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异姓爵位以公爵为最高（异姓封王出于特旨，并不被列入官方典章中），明代公爵俗称“国公”，而清代的公爵并不冠以“国”字，而是以“忠勇”、“谋勇”、“昭武”一类的命名。
那么同样是公爵，明代与清代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御史仔细数了一下，明代从洪武朝到崇祯朝，一共封了35个公爵（部分侯爵、伯爵死后追封的不算在内）。而且有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明代的35个公爵，主要还是集中在洪武、永乐两朝，共占了30个，宣宗、仁宗两朝未曾封过一个国公。
从英宗至明代灭亡的近两百年历史中，仅封了6人，分别是忠国公、保国公、宁国公（该封号曾封过两次）、昌国公、瀛国公。
如果要是算上南明几个小朝廷的话，那么公爵的数量就十分惊人了。可是，南明获封公爵者含金量太低，凡是手里有军队且有丁点功劳的，大致都可以获得伯以上的爵位，封赏实在过于泛滥。
清代的公爵也不轻易授予异姓贵族，但从总人数来看，显然又要比明代的获封难度要小一些，如果没记错应该是72人左右，是明代的两倍。
值得关注的是，明代35个公爵中，其中又有很多都没能熬到大明开国，比如胡大海、耿再成、张德胜、赵德胜、廖永安、俞通海、丁德兴，这七个人都死于朱元璋首次大封功臣之前。
这么算下来，有明一代仅有28个人活着的时候享受过公爵的待遇，其难度不言而喻。
清代获封公爵的人数相对较多，但其封爵的规律大致与明代相同，公爵获得者主要也是集中在清中期以前，道光以后，除了皇后的父亲外，几乎无人获得公爵。即便功同再造的曾国藩，也不过是一等侯。
《明史》中对于异姓封爵有一个说法：“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
可以看出，明代的异姓爵位获得者，必须要立下“社稷功”。所谓的“社稷功”就是指收复河山，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或是捍卫大明皇权。
“社稷功”是一个硬性标准，兵部和内阁在拟定爵位时，会进行通盘考量，甚至连皇帝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定。
当然，皇权干预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明英宗南宫复辟后，认为石亨有首功，封其为忠国公；天启朝，权阉魏忠贤的从子魏良卿无尺寸之功，也被封为宁国公。
更多的时候，异姓公爵的授予是必须要符合朝廷制度的，在和平时期，武将很少有机会在战场上立下不世之功。即便有战事，也是一些局部冲突，这样的战功不足以封公。
所以，很多公爵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的积累。比如保国公朱永早年袭了抚宁伯之后，数次战胜蒙古后进封侯爵，后来又积功进为公爵。
清代异姓封爵与明代截然相反，制度层面上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标准，文献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非军功不得予”。
“军功”有大有小，就不好定论了。而且清代的皇权高度集中，内阁、军机处作为中枢机构，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封爵或不封爵，全凭皇帝一句话。
此外，因人而异也是清代封爵的一大特色。旗人尤其是有裙带关系的贵族，获封公爵就容易得多，像遏必隆、傅恒、福康安等都属此类。相对而言，汉臣封公的难度就很大，有清一代，汉人仅有五个公爵，不可谓不稀缺。
明代的公爵广义上分为四类，具体为：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三曰奉天翊运推诚；余曰奉天翊卫推诚。
狭义来讲，第一、第二类归为一种，一般都是世袭罔替的，相对而言洪武朝的公爵等级略高，在赐给诰、券的同时，往往还会注明免死几次；第三、第四类又归为一种，一般只限于本人，如果皇帝加恩，则需额外降旨方能世袭。
实际上，明代的公爵能世袭的少之又少，洪武朝仅有魏国公徐达一家与朱明王朝相始终，其他公爵几乎都是一世而斩。成祖所封的几个公爵，情况稍微好些，至少还有四个能传至数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明代的制度不无关系。明代的公爵如果因罪被降或被削，是很难东山再起的。而且明代皇帝，向来防范外戚与勋贵集团，国公地位尊贵又实掌军权，皇帝为了保证皇权不受侵犯，自然要想方设法除之而后快。
清代的公爵等级就很好区别了，无非就是一、二、三等，但清代异姓贵族一旦获得公爵，往往都是世袭罔替，即便子孙犯法被夺，也会保留爵位，在其他子侄中择贤而袭。
所以我们能发现，清代的公爵往往都是传上几代，大部分公爵还能与持续到清代灭亡。
明代的异姓爵位与军权一般是捆绑的，公、侯、伯爵位获得者，按例都在军队中担任要职，且都要挂五军都督府衔，他们在京营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国家若遇重大战事，掌印封将的也往往是这些勋贵武将；在皇权更迭的关键时期，勋贵的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明代的最高权力核心圈中，勋贵集团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清代的公爵与职务并不挂钩，是否授予实职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不过第一代公爵获得者，往往都是朝中重要的大臣。而若是世袭公爵者，情况就很难说了，大多是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无所事事。
通过以上对比，似乎不难看出，明代的国公不论其地位还是权力，都要比清代的一等公要显赫。
当然，明代公爵与清代的不同之处，绝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四条，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