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视觉中国供图）
每年10月初，因为诺贝尔奖的存在，一些科学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会获得和奥斯卡影星一样的关注度。到了12月10日，在阿尔弗莱德·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举办的诺贝尔奖典礼上，每位新晋诺贝尔奖得主都会获得一枚175克重的金质诺贝尔奖章，一张由艺术家专门设计的手写证书，一份由诺贝尔基金会提供的一人独享或是由两人或三人分享的、价值约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实际上，早在两个多月前，当这些获奖人接到那通来自瑞典的电话，他们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变了。
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诺贝尔奖在今天仍是一个独特又无可比拟的存在。通过诺贝尔奖，一些人的名字就和在科学或文学等方面的成就永久结合在了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有如获得进入永恒的证书。就算对大多数无缘诺贝尔奖的普通人来说，诺贝尔奖的影响也早已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阅读时的选择，关注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乃至生活中各种必不可少的要素，如各种药物、手机、相机、GPS、互联网等，都与诺贝尔奖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因为诺贝尔奖特殊的地位和悠久历史，它已经发展出一个复杂而完备的生态。我们又可以把它当作一把拥有独特刻度的标尺来衡量人类社会。
10月8日，记者聚集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做报道准备，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此地揭晓（视觉中国供图）
诺贝尔奖生态
因为发明炸药获得了巨大财富的阿尔弗莱德·诺贝尔，也因为发明了这种高效的杀人武器而终生受到困扰。无所畏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贩卖炸药的军火商、具有家长式独断作风的工厂主、爱好诗歌的隐士、众多科学家的资助者……这些诺贝尔不同的人生侧面最终演变为诺贝尔奖五个看似不大相关的奖项。
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哈丽特·祖克曼（Harriet Zuckerman）认为，因为诺贝尔的特殊身份和巨额遗产，诺贝尔奖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其他科学奖项不可能拥有的社会关注度。这个奖项不同寻常的开端也预示着它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从它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诺贝尔奖魔力”。一旦获得诺贝尔奖，就意味着人生的完全改变，虽然这种改变难说是好是坏。
以性格活泼无厘头著称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n）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当被问到得知获奖之后最想和谁交流时，费曼的回答规矩得如小学生，他说最想打电话给已经去世的父亲，告诉他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获奖之后，费曼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再也无法做出像获奖之前同样水平的科学成就，而事实证明他的研究水准并没有因为诺贝尔奖而大打折扣。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之后的转变则堪称惊人。出身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布莱恩·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在22岁读研究生时就在超导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日后以他名字命名的“约瑟夫森结”概念，并在33岁时就因此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之后，约瑟夫森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转投神秘领域，试图解释“心灵感应”等超自然现象，使得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早早地被科学界抛弃，整个后半生都尤为孤独。
想要解释这种所谓的“诺贝尔奖魔力”并不困难。全世界对于诺贝尔奖的关注度在每年的10月初都会达到顶点。这固然会提高人们对于科学、文学和社会活动的热情，但诺贝尔奖得主也会立即变成一个如同圣贤的全方位名人，负有几乎无穷无尽的社会责任。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法国微生物学家安德列·利沃夫（André Lwoff）说出了一部分诺贝尔奖得主的心声：“我们从完全不被注意到成为电影明星，这样的经历堪称磨难。我们并不习惯这样的公众生活，这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当你已经为工作制订了计划，然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会发现你需要面对各种荒唐的责任和义务。”
人们是否对于诺贝尔奖投入了太多的关注？康奈尔大学原子与固态物理实验室主任戴维·梅敏（David Mermin）教授说：“诺贝尔奖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报道和讨论它。结果很多人认为一项科学研究的完结不是做出发现，而是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真是让人不舒服。我知道有的科学家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虽然这些人本来就不该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魔力”的范围并不仅限于获得者们。围绕着诺贝尔奖，已经出现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生态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的前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他们从2002年开始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数据检索，预测诺奖得主。分析员们需要在超过3.4万种科学杂志和其他相关的科学资料中，找到其中0.01%被超高引用的科学论文。自1970年以来，在4700万篇科学论文中只有4900篇被引用超过了2000次。大多数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正是这些论文的作者。
