，成为李唐王朝取得合法地位的牺牲品。倘若隋炀帝早几年去世，由他的后人为他修史，是否会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这一切，现在都只能假设罢了。
大运河的水，淌过悠悠万古，见证千年历史的变迁。是否，她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人们拷问着，历史对隋炀帝的评价真的客观吗？历史何时才能不再以成败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