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的搬迁，往往决定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一下，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的原因，以及定都洛阳的利弊。
北魏首都——平城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乘南齐武帝逝世的时机，魏孝文帝率军从首都平城（现山西大同）向南进发，准备攻击南朝齐。但天公不作美，大军到洛阳后，一直淫雨绵绵，将士们疲惫不堪，不想继续向南。孝文帝不得不屈服于将士们的意志，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此次不进行南伐，就必须迁都洛阳。大部分大臣都留恋平城的偏安，迁都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安逸的生活，千里迢迢带着家眷，随孝文帝来到洛阳重建家园。但是，相比起南伐，他们宁愿选择迁都，于是，迁都洛阳就成了魏孝文帝的既定政策。大臣们没有料到，所谓迁都，其实只是孝文帝南伐的一个步骤而已，迁都洛阳之后，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
孝文帝雕塑
魏孝文帝时，北魏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历代皇帝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与汉人政权在文化上不相上下的国家。为了从民间获得税收，太后把国家的土地分散给自己的子民播种，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分地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向人民分发田地，必须掌握人民的户籍资料。可是北魏的统治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统计和管理户籍。太后在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她开始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在县以下建立三级村民机构（三长制），由这些机构负责基层的户籍和税收管理。同时建立班禄制。班禄制、土地改革、三长制，如同环环相扣的一出大戏，让北魏的官僚制度成了当时最先进的范本。
北魏王朝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北魏也同样从落后到反超。北魏历代皇帝都很重视佛教的发展，开凿石窟，发扬佛法，南朝的佛教往往注重繁文缛节和奢侈豪华，而北朝的佛教则更注重义理和修行，在影响力上丝毫不比南朝差。北魏还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国家，由于对汉族文化的尊崇，儒教在皇家的扶持下逐渐成了气候，并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仪式感的运动。而在南朝，儒教却呈现衰落状态，到了唐代，当人们再次想回归儒教的时候，只能从北朝的传承中去学习。
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龙门石窟
在政治上，北朝的各个皇帝都很在意制定一套符合时代的法律。由于南朝继承了两汉魏晋时期的社会制度，许多利益集团已经彻底把持了政治，任何改革都不再可能。北魏却是从一块白板上新建立法律制度。结果，北朝的法律制度很快超过了南朝，不论从公平性，还是从统一性，都成了后代的样本。北魏的改革高峰随着冯太后的死亡告一段落。当孝文帝独立行使权力时，他想继承改革，却总是改得不是地方。为了表现出比冯太后更加汉化，他加强了意识形态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这些改革看上去很激进，却意义不大，只是激起了鲜卑族人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正是这些对抗，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鲜卑武士
虽然魏孝文帝其他措施不尽如人意，却有一项改革意义非凡，那就是迁都洛阳。人们往往把迁都洛阳也作为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迁都之事不是为了汉化，而是服从于战略需要。北魏平城时期，人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南北两大皇朝之间的地理错位。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而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之所以定都平城，与北魏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在建国初，北魏的对手一直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的交往并不多。但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北魏的军队却发现，如果要南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出兵的战线太长。
古都洛阳
以孝文帝的南伐为例。孝文帝在平城组织军队，亲自率军南下。平城位于现在的山西省北部，已经属于中原帝国的边缘地带。从平城南下必须首先经过太原，再从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到洛阳时，士兵们已经翻山越岭走了一千五百多里路，就算是没有大雨，也必然疲惫不堪，而此刻军队连国境还没有出去。因为首都太靠北，北魏已经吃过一系列的亏。在北魏灭亡后燕后，燕国流亡者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小国南燕，如果北魏的首都在洛阳，就很容易沿黄河向东灭亡南燕，但由于首都距离太远，出兵不便，反而让刘裕乘机北上夺得了山东。这是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边境最靠北的一次，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
北魏平城明堂
而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拥有着兵力优势，却大都因为距离太遥远，指挥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孝文帝此次迁都的目的，不是因为大雨被迫留在这儿，而是希望借助迁都来巩固北魏的南疆，并以此为基地，出发打击南朝，节省一千多里的道路。
北魏战争
孝文帝迁都两年后，再次开始了向南进军。这次进军以失败告终。更为严峻的是，虽然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决策，却由于与孝文帝一系列不必要的改革混在了一起，成了保守集团攻击的对象。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越来越严重时，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了军事。北魏分裂了。但孝文帝的迁都，却为后来的东魏和西魏打下了基础，也是从这时开始，北方从更短的用兵线出发，将战线南移，获得了绝对优势，为后来的统一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