科睿唯安公司通过论文引用率来预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奖项的得主。这份预测名单不断变长，加上2019年最新列出的来自7个国家的19位科学家，这份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名单已经超过了300人。到了2018年，其中已经有多达50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有29人是在被列入榜单20年之内就获了奖。而在刚刚公布的9位2019年的得主中，又有4位科学家是在这份名单之中。这种与诺贝尔奖的高重合度，让这份纯粹依靠数据分析决定的名单被称作“诺贝尔奖风向球”，甚至使其本身演变成了一种奖项。入选科睿唯安预测的超高被引用论文得主也被称为“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得主”（Clarivate Citation Laureates）。
在诺贝尔奖的盛名之下，一个以模仿和讽刺为目的的“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也在短时间内就博得大名。“授予那些先是让人发笑，然后又让人深思的成就”——这个始于1991年的充满恶搞意味的奖项每年在诺贝尔奖公布前一两周公布，之后会在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场进行颁奖。借着奖项地处哈佛大学并且临近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人多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当获奖者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时，台下观众会向台上扔纸飞机以示戏谑。
曾经连续多年，“搞笑诺贝尔奖”都有一个专职的“扫帚管理员”（Keeper of the Broom），在颁奖结束后拿着扫帚把台上的纸飞机打扫干净。他唯独在2005年缺席，因为这位名叫罗伊·格劳伯（Roy Glauber）的扫帚管理员同时还担任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在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需要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曾经因为研究“通过磁力使一只青蛙悬浮在空中”获得了2000年的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在10年之后，他因为对石墨烯的研究获得了真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右二即为负责打扫纸飞机的专职“扫帚管理员”
“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人多是真正的诺奖得主
诺贝尔奖的声誉使它超然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奖项，成为“卓越”的代名词。一切重大的学术突破会被称为“诺贝尔奖级”的成就，就连其他世界级的奖项甚至都会被强行纳入到诺贝尔奖的语境之中：沃尔夫奖（Wolf Prize）被称作诺贝尔奖预备奖；图灵奖（Turing Award）被称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阿贝尔奖（Abel Prize）和菲尔茨奖（The Fields Medal）则在竞争谁才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而复杂的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国际化基因。阿尔弗莱德·诺贝尔在遗嘱中写道：“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样的决定在19世纪末可谓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潮。要确保诺贝尔奖的世界顶级水准，不仅需要依靠各奖项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的学术水准和判断能力，更需要依靠由之前诺贝尔奖得主和众多国际顶级科学家构成的庞大的诺贝尔奖候选人队伍。
邀请科学家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之后不断地讨论、投票，这样复杂的评选制度成为每一个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几乎全年无休的负担。每年都要从数百人的大名单里一轮一轮地开会讨论、筛选，最终获奖人要到奖项公布那天的上午进行最后一轮投票之后才能最终决定。这样选出的获奖者大多已经被提名多次，不大可能会出现重大失误，但也注定会有诸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最后阶段与诺贝尔奖无缘。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德国物理学家阿诺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作为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索末菲带过的博士生中就有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1917年到1951年之间，他总共被提名达到创纪录的84次，却从未获得诺贝尔奖。
虽然要先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邀请才有资格提名候选人（诺贝尔奖禁止提名自己），而且为了保证评奖不受外界干扰，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名单以及诺贝尔委员会讨论的内容在50年内都要保密，但这些为了确保诺贝尔奖权威性和独立性的规则仍然无法将各种各样的“游说”拒之门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经常被大量的信件包围，而根本不具有推荐资格的人打来的电话、亲自来访或是其他的游说手段也常年给和平奖委员会带来困扰。
