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看在韩国人眼里，不仅反映出了真实赤裸的社会问题、试着扭转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负面印象与错误观念，更以没关系精神病医院的座右铭「没有正常与不正常，只有发现而不是偏见」，鼓励我们抛开成见，接纳彼此。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是近期的热门韩剧，讲述一对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由金秀贤饰演的男主角文钢太，是一名精神病院护工，因长年忙于照护病患，以及家中智能问题的哥哥，而不相信自己有恋爱的可能性；而由徐睿知饰演的女主高文英，则是一位被家庭阴影笼罩的童话书作家，一反童话故事给人的甜美印象，她的童话总是暴力而真实──个性加上童年经历，让她同样不懂得爱情。然而两个不懂爱的人相遇后，却从一开始的磨合，到渐渐治愈了彼此的伤痕──浪漫的剧情加上对于精神疾病的探讨，引发台湾观众的热烈讨论。
而撇开浪漫的桥段，我在看剧时注意到的是：三个主要人物，某种程度上，都可说是韩国社会的缩影。以下，透过笔者长年旅居韩国的观察，试着提供读者不同的看剧角度。
我写的童话故事里，都是魔女比较漂亮。谁说公主都一定善良又美丽的？如果妳想变得跟我一样漂亮的话，就跟你妈妈说，我要成为漂亮的魔女。是女主角高文英开场的经典台词，也正因这番话，吓哭了本来找她签名的女孩，她却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段看似怪异的剧情，其实是奠基于女主角带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角色设定（虽然女主角的情况是否确实符合反社会人格的定义也引发争议，但并非本文讨论范围，在此暂不多谈）──具有与常人不同的思维模式、病态的自我中心、缺乏爱人的能力，且没有同情、悔恨、内疚一类的感情；但是也因为反社会人格者对于利益非常敏感，在判断关键决定时，不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具有绝对自利的理性头脑，反而在某些时刻容易成功。
有些东西即使再努力切割，也无法彻底切断。所以说，执着是崇高而美丽的。这是高文英对《红鞋女孩》这部童话的定义──就算女孩断了双脚，但红鞋还是不停舞动着。反社会人格特质的人们，只要符合自身利益，都会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所以在爱情中，为了达到追求的目的，也会设法满足对方的理想需求，加以操纵。
这份不顾一切逐利的态度，倒是意外地与韩国的赢家社会相合。韩国对于第一的崇拜，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计代价也要进入顶尖「SKY名校」、毕业后则要进入三星大财阀等；用尽一切就是为了向上爬升。韩国社会相信：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只要能够成为前5%，便能成为人生赢家，就算过程中必须牺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学习是战争、做不到只能死：韩国崛起背后的血泪代价）。
2018年上映由朴海日、秀爱主演的韩国电影《上流社会》，描述的也正是韩国人对于跻身上流的向往：故事讲述大学教授张泰俊为了进入政界、妻子美术馆副馆长吴秀妍则为成为馆长，而卷入了一系列的算计之中。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韩国人都有反社会人格，而是点出自利与竞利等价值观，其实早已深植在韩国社会的DNA 里。
只要我勉强挤出笑容，哥哥就会相信我是幸福的，就算是假的也无所谓，反正露出笑容并不难。说出这段令人鼻酸的话的人，是男主角文钢太。
身为精神病院的男看护，他靠着每月不到台币5万的薪水，独自抚养患有自闭症的哥哥，甚至被环境所迫，动了两人一起赴死的念头。从小失去双亲，让文钢太一肩扛下了一家之主的责任，再加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男性本就被赋予更多的家庭与经济责任，其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但同时，韩国也是一个不会同情弱者的社会，就算再有压力也不能轻易言说 ──这点不仅是照护重症患者的家属如此，就算是一般家庭也有相似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男主角的性格会如此压抑。
行文至此，补充一个与剧情并无关联，但相应韩国社会对于一家之主要求而生的现象：大雁爸爸。意指为让妻子陪同孩子出国留学，自己留在国内赚钱，每天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庭，忍受孤单与寂寞，但仍全心奉献，只求孩子能高人一等。因只有在子女寒暑假期间，才有机会飞到国外与妻儿短暂团聚，如同候鸟一般，故有此称。
