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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达则兼善天下”,但大家不要忘了前面的一句:“穷则独善其身”,也很重要。

可以讲,“达则兼善天下”是中国古代文人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文人,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年幼时,自然是由长辈们向他们灌输这一思想;等年龄稍大一点,他们便自觉地以治国为己任,认为凭个人的才能取卿相之位易如反掌,辅佐天子、平一天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居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

“修齐治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第一步。可是,能把这个第一步走好的人,又有多少?

文人们少年时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

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士子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仕途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

以崇儒著称的杜甫晚年就曾发出这种不无愤激的呼声: 儒冠多误身。

面对这些抱怨,孔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也会委屈。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

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败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自杀的多,而中国的文人自杀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 ,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子、禅宗这样的缓冲地带。

应该说,这种看法绝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不光是庄、禅,其实孔、孟也开辟了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了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如果,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会中到处碰壁的。

从屈原的一生,就可以得到许多的启发,屈原曰: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

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贾谊的遭遇也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是:

“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

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男子汉,充其量可以成为一个多情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家。

屈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用庄子思想进行自我安慰的痕迹。而贾谊有点不同,在他最为苦恼的时候,写了一篇著名的《鵩鸟赋》,借庄子思想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实际上,苏东坡本人的遭遇比屈原和贾谊更惨,屈、贾都只是被贬到长沙一带,而且贾谊还是长沙王太傅,可苏东坡却是一贬、再贬、三贬,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

但苏东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实在是因为他得力于庄子和儒家的独善思想。

苏东坡与庄子可以说是异代知音,《宋史·苏轼列传》记载: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


“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苏轼对庄学、佛学皆有极深的研究,尤其对庄子的齐万物、片面观运用自如,在他不高兴时,总能借庄子的一只眼看世界,总能在无边的痛苦中找到快乐,哪怕这种快乐只不过犹如寂寞荒凉、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视黄沙而不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根小草上,于是心中就充满了绿意和希望。

相较之下,屈原苦恼得自杀了,贾谊苦恼没有自杀,苏东坡苦恼少而愉快多。所以,他们的心态好坏是与他们心中庄学的多少相一致的。而庄子思想就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一个变种。

屈原的生活态度是宁肯撞南墙也不愿拐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执著而不知变通的处世态度可敬并不可取。因为,执著得不是地方。

屈原的一生是可敬的,也是可悲的。当然,渔父的生活态度显得太灵活了一些,有同流合污之嫌,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原则。

最好的生活态度,还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社会把你安排到了公卿的位置上,你就想公卿该想的事,做公卿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在塾师的位置上,你就想塾师该想的事,做塾师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到农夫的位置上,你就想农夫该想的事,做农夫该做的事。

一个塾师或一个农夫,做好了塾师或农夫分内的事,也就算是尽了“匹夫”之责。如果身为塾师或农夫,却非要去想公卿的事情,去做公卿的工作,这不仅是在为难自己,也是在为难社会。

屈原和贾谊的不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为“匹夫”,却硬要去承担帝师、丞相的责任,别人拒绝他们承担,他们就痛苦,就流泪,就投河去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清醒的定位,免得徒增烦恼。

当然,儒家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比如,“为尊者讳”、“无可无不可”等等,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是处世的良方。

孔子有一段话,可能对我们年轻人会有所启发: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

执鞭之士”是指手拿皮鞭在市场上维持秩序的人,在古代,这种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被视为贱役。而孔子坦率地承认,如果能够得到财富,即使执鞭之士自己也愿意当;如果不能,就去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在孔子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弑君弑父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

孟子也说过: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孔子和孟子,都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的,但他们同时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准备,并没有把治理天下看作唯一生活乐趣和生活目的,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失败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不会产生绝望情绪。

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