诺贝尔奖的其他奖项也有受到外界干扰的传闻。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 Science Foundation）副主席、柏林工业大学的化学家赫尔穆特·施瓦茨（Helmut Schwarz）就曾经在2006年公开抱怨，美国科学家对诺贝尔奖的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影响。在德国乃至欧洲都有与美国科学家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但是因为没有对诺贝尔委员会进行“游说”而无缘获奖。施瓦茨认为，美国顶尖大学的校长和美国的顶级科学家会事先决定统一支持某位美国科学家获奖，这样一边倒的提名就会对诺贝尔委员会造成巨大影响，从而使美国科学家更容易获得诺贝尔奖。
从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来说，诺贝尔奖生态还包括100多年来被这个奖项所记载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活动，尤其是科学成就。某些作家或社会活动家是否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往往会成为人们乐于争论的话题。但在这100多年间，诺贝尔奖所记载的科学成就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诺贝尔奖真正的生命力所在。抗生素、LED灯、晶体管、光纤、感光耦合原件、锂离子电池……这些被诺贝尔奖所记载的科学发明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这些极大改善了人类生活的发明，还有众多的科学发现因为与诺贝尔奖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加为人所知。仅仅在过去的10年里，诺贝尔奖就记录了人类发现石墨烯、希格斯玻色子、引力波、DNA修复机制、分子机器、疟疾治疗和体外人工授精机制等一系列最重要的科学进展。
相比于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时常引发的种种争议，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评选所引发的争议，乃至被认为犯下的错误，影响往往更加深远。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人类科学发展所走过的崎岖道路。被大多数人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而被忽略的科学家足以列出另一个长长的名单，这常常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失误（例如对编制元素周期表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居然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更大的错误则是把诺贝尔奖授予那些本没有资格获奖的人。
192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丹麦科学家约翰尼斯·菲比格（Johannes Fibiger）。授奖原因是菲比格声称他发现了一种会引发癌症的寄生虫，而实际上这个发现并不正确，这种寄生虫与癌症没有直接联系。一年之后，奥地利医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 Jauregg）因为研究以疟原虫接种来治疗麻痹性痴呆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后这种疗法也被证明绝非上策。
诺贝尔奖最著名的“错误”同样出自生理学或医学奖——葡萄牙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António Egas Moniz）因为发明了切除大脑前额叶皮质连接组织的脑白质切除术（Lobotomy）而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事实证明，这种疗法的副作用和给患者带来的痛苦远超它的疗效，也因此逐渐被弃用。
当被问到在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中如何才能避免授予如脑白质切除术这样的错误“科学成就”时，诺贝尔委员会副主席、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的尼尔斯－戈兰·拉尔森（Nils-G?ran Larsson）教授仍不愿直接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他说：“脑白质切除术有非常大的副作用，而且现在也已经被抛弃了。在今天，我们认为脑白质切除术是一个错误，但是在当时这确实是一种创新。如果我们做出一项科学发现，这项发现可能始终成立，但如果是发明了一种疗法，（人们对它的评价）就会随时间而改变。”
客观来说，诺贝尔奖在科学领域所犯的错误，相比于它所记录的一百多年来人类众多标志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确实少之又少。这也正是诺贝尔奖权威性的来源。众多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发现被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和庆祝，这就是诺贝尔奖最重要的意义。科学发现和发明都依赖于人来实现。在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极少数人鼓吹优生学，也有人加入过纳粹党。但是大多数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真正的科学大师，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思想领域和公众形象方面，都堪称人类的表率。
1964年，英国生物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视觉中国供图）
诺贝尔奖标尺
“诺贝尔奖在这方面是绝对的。我们只看重研究者的学术成就，而不可能兼顾研究者的性别。以前，女性研究者人数比较少，取得的成果也不如男性研究者，这就反映在了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数中。直到现在，女性研究者的条件仍然不如男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偏向于授予女性研究者。”2016年，当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阿斯特丽德·格拉斯伦德（Astrid Gr?slund）教授被问到，为什么在诺贝尔化学奖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4位女性获奖时，她这样回答。
诺贝尔奖是一个国际化的奖项，在评奖过程中只考虑科学成果的重要性，而不考虑科学家的国籍、性别等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诺贝尔奖成为一把刻度分明的标尺。应用这把值得信赖的标尺，我们不仅可以回顾人类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还可以从国家、地域、性别等不同侧面来观察人类社会在这一百多年里的变更，并且由此展望人类的未来。