若是为了家庭连机票都无法购买的中下阶级，还可能沦落成企鹅爸爸 ──不能飞翔不能移动，只能在孩子出国的时候挥手道别，忍受一别数年的辛酸。为了让孩子能有足够的竞争力，韩国爸爸们必须孤身在韩国变成为了赚钱而活的工作机器，类似这样的「单身家庭」不断成长。根据《www.sedaily.com》，单身家庭在类似大雁爸爸的族群增加下，比例在2000年为全国的15%，2019年则跃升至29%。大雁／企鹅爸爸衍生出的社会问题，如孤独而生的心理疾病，或是家人分隔两地的疏远感及高离婚率，也间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社会悲剧。
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个角色，是实力派演员吴政世饰演的、金秀贤的自闭症哥哥文尚泰──社会面对精神疾病的歧视态度，也是韩国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OECD成员国中，韩国的自杀率最高，自杀的第一个原因正是心理因素。根据2019年精神心理福利项目支持小组的统计，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率比一般残疾患者的自杀率高3.1倍、比总体人口自杀率高8.1倍。而根据《pressian.com》新闻报导，调查了针对17种主要精神疾病的「终生流行率」为25.4%。换句话说，一生中经历过一次以上精神疾病的韩国人占四分之一，而患病率为11.9%，其中男性为12.2%，女性为11.5%。据数据估计，一年中更有高达470万人经历了心理健康的问题。（自杀共和国是如何炼成的？）
不幸的是，来自社会的偏见，大大地影响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与治疗──每当精神病患者发生暴力犯罪时，偏见和歧视就会透过媒体报导等无限度蔓延。根据韩国最高检察院2017年12月的犯罪分析统计数据，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率为0.136%，但同期该国人口的总体犯罪率为3.93%，比精神患者高出28.9倍。更精确的说，精神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是0.014%，但是总人口的暴力犯罪率是0.065%，是精神病患者的五倍。然而，由于韩国媒体报导的重点是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案例，因此让人们产生精神病患者的犯罪风险要大得多的误解。
社会对精神疾病怀有偏见并非新闻，但为什么情况在韩国显得更为棘手呢？报导指出两个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强调的观念。在心理医学现代化之前，日本将精神病患者视作暴力和危险的族群，是应该被铲除的社会问题。其次，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韩国经济发展时期，国家以建设健康社会为目标，将精神疾病视为异常形象，连一些最轻微的患者也被视为潜在罪犯，需要与社会隔离，增强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错误认识。
直到今日，戴着有色眼镜的媒体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报导方式，以及各种失真的描述，加剧了社会对其毫无根据的恐惧。实际精神疾病导致犯罪的风险非常低，但当今因社会偏见和歧视而遭受排斥和孤立的精神病患者却为此苦苦挣扎中。更甚者，由于存在偏见与污名化，一般人对精神病缺乏适当的反应，时常错过早期治疗的时间，等待程度严重到不可控制时、非治疗不可时，却为时已晚。在韩国，精神分裂症（DUP）发作后接受治疗的时间约为56周。这比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12周，足足多约5倍的时间；相较于其他国家，韩国在精神疾病治疗上的经费要多出许多。
而谈到治疗，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诊断和治疗心理健康的门槛仍然很高。特别是处于压力期的青少年，就算本身已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试图得到治疗，也会因为年龄的限制而受到拒绝，需要寻求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与陪同才能就医。但在传统的观念之中，父母常常要求子女自我克服，甚至想要治疗还可能变成一场家庭革命。为了避免可预想的困难，大多数年轻人隐忍漠视，但最后却造成病情加重，也是韩国青少年自杀率成为世界第一的其中一项原因。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看在韩国人眼里，不仅反映出了真实赤裸的社会问题、试着扭转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负面印象与错误观念，更以没关系精神病医院的座右铭没有正常与不正常，只有发现而不是偏见，鼓励我们抛开成见，接纳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