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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得无厌的庆亲王奕劻,大清都要亡了,他还在发国难财

奕劻乃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绵性之子,奕劻没能从老爸那儿袭爵,却从五伯绵悌那儿得了好处。

永璘死后,爵位本应落入绵性之手,无奈他太心急,为获爵位,竟向宗人府行贿,因而被剥夺了袭爵的资格,爵位就阴差阳错转给了绵悌,绵悌是永璘第五子,袭爵被降,为不入八分镇国公,后犯事,又降为镇国将军。

绵悌无嗣,奕劻过继给五伯,他死后,由奕劻袭爵,兜兜转转,奕劻总算把本属于他家的爵位给拿了回来,爵位再降一等,为辅国将军。

因级别不够,奕劻全家被道光帝从庆王府给赶了出来,转手将王府给了恭亲王奕訢,因此,这处和珅和大人的原宅摇身一变而成恭王府,奕劻则被安排进琦善原来的住宅。

琦善因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为道光厌弃,故而被查抄家产,府邸被没收,给奕劻捡了个大便宜。

从爷爷永璘的庆亲王,一路掉到辅国将军,野心满满的奕劻当然不甘心于这等爵位,更将光大家室视为自身之责任。


最后的铁帽子王——庆亲王奕劻


升迁之道:察言观色,讨好太后

奕劻自不是一般人儿,他心思缜密,擅察言观色,所谓官场之道,观察之后了然于胸。

讨好老佛爷,乃是升迁的不二法门。

奕劻最初住在西城方家园,与慈禧太后娘家为邻,奕劻能书擅画,经常替慈禧的弟弟照祥写信向太后问候,之后又与慈禧另一弟桂祥结为儿女亲家,有此一层关系,渐为太后所赏识。

有草船,又有东风,何愁借不到箭?

早有准备的奕劻,一步一个脚印,向飞黄腾达迈进。

自同治六年(1867)起,奕劻先后任蒙古都统、满洲都统、汉军都统,宗人府左右宗正及宗正,并五获崇文门正监督这一肥缺。光绪十年(1884),奕劻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事务,待创办海军,奕劻会同奕譞办理海军事务,并充任过陆军的一系列要职。

奕劻讨好慈禧,走的是双重路线:

一是拼着小命巴结太后宠幸的大太监李莲英,不停地送银子;

二是通过自己的女儿四格格摸清老佛爷喜好,四格格得慈禧宠爱,经常陪在身边,若慈禧常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喜欢什么鞋子坎肩之类,不出三天,四格格自会奉上。有如此贴心之父女,奕劻想不官运亨通也难。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劻迎来自己人生中最精彩的华章,受封为庆亲王,世袭罔替,乃有清一代第十二位铁帽子王,亦是最后一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奕劻出任军机处首席大臣,成为清末第一权臣。


内政外交:镇压义和团,交好列强

若以为奕劻只是个察颜观色的主儿,便大错特错。

于清末的满洲贵族当中,奕劻乃极少数持开放姿态的人物。

他与恭亲王奕訢一样,在清政府与强大的外国势力较量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愿意采用更务实的方式,与西方列强处理关系,而非与之对抗,致政局到无法收拾之地步。

话说义和团运动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目标直指各地的洋人和教堂,被各国使节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方才安心,他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强烈要求清政府予以镇压。奕劻处于外交第一线,深知形势之严峻,若任由事态发展,必一发而不可收。

为此,奕劻领衔上奏,请求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清廷根据奕劻等人的奏请,发布上谕,“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直隶、山东地方政府接谕后,尽力贯彻旨意,无奈义和团发展迅猛,一时竟无法遏制。各国公使见状,遂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恫吓,称若不尽力镇压,必对大清国动武。

有外交的巨大压力在身,决定了奕劻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尽力围剿,保护教堂和洋人。

而慈禧对义和团的政策,却一直处于模棱两可和变化当中,及至到庚子年的六月,她召集众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结果却是主抚派占了上风,会议的结论是:不剿灭义和团,要利用其力量,以此来牵制洋人。