虽然在诺贝尔奖的五个奖项中不仅包含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和化学，还有文学奖与和平奖，也有很多人认为文学、和平与科学的结合正是诺贝尔奖巨大魅力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设立于1968年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莱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在诺贝尔的遗嘱之内，但是现在人们将其俗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诺贝尔奖是一个主要关于科学的奖项。
人们形成这样的印象并不难理解。在总共947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616位是科学家，占到总人数的65%。如果把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国家来划分，很容易看出美国对诺贝尔奖的垄断性优势——总共有382位美国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占到获奖总人数的40%；名列第二位的英国拥有133位诺贝尔奖得主，大约只有美国获奖人数的三分之一；拥有10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德国位列第三——这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诺奖得主人数上百人的国家。
如果我们在时间维度上展开，就能够看出，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对诺贝尔奖的垄断地位。20世纪上半叶，在诺贝尔奖开始颁发的最初50年，正是人类社会最为动荡的半个世纪。在这期间人类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还迎来了随之开启的“冷战”。在战争的影响下，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与战争相关，也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曾经为战争服务。其中最具争议的人物莫过于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的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哈伯因为发明了由氮气和氢气合成氨的方法而获奖，转而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氯气和其他化学武器，造成近百万人的伤亡。
诺贝尔奖的记录显示出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时期世界第一的科学水准。在这50年里，德国一马当先，产生出50位诺贝尔奖得主，紧随其后的是美国45位、英国41位和法国32位。当时混乱的世界局势和落后的交通状况使跨越国界的合作研究非常少见。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在这种混乱的世界局势下，印度、日本、阿根廷等国也有了各自的第一位诺奖得主。
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科研领先优势并不完全来自战争的刺激，也是因为德国正处于20世纪初爆发的科学革命的中心。在这次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标志性突破的科学革命中，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众多德国科学家以柏林为中心，做出了诸多永载史册的科学发现，马克思·普朗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维尔纳·海森堡这些出自德国的科学大师都成为诺贝尔奖历史的一部分。
在这样缺少国际合作，又发生着翻天覆地的科学革命的时代，诺贝尔奖记录了众多闪耀的科学天才。多个诺贝尔奖被授予基础性、突破性、没有巨额资金资助的独立研究。在诺贝尔奖的前50年里，有95项诺贝尔奖被授予个人，26次是被两人分享，只有6次是被三人分享。这与现在诺贝尔科学奖项动辄被两三人分享的情形大相径庭。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冷战”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开启，大量研究资金的注入，大量移民的涌入，外加研究机构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国开始成为诺贝尔奖的超级强国，在几十年时间里出现了200多位诺奖得主。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则出现了衰退，这显然与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的打击有关。
在世界科研中心出现转移的同时，人类进行科研的方式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一点同样在诺贝尔奖的记录中显示出来。在20世纪下半叶，颁发给个人的诺贝尔奖数量降低了将近一半，由两人分享的诺贝尔奖数量增加了47%，由三人分享的诺贝尔奖数量增加了88%。这说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开始明显增多。通信方式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也鼓励科学家之间更频繁地展开合作。在全新的国际形势和交流方式刺激之下，不仅仅在欧美，在全世界都涌现出优秀的科学人才。
进入到21世纪之后，随着寻找希格斯玻色子、引力波探测、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大科学”项目的兴起，人类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与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同。各个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各种交叉学科、新型学科不断地涌现出来。在201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行星科学家就是其中的典型。米歇尔·马约尔（Michel Mayor）和迪迪埃·奎洛兹（Didier Queloz）这对来自日内瓦大学的师徒因为首次发现了在距离地球50光年之外，围绕着一个类似于太阳的恒星运转的太阳系外行星而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行星科学家。
