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有一句古话，名为“贵州文化在黔北”，这里的黔北就是遵义一带。遵义是贵州省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之一，1982年，中国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公布，全国只有24个城市入选，遵义位列其中。遵义古代的文化是辉煌的，但是在近现代的“红色文化”的掩盖之下，失去了好多个性，被人们所遗忘。遵义不仅有红色文化，还有牂牁文化、播州文化、沙滩文化，每一个时期都是在贵州处于领先地位。
遵义在春秋战国时代为鳖国，是夜郎国下的方国之一，传说古蜀国有鳖令治水，可能来自于黔北。除了市区周边以外，习水还有习国，而余庆归属于且兰国。秦朝建立后，鳖国臣服于秦，设置了鳖县，隶属于巴郡。
汉朝时期，在鳖县设置犍为郡，管理原夜郎的北部地区。前111年，且兰国杀犍为郡太守而反，犍为郡不得不迁徙到川南一带。且兰被灭后，汉朝设置牂牁郡，郡治在今黄平福泉一带，管辖整个夜郎国，鳖县也划归牂牁郡。此后，经历两汉、蜀汉、两晋、南北朝，遵义一直属于牂牁郡。
汉代时期，遵义便已经成为了贵州高原的文化高地，出现了舍人、 尹珍、盛览等文化学者，并称为“汉三贤”。舍人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被评价为"注古所未训之经，其通贯百家，学究无人"，可惜该书后来失传。盛览，字长通，著有《赋心》4卷。他师从司马相如，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
尹珍（79-162），字道真，牂牁郡毋敛县（独山）人，是贵州第一位教育家。他在早年拜许慎为师，研习五经，后来到黔北一带开馆教学。唐朝时期的播州绥阳一带曾经设立尹珍讲堂碑，今正安县毋敛坝有尹珍墓及务本堂遗。尹珍在黔北一带的地位很高，有“南域知学自珍始”之称，“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为了纪念尹珍，后来专门在正安划出一个县，名为道真。
尹珍
隋朝，鳖县之地改名朗州，到了唐朝改名播州。播州的意思为“为番之有才者”，这是对遵义地区文化的赞美。当时的正安为珍州、凤冈为夷州，皆同属于黔中道。宋朝时期，播州的土著大姓——播州杨氏逐渐走向强盛，逐渐成为了西南地区的重要力量。
播州杨氏原本是西南的少数民族，但是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杨轼时期，播州在巴蜀地区招揽士人，加速了播州教育的发展。杨粲时期，修建先庙，兴建学校，出现了养士之风。另外杨粲还立《家训十条》，告诫子孙“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奸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杨轼和杨粲的措施无疑对播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有推动作用，史料记载“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
杨粲墓：西南最大的墓葬
杨价时期，播州的文化取得了突破。史料记载他“好学，善属文”，由于播州在抗蒙战争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他也乘机向朝廷请求设科取士，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得岁贡士三人。1238，播州人冉从周以贡士资格进京参加殿试，成为播州的第一个进士，开创了播州人举进士的先河，时称“破荒冉家”。继冉从周之后四十年间，播州又有七人考取进士，分别是杨震、李敏子、白震，犹道明、赵炎卯、杨邦正、杨邦杰。《遵义府志》说“天荒之破，杨氏之功也”。
绥阳二冉
元朝时期的播州文化进一步发展。《杨氏家传》 记载杨汉英：“急教化， 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 皆量才用之”。杨汉英喜爱理学，“喜读濂洛书”，他曾经写下了《明哲要览》九十卷，成为贵州第一个理学著作。元代史学家张起岩对杨汉英评价道“挥戈如笔笔如刀， 帅间文场有此豪”。播州杨氏在黔北不断推动汉文化的传播，兴办教育，让黔北加速融入了汉文化体系，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也为后来贵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播州在唐宋时期还是贵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今天贵州省最早的寺庙都基本出现于遵义地区，如绥阳卧龙寺是贵州省至今发现的建立时间最早的寺庙。唐朝时期，播州的海通法师到乐山主持修建乐山大佛，现在早已名扬世界。
播州在宋朝末年的抗蒙战争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杨文派遣冉氏兄弟到四川合川修建钓鱼城，这座钓鱼城后来让蒙古大汗蒙哥死于此，改变世界格局。于此同时，杨文还在播州地区修建以海龙囤为核心的防御体系，目前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是贵州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播州杨氏留下的墓葬群也十分摧残，例如杨粲墓是西南地区最为辉煌的墓葬，被称为“西南的艺术宝库”。
万历时期，最后一代播州主杨应龙反。明朝调集周边六省24万军队围攻播州，这既是历史上著名的“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平播之役后，播州的土地被分裂成为了两部分，北部地区划给了四川省，为遵义府；南部地区划给了贵州，为平越府。到了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这就是遵义历史上属于四川管辖的时期，大约有127年。
播州土司灭亡后，遵义府的文化再次迎来了快速的发展。1608年，遵义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要求在遵义建立大量的大量的社学，根据《遵义府志》的对各县的社会统计为：，遵义县14所，正安州2所，桐梓县22所，绥阳县27所，仁怀县22所，共计87所。和当时贵州各府相比，遵义府建立的社学数量高居第一。明朝又在遵义府和管辖各县设置了教授、 训导、 学正等文化教育官职负责教化。学校的大量设立，推动了遵义地区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
绥阳石房子
为了填补战争后的劳动力不足，遵义向周边地区招徕移民。这些进入遵义的一名大兴家塾，教育家族子弟文化，钻研儒学，使得遵义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黎氏家族，他们迁入了遵义的新舟沙滩村，并在此开办教育，传播文化，最终兴起了著名的“沙滩文化”。当时有“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的说法。
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有黎兆勋、黎庶昌、郑珍和莫友芝等。黎兆勋主要在诗词方面取得成就，是当时贵州一流词家，在全国词坛也有名望，有《侍雪堂诗钞》、《葑烟亭词钞》传世。郑珍和莫友芝为汉学大家，两人合著的《遵义府志》，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被梁启超评价为“天下第一府志”。
两人在朴学领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莫友芝在版本目录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中国版本目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下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扛鼎之作，《韵学源流》为中国第一部音韵史专著。两人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莫友芝擅长书法，是清朝十大书法家之一。
黎庶昌是中国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曾门四弟子”之一，也是沙滩文化集大成者。从1876年起，他随郭嵩焘、曾纪泽、陈兰彬等出使欧洲5年，游历欧洲10国，考察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归国后写成了《西洋杂志》，成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他又多次被派任驻日本国大臣。由于对世界潮流较为了解，因此他主张推行了变法，可惜没有被采纳。
除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之外，同时期的沙滩村还出现了一大批的文人学士，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清朝，沙滩村的文人一共写下了221部著作，其中黎氏128部，郑氏59部，莫氏34部。这些著作以汉学为主，涵盖了教育、科技、医药、金石、书画、版本目录等。因此，沙滩文化成为了当时贵州文化最闪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