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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十三部兵法

现存的中国古代兵书达两三千部,著名的有《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为春秋末期吴国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一向被认为是古之“兵经”,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曹操以下有71人曾为之作注。唐朝杜牧在注中说:“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曹操)削其繁剩,比其精髓成此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的西汉墓中,发现《孙子兵法》残简。该书现在的存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兼》13篇,5900余字。

《孙子兵法》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它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在对古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基础上,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提出了自成体系的战略、战术理论,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同时,它对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也有所反映。

《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历代都有著录。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现有日、法、英、俄、德、捷等译本流传。

《六韬》:

《六韬》按《隋书·经籍志》注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实际为后人所著,成书约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共60篇,其中部分内容已佚失。清代孙同元、王仁俊等均辑有《六韬逸文》。

《六韬》重视政治上胜敌。在作战指导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诸侯国的进攻战,指挥专一,因情用兵。在使用兵力上,主张“必有分合之变”;围城攻邑则要集结三军。在军队建设上,要求将领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和“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要求执行严格的战场纪律。在训练方面,主张从单兵训练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成三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演习。对于作为后备兵员的农民,则要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训练,培养战斗意识,以寓兵于农。《六韬》除继承发展前人有关军事思想外,还具备许多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司马法》:

《司马法》旧题作者司马穰苴。穰苴,姓田,春秋后期齐国人,因为官至大司马,所以称其为司马穰苴。《汉书·艺文志》中礼类著录有《军礼司马法》155篇,至隋代以后,《司马法》只出现于兵家著录中了。

《司马法》本义是周朝以来治兵的典章制度,这些典章由治兵的司马掌管,历代或有增删,所记载的内容不限于一世一代,田穰苴曾任司马,掌管这些典籍之时或许曾依此法的精神结合当时的时代现状,作过一些符合实用的论述。到了战国的时候,齐威王命人整理司马法,田穰苴的论述也在其中,加上当时人们将官职与人名混叫,这部书就成了《司马穰苴兵法》了。但是,这本书的著作权应该属于历代治兵的司马,田穰苴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今本《司马法》虽然只有5篇,但其所记载的古代军礼、军法等,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和古代礼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尉缭子》:

《尉缭子》也是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一部著名典籍,北宋神宗时期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共有24篇。

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尉缭,一个是六国时代与梁惠王对话的杂家尉缭,他的著作是归于杂家的《尉缭》共29篇,也就是今本《尉缭子》中的前12篇与《兵令》上下;另一个是秦始皇十年与秦王嬴政论兵的兵家尉缭,以官为姓,他的著作是归于兵家的《尉缭》31篇,也就是今本《尉缭子》的后10篇。至西汉时期,两部《尉缭》同时传世,班固分别著录于《艺文志》中;但到了《隋书·经籍志》时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梁有《尉缭兵书》一卷”。兵家《尉缭》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散佚。到宋朝编订“武经七书”时,杂家《尉缭》也已经散佚,两书都剩残本,遂合成一书流传于世。这合成的一书就是今本《尉缭子》。

《尉缭子》和《孙子兵法》与《六韬》一样,都是正宗兵家论著,历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并且流传海外。其最早的元丰刻本如今已不得见,现存最早的是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本,我国目前所流传的版本都是根据它来影印的。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三卷,也是“武经七书”之一,是以唐太宗与李靖问答的形式来探讨军事问题,所以又称为《唐李问对》。

李靖是唐初名将,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被封为卫国公,世称李卫公。

对于《李卫公问对》的作者,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就是李靖所作;一种认为是后人整理李靖与太宗的言谈编纂而成;还有一种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撰。第一种说法由于证据太少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至今仍无定论,但现在人们多认为此书为阮逸所撰。虽然不是李靖所作,不能作为唐代史料,但并不影响它在军事思想史上的价值。

现存最早的《李卫公问对》版本是日本静嘉堂南宋浙江刻本,较为有名的批本有明代王阳明批本和张居正批本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