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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贵州文化在遵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果然名不虚传

在贵州有一句古话,名为“贵州文化在黔北”,这里的黔北就是遵义一带。遵义是贵州省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之一,1982年,中国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公布,全国只有24个城市入选,遵义位列其中。遵义古代的文化是辉煌的,但是在近现代的“红色文化”的掩盖之下,失去了好多个性,被人们所遗忘。遵义不仅有红色文化,还有牂牁文化、播州文化、沙滩文化,每一个时期都是在贵州处于领先地位。

一,汉三贤为代表的牂牁文化

遵义在春秋战国时代为鳖国,是夜郎国下的方国之一,传说古蜀国有鳖令治水,可能来自于黔北。除了市区周边以外,习水还有习国,而余庆归属于且兰国。秦朝建立后,鳖国臣服于秦,设置了鳖县,隶属于巴郡。

汉朝时期,在鳖县设置犍为郡,管理原夜郎的北部地区。前111年,且兰国杀犍为郡太守而反,犍为郡不得不迁徙到川南一带。且兰被灭后,汉朝设置牂牁郡,郡治在今黄平福泉一带,管辖整个夜郎国,鳖县也划归牂牁郡。此后,经历两汉、蜀汉、两晋、南北朝,遵义一直属于牂牁郡。

汉代时期,遵义便已经成为了贵州高原的文化高地,出现了舍人、 尹珍、盛览等文化学者,并称为“汉三贤”。舍人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被评价为"注古所未训之经,其通贯百家,学究无人",可惜该书后来失传。盛览,字长通,著有《赋心》4卷。他师从司马相如,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

尹珍(79-162),字道真,牂牁郡毋敛县(独山)人,是贵州第一位教育家。他在早年拜许慎为师,研习五经,后来到黔北一带开馆教学。唐朝时期的播州绥阳一带曾经设立尹珍讲堂碑,今正安县毋敛坝有尹珍墓及务本堂遗。尹珍在黔北一带的地位很高,有“南域知学自珍始”之称,“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为了纪念尹珍,后来专门在正安划出一个县,名为道真。

尹珍


二,辉煌千年的播州文化

隋朝,鳖县之地改名朗州,到了唐朝改名播州。播州的意思为“为番之有才者”,这是对遵义地区文化的赞美。当时的正安为珍州、凤冈为夷州,皆同属于黔中道。宋朝时期,播州的土著大姓——播州杨氏逐渐走向强盛,逐渐成为了西南地区的重要力量。

播州杨氏原本是西南的少数民族,但是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杨轼时期,播州在巴蜀地区招揽士人,加速了播州教育的发展。杨粲时期,修建先庙,兴建学校,出现了养士之风。另外杨粲还立《家训十条》,告诫子孙“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奸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杨轼和杨粲的措施无疑对播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有推动作用,史料记载“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

杨粲墓:西南最大的墓葬

杨价时期,播州的文化取得了突破。史料记载他“好学,善属文”,由于播州在抗蒙战争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他也乘机向朝廷请求设科取士,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得岁贡士三人。1238,播州人冉从周以贡士资格进京参加殿试,成为播州的第一个进士,开创了播州人举进士的先河,时称“破荒冉家”。继冉从周之后四十年间,播州又有七人考取进士,分别是杨震、李敏子、白震,犹道明、赵炎卯、杨邦正、杨邦杰。《遵义府志》说“天荒之破,杨氏之功也”。

绥阳二冉

元朝时期的播州文化进一步发展。《杨氏家传》 记载杨汉英:“急教化, 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 皆量才用之”。杨汉英喜爱理学,“喜读濂洛书”,他曾经写下了《明哲要览》九十卷,成为贵州第一个理学著作。元代史学家张起岩对杨汉英评价道“挥戈如笔笔如刀, 帅间文场有此豪”。播州杨氏在黔北不断推动汉文化的传播,兴办教育,让黔北加速融入了汉文化体系,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也为后来贵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播州在唐宋时期还是贵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今天贵州省最早的寺庙都基本出现于遵义地区,如绥阳卧龙寺是贵州省至今发现的建立时间最早的寺庙。唐朝时期,播州的海通法师到乐山主持修建乐山大佛,现在早已名扬世界。

播州在宋朝末年的抗蒙战争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杨文派遣冉氏兄弟到四川合川修建钓鱼城,这座钓鱼城后来让蒙古大汗蒙哥死于此,改变世界格局于此同时,杨文还在播州地区修建以海龙囤为核心的防御体系,目前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是贵州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播州杨氏留下的墓葬群也十分摧残,例如杨粲墓是西南地区最为辉煌的墓葬,被称为“西南的艺术宝库”。


三,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

万历时期,最后一代播州主杨应龙反。明朝调集周边六省24万军队围攻播州,这既是历史上著名的“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之一。平播之役后,播州的土地被分裂成为了两部分,北部地区划给了四川省,为遵义府;南部地区划给了贵州,为平越府。到了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这就是遵义历史上属于四川管辖的时期,大约有127年。

播州土司灭亡后,遵义府的文化再次迎来了快速的发展。1608年,遵义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要求在遵义建立大量的大量的社学,根据《遵义府志》的对各县的社会统计为:,遵义县14所,正安州2所,桐梓县22所,绥阳县27所,仁怀县22所,共计87所。和当时贵州各府相比,遵义府建立的社学数量高居第一。明朝又在遵义府和管辖各县设置了教授、 训导、 学正等文化教育官职负责教化。学校的大量设立,推动了遵义地区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

绥阳石房子

为了填补战争后的劳动力不足,遵义向周边地区招徕移民。这些进入遵义的一名大兴家塾,教育家族子弟文化,钻研儒学,使得遵义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黎氏家族,他们迁入了遵义的新舟沙滩村,并在此开办教育,传播文化,最终兴起了著名的“沙滩文化”。当时有“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的说法。

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有黎兆勋、黎庶昌、郑珍和莫友芝等。黎兆勋主要在诗词方面取得成就,是当时贵州一流词家,在全国词坛也有名望,有《侍雪堂诗钞》、《葑烟亭词钞》传世。郑珍和莫友芝为汉学大家,两人合著的《遵义府志》,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被梁启超评价为“天下第一府志”

两人在朴学领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莫友芝在版本目录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中国版本目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下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版本目录学史上的扛鼎之作,《韵学源流》为中国第一部音韵史专著。两人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莫友芝擅长书法,是清朝十大书法家之一。

黎庶昌是中国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曾门四弟子”之一,也是沙滩文化集大成者。从1876年起,他随郭嵩焘、曾纪泽、陈兰彬等出使欧洲5年,游历欧洲10国,考察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归国后写成了《西洋杂志》,成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他又多次被派任驻日本国大臣。由于对世界潮流较为了解,因此他主张推行了变法,可惜没有被采纳。

除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之外,同时期的沙滩村还出现了一大批的文人学士,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清朝,沙滩村的文人一共写下了221部著作,其中黎氏128部,郑氏59部,莫氏34部。这些著作以汉学为主,涵盖了教育、科技、医药、金石、书画、版本目录等。因此,沙滩文化成为了当时贵州文化最闪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