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本来是一个顺应历史发展，促进古代寒士公平努力进阶的人才铨选、官员选拔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1300余年的发展，成为维系社会有效运转、促进人才良性流动、政治治理达致清明的重大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西方誉为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然而由于其不能适应晚清社会的重大变局，最终以“革千年沉疴之积弊”和清帝“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上谕的形式，于1905年9月2日被彻底废除而成为历史的绝响。
宋元以后，科举制度传到越南、日本、韩国、朝鲜，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将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仿效的文官制度。孙中山先生曾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肯定，在《五权宪法》中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人们的非议，科举制也不例外。自唐至晚清，共经历了四次大争论。第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乱后，礼部侍郎杨绾、尚书左丞贾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提出，当时的考试制度不仅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而且还为安史之乱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因此主张取消进士科和明经科，令地方察举孝廉，尚书只考试经义和对策。第二次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关于科举考试的争论，王安石主张要修学校，变科举，减少虚华（如诗赋）、增加实用（如法律）；苏轼则反对改革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第三次是朱元璋于明洪武三年（1370）开始恢复科举考试，后发现通过科举选拔上来的后生没有实践能力，暂时放弃了科举，恢复了察举制度。第四次是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科举考试不合理，从八股文到考试内容都需要全面改革。可见，近代以前的历次科举改革争论，基本上发生在开国不久，但都是“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的结果。
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个典型代表，科举制度上承世官制度、察举制度，下启新式学堂。自诞生之日起，各朝都不断地陷入了变革科举的争论之中；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西方船坚炮利所带来的冲击和心理压迫日渐强烈，科举尤其是八股之害，导致了中国这一悠久的人才选拔、官员铨选制度逐渐走向了异化：科举的内容，无法为晚清社会提供能够制造轮船枪炮的技术型人才，八股的形式，无法将清末传统的士人（童生、秀才、举人和进士）培养成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新式人才。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
清末废除科举制，并不是因光绪皇帝颁布一纸上谕诏令，就迅速完成废除一事。相反，废除科举制大体经历了增设学科、议改科举、废除八股、废除科举这样四个阶段。
首先是增设学科阶段，时间上从1874年到1897年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以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为标志，海防折中首先论述了其时其势：“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由于不学之过，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其后，李鸿章认为，“以中国之大，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骤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
紧接着， 1875年2月礼部《奏请考试算学折》，此折中开篇即论述了船政大臣沈葆桢奏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臣等再四筹商，合无仰恳圣恩，特开算学一科，诱掖而奖进之，使家有其书，人自为学。”在1875年5月30日恭亲王奕訢等上奏的《择要条议海防诸议折》中，对科举考试增设算学科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李鸿章、沈葆桢等欲仿汉时诏求出使绝域人才，及宋司马光议设十科之意，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如王家璧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且以遣使一节必须预储人材，非设学局以陶熔之，开设专科以拔取之，不足以得出使绝域之才。”
其次是议改科举阶段，时间从1897年到1898年。议改科举，主要分为奏设经济特科和议改科举章程两个方面。其一，奏设经济特科，主要是以贵州学政严修1897年12月16日《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为标志，奏折开头即陈明：“时政维新，需才日亟，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其二，议改科举章程。主要体现在《礼部：议奏科场改试疏》。
再次是废除八股取士阶段，时间大约从1895年到1901年。提出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观点，突出表现在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的《救亡决论》中，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今夫生人之计虑智识，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机虑通达，审辨是非。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论语》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其二害曰坏心术。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真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其三害曰滋游手。今论者将八股取士，固未尝诚负于国家，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最后是废除科举阶段。时间是1903年至1905年，大约三年的时间。这一阶段，以袁世凯、张之洞于1903年3月13日《奏请递减科举折》为发端，奏折称：“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1904年1月13日《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为衔接，不仅要递减科举，而且要注重学堂。奏折认为科举阻碍学堂。具体表现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累之也。公款有限，全赖民间筹捐。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由于科举选才办法已经纳入学堂奖励之中，这里并不是要废除科举，而是将科举学堂合二为一。“将科举旧章量为变通，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一面照现定各学堂章程，从师范学堂入手，责成各省实力举行。”
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于1905年9月2日《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标志，奏折分析了废除科举的现实原因和国际原因。为此，建议采取了五项措施：第一，尊经学。第二，崇品行。第三，造就师范。第四，暂时不用录取没有毕业的学生。第五，为参加旧学应试的寒儒统筹出路。由于科举不停，民间普遍处于观望中，因此推广学校必先停止科举。最终，光绪帝在上谕中明确规定立即废除科举，即“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废除科举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直言说：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亲身经历的严复也曾认为“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