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晚年客居重庆奉节，创作了《登高》《秋兴八首》等大量名作，上悯国难，下痛民穷，被后人称为“诗圣”。
杜甫出身于官宦之家，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其自小好学，“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岁书大写，有作成一囊”，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
盛唐时期，文人雅士多不囿于书斋生活，喜好游历天下。
731年，杜甫出游郇瑕（山东临沂）。次年，漫游吴越（江苏、浙江一带）。736年，再次出游齐赵（山东、河北南部）。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相约同游梁宋（河南开封、商丘一带），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
748年杜甫到长安求仕，为实现理想，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
751年，唐玄宗朝拜献祭，杜甫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等待诏命。直至755年，才被授予河西县尉（九品，主管一县治安）。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
他再无青年时代的轻狂，失去了健康的体魄，但同时磨炼出一双透视生活的眼睛。
长安十年，正是唐王朝大肆征兵、穷兵黩武的时期，杜甫看到人间疾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等现实主义作品，奠定了此后的创作方向。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西逃。七月，李亨继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杜甫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757年，出逃投奔肃宗，被授为左拾遗（谏官），很快触怒肃宗被贬，此后不得重用。
758年，杜甫到洛阳探亲。次年，邺城之战爆发，唐军大败。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杜甫感慨万千。
他为人民的不幸而悲伤，又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写出了“三吏”“三别”等饱含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
大兵之后，必有凶年。
759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北方人士纷纷入蜀避难。杜甫弃官，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岁月。
这几年间，他寄人篱下、生活艰辛，曾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名篇。
765年杜甫沿岷江南下，辗转到达夔州（重庆奉节）。
此时，杜甫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造诣都已有深厚积淀。他在孤苦异乡，想着自己一生漂泊，历经艰辛，贫病交加，无法抑制悲哀。同时，也痛感朝廷无能，心忧家国苦难。
杜甫对于战乱时局天下苍生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无尽关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饱经灾难的夔州人民。
《白帝》《虎牙行》等诗作，无不表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刻体察与关怀。《负薪行》《最能行》等诗作，更是把夔州的风土民情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关怀，对民间苦难的悲恸。
杜甫在夔州期间留下430余首诗，占其一生诗作的三分之一。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朝由盛而衰的转变，他同百姓一道体味着大厦将倾的忧虑和大厦已倾的悲凉，一生为唐王朝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奔走呼号。
他走向没落的家族留给他“读书破万卷”的积淀，青年远游和十载长安困守使他具备了“穷年忧黎元”的思想，仕途阻厄、生活窘迫，使他更大限度地感受到底层人民的悲苦。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依靠朋友们帮助才得以如“天地一沙鸥”般四处飘零。
这些经历激发了他用诗歌表达悲苦和忧虑的激情，使他创作出一部思想恢宏的“诗史”。
作为夔州诗现实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杜甫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晚唐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均受其影响，形成现实主义诗派。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江西诗派”。之后王安石、陆游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的影响。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离骚》《庄子》《史记》《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
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以人为本的情怀。
据《奉节县志（1893—1990）》记载：“庆元三年（1197年）市而归诸官，增修杜公故址，从此东屯遂为夔州胜迹。清末，知县候昌镇于东屯故址重修杜甫草堂。”
据了解，夔州纪念杜甫的草堂始建于宋朝，和成都草堂一道被誉为“东西草堂”。后在瀼西、东屯、西阁、关庙沱、鱼复五个地方先后建起杜甫草堂。
祭祀杜甫，一直是夔州最重大的人文活动。
时代变迁，瀼西祠改为夔州府衙所在地，毁于战火；关庙沱祠在清乾隆年间因山体滑坡被毁；鱼复祠在1941年日机轰炸中被毁；东屯祠于20世纪50年代被改建为草堂供销合作社，仅留下一块残碑；西阁祠因三峡库区蓄水被拆除，石像被移往白帝城山腰。
如今，杜甫纪念碑仍然伫立在草堂中学的操场一隅。
这块由安徽巡抚冯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所撰的石碑，记载着：“虽历朝历代几经战火，但祭祀杜甫香火绵绵不绝，诗圣家国忧思，千载之下仍激荡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