正是因为马约尔和奎洛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的突破，使探索和研究太阳系外行星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这个学科自诞生以来就异常火热。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现了超过4000颗太阳系外行星。新学科和新技术的出现转而又会刺激人们进行更大的投入，转化为“大科学项目”。为了探索太阳系外行星，人类已经发射了多个太空望远镜。而即将在2021年升空，耗资将近100亿美元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将有可能进一步探测出太阳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
在新的科研模式下，这十多年里有90%的诺贝尔科学奖项是被两人或三人分享，美国仍然是获奖大户，其中有9位女性科学家。随着众多大科学项目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问题也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更成为诺贝尔奖需要做出改变的证明——虽然不时有国际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科学机构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项。2009年9月30日，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曾给诺贝尔委员会发去一封公开信，呼吁对诺贝尔奖进行改革，增加世界环境和公共健康两个奖项，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向所有生物学家开放，并在和平奖之外的其他奖项中允许机构获奖。但诺贝尔委员会显然没有进行改革的计划，决定继续恪守诺贝尔的遗嘱。
弗里茨· 哈伯因发明了由氮气和氢气合成氨气的方法，获得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分析了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把他们的特征结合起来，之后再得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诺贝尔奖得主形象——61岁的男性美国人，哈佛大学教授，已婚，不戴眼镜，定期刮胡子。这可能也正是大多数人在想到诺贝尔奖得主时会自然联想到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形成显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诺贝尔奖的优势地位有关。83%的诺贝尔奖得主来自于西方国家。相比之下，即使以出生地来计算，至今为止整个非洲也只有24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6位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项。
但是从诺贝尔奖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对于诺贝尔奖版图的统治性优势正在发生改变，这源于全球性殖民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结束。东欧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爆发，原因在于当时苏联是世界科研的领导者之一，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国家的获奖人数开始明显增多。
从性别角度来看诺贝尔奖版图，会发现一个转变正在发生。在诺贝尔奖的第一个50年里，在科学领域总共只有3位女性得主（其中居里夫人曾经在1903年和1911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在随后的第二个50年里总共也只有7位女性。进入到21世纪之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经有8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项，还有6位女性获得了文学奖，7位女性获得了和平奖，1位女性获得了经济学奖。
女性在诺贝尔奖记录中显示出的巨大劣势，源于人类社会中长久以来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杂志曾经统计过，截止到2000年，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不含天文学等相关领域）的非裔女性美国人总共只有25人，即使算上相关专业，也只多出67人，总数还不到100人。随着社会进步，平权运动的兴起，这种明显的性别差异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科学研究领域展现出兴趣和才华，但是女性科学家们仍需要面对所谓“玻璃天花板”的限制和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性别不同造成的薪资不同依然存在，女性也更难于平衡科研和家庭生活。
根据统计，目前女性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例刚刚超过50%，目前美国大学中物理学本科生有20%是女生，博士生中女性的比例达到18%。这个数字在1975年还分别只有10%和5%。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开始在学术界有所成就，但她们仍然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调查显示，当一个机构内的女性群体少于总人数的15%时，女性就更不容易被雇用。相比之下，男性科学家在论文中引用自己的概率比女性科学家高出56%，女性科学家的成就也更容易被贬低和忽略。美国科学史学家玛格丽特·罗西特（Margaret Rossiter）将其称为“玛蒂尔达效应”（Matilda Effect）。这种效应如今仍然存在。
100多年的时间，相比于人类的文明史恍若一瞬。就在这一瞬之间，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诺贝尔奖为标尺，我们能够看出人类社会远非完美。不同的国家、种族、性别之间依然差距巨大，人类在未来还需要面对各种挑战。想要跨越这些巨大的鸿沟，改变诺贝尔奖现有的版图，形成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社会，人类要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做出更多努力。我们也要意识到，科学发展本身就超越了地域、政治、种族和性别的鸿沟。每实现一项科学进步，全人类都会因之受益。诺贝尔奖记录卓越的成就，也记录做出这些卓越成就、改变了世界的人，它本身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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