慈禧打定了招抚的主意,令一向主剿的奕劻陷入极度尴尬孤立无援的境地。

以奕劻个性,当然不会和太后对着干,更不会犯颜直谏,只是眼下形势迫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试着将俄国公使的函件,以奏折附件形式呈给慈禧,意在表明得罪列强的后果之严重程度,慈禧置之不理。奕劻碰了钉子,被冷落一旁,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陷入沉默当中,静观时局变化。

即便之后数次参加与义和团相关的御前会议,他也是一言不发。

深谙官场生存之道的奕劻,在这般特殊情形之下,决不会自讨没趣。而袁昶等五大臣,则因为犯颜直谏,而被慈禧处死。

义和团进京后,大肆捕杀洋人,八国联军悍然出兵,致形势急转直下,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于此紧急情形,奕劻临危受命,重被推向前台,与李鸿章一起,和列强进行交涉,最终签订《辛丑条约》,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款,便是惩办“祸首”,主抚派诸大臣悉数获罪,或自尽,或流放。

与各国谈判时,奕劻尽力为慈禧辩护,令她躲掉“祸首”的罪名,逃脱过列强的惩罚。

自此后,慈禧对奕劻更为信任;而谈判的结果,八国亦颇满意,庆亲王因而成为列强亲近的外交家。

奕劻处理政事,就能力而言,虽与恭王奕訢相差甚远,但在皇族当中,也算有识见的人物。

比如,沈家本改革大清律法,与世界司法接轨,奕劻亦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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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之道:唯钱是从,索贿之王

贵为最后的铁帽子王,奕劻权势显赫,当是清末第一权臣。他不只地位显赫,而且是清末首富,财产冠绝天下,纵然无法与世界首富的和珅和大人相比,但也肯定进得了全球富豪榜的榜单。别的不说,光他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就有120万两白银之多。

至于奕劻到底有多少钱,并无权威资料。和珅巨额家产所以大白天下,乃因为被抄家故,而奕劻无此经历,自然无人知道他财富的准确数字。

奕劻生财之道,大约有二:

一是索贿受贿,给钱就要,来者不拒;

二是巧立名目,什么名目?比如大办生日会收取礼金等等。

奕劻索贿受贿的主要手段是鬻官卖爵。大多是暗中偷卖,有时也明码标价。时人评论说,

“庆王弈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开公司卖官者,奕劻当为第一人,上海各新闻纸之牍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


即便到了辛亥革命,大清马上面临亡国,“老庆记公司”依然没忘了做生意。

曾有御史蒋式瑆弹劾奕劻,称其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

陈夔龙本是荣禄眼前的红人,荣禄死后,失去靠山。夫人徐氏与奕劻的女儿们相熟,奕劻的福晋认她做了干女儿,自此与英亲王搭上关系,仕途一路顺畅,升为直隶总督。陈夔龙每年送礼数万,银两之外,还有缎匹、食物、玩好等等。奕劻对陈夔龙说:“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陈夔龙则敬对说:“儿婿区区之忱,尚烦大人过虑,何以自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能送礼孝敬您老人家,那是我陈某福份。

1911年,邮传部尚书一职空缺,奕劻放出口风,售银三十万两。盛宣怀率先联络,奕劻知其身家丰厚,“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两不可”,这简直是敲竹杠。盛宣怀托人说情砍价,最终以三十万成交,奕劻提出的要求是“须交现金,不收他物”。

武昌起义后,原四川总督锡良曾自告奋勇率兵督陕,而一向卖官拢财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贿80000两,锡良为之大怒:“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


奕劻四女儿


葬送大清:与袁世凯的窃国生意

一般人向奕劻行贿,多为买官或者捞取好处,而袁世凯行贿,目标则直指大清江山,野心之大,堪称枭雄。

袁氏不动声色,长期行贿,用实际行动俘获了奕劻的心,以至于最后,奕劻几乎要将大清江山整个儿送给袁世凯。

袁世任直隶总督,庆王府大小事项,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庆王领班军机处,袁世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婚,皆由袁亲自布置,不花王府半两银子。

其实,早在奕劻进军机处之前,庆王府就已收到袁家送来的十万两白银,来人传袁的话:“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送礼不久,奕劻出任军机处。由是,人们纷纷赞叹袁氏的先见之明。

自戊戌政变后,慈禧待袁世凯日隆,数度提拔,但对这个领导着北洋新军且擅长投机的人物,慈禧亦甚不放心,当听闻袁世凯总往奕劻家里送银子,愈发起警惕之心。

前思后想,下定决心要将奕劻开缺,她先向军机大臣瞿鸿禨透露了口风,哪知这位瞿大人毫无机心,竟将这等机密之事告诉了太太,太太有位亲戚在报馆任职,这事一下子传到外国记者那儿,没几天,英国《泰晤士报》刊发了消息,称大清庆亲王不久即将离职,英国驻北京公使去找外务部,讯问,奏报到慈禧那儿,太后恼羞成怒,派铁良和鹿传霖追查,瞿鸿禨由是革职。

倒奕劻不成,慈禧将目光瞄向袁世凯,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着是升官,实是趁机解除袁氏兵权。

袁世凯是聪明人儿,即刻主动交出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

结果是令慈禧稍为安心,但她亦深知,调离袁氏,并不能立时解除他对北洋新军的实际控制,而袁世凯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立时斩断。


袁世凯


重病缠身的老佛爷,正打算一步筹划,却听闻到一个不祥的消息,说袁氏准备废光绪,推奕劻的儿子载振为帝。慈禧意识到,若果真如此,大清江山可能被袁世凯窃去,情势紧急,忙采取三项措施:将奕劻调去东陵查看工程;将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慈禧先发制人,此三措施终令大局稳定。奕劻返京后,所有大事已定,三岁的溥仪被扶上帝座,载沣封为摄政王,大权旁落他人之手。慈禧为笼络庆王,令其得世袭罔替的殊荣。

擅长玩弄权术的慈禧,再次展示了其老辣的政治手腕。

安排完这一切的第二天,1908年11月15日,慈禧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

待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形势一时紧张,袁世凯挟北洋新军自重,一方面支持共和,与革命军达成由其出任总统的协议;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奕劻等人对隆裕太后进行劝说、恫吓,最终逼迫清帝退位,成功将权力揽于一人之手。

也难怪摄政王载沣和溥仪对奕劻恨之入骨,在他们眼里,这庆亲王奕劻就是葬送大清朝的千古罪人。

事实求是地说,奕劻劝清帝退位,也算顺应历史潮流,客观上——做的是件好事。


奕劻之子载振


奕劻贪渎如此,整个庆王府上行下效,外人想要面见奕劻,没有“门包”那是打死也进不去,不管你官职大小,顶戴品级,就算朝廷大员,不出点血,根本没机会见庆亲王。

这事传到了慈禧耳朵里,奕劻害怕,赶紧着在府门口张贴告示,严禁收受门包,违者自当严办。谁知这告示并无半点作用,门包亦照收不误。

其实,若无王爷纵容,下人哪敢如此放肆?门包哪里只是门包,它还是庆王府潜规则的代名词,那意思就是,“没钱你别来”!

奕劻过七十大寿时,敛财之多,才真叫人咋舌。

1908年,逢奕劻七十诞辰,庆王府大开庆典。在此之前,庆王曾表示拒收贺礼,只置薄酒与亲友相酌,好一幅清正廉洁模样。其实,这都是庆王的表面文章。

庆王寿诞,当然是官员借机结交的好时候,各地前来进献者络绎不绝,庆王府门前热闹无比,排起长队。庆王府早已暗里做好了四个册籍,分别称福、禄、寿、喜,将送礼者按众寡厚薄分为四级:

一级记入福字册,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登记入册,另存其名手摺中;

二级禄字册,凡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登记在册;

三级寿字册,凡千金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记入此册;

四级喜字簿,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记入此册。

就是这一次生日,庆王府竟收寿礼价值100万以上,现金达50万两之多。

有人统计,奕劻卖官受贿聚敛的家财在亿两之上,超出大清国年财政收入的2000多万,其贪渎之名,更远扬国外,1911年的《泰晤士报》曾刊文报道奕劻:

“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

奕劻父子利用贪渎得来的钱财,大量购买不动产,除在全国众多地方购田外,还在北京、天津两地置办别墅多处,更在自己的王府里大兴土木,先后修建极为奢华的万字楼和大戏楼等建筑,将原来仅有160间房屋的府邸,扩充成房屋一千多间,前后共五进院落的豪华大府,一时无人能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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