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对南北宋之间的历史大转折唏嘘不已。北宋虽然就版图而言历代最小，却开创了辉煌盛世。一张《清明上河图》把汴京的繁华写尽，沈括的《梦溪笔谈》展示了北宋科技的发展，而宋辽基于合约平等相待和百年和平，更预示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
可惜的是，北宋的繁华因为北方蛮族的入侵戛然而止。金对北宋摧枯拉朽的战争，一方面是北宋君臣大战略的误判，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明历经百年的发展之后，无法应对北方新势力崛起所带来的巨变。类似的巨变在中国历史上还会出现好几次，但是没有哪一次像靖康年间来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这或许是为什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沛霞会为一位亡国之君写出几乎是“翻案”的新传记《宋徽宗》，也是为什么郭建龙会聚焦在金军南下两次围城的《汴京之围》。更不用说徐兴业历经半个世纪写出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用一种悲凉的笔调不断追问，为什么貌似如日中天的大宋朝，会落得个汴京城破两帝被掳的悲惨结局？
有血有肉的宋徽宗
按照民间传说所宣扬的因果报应，宋徽宗就是南唐后主转世，虽然都是诗书画超群的艺术家，却都逃不过亡国的命运。不过宋徽宗所遭受的耻辱，比后主要深远地多，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尚未完全文明开化的蛮族。也恰恰如此，伊沛霞抱有极大的同情心和从传主潜在的局限出发，把宋徽宗写得有血有肉。
宋徽宗是个情感丰富和细腻的人，他也是历朝历代生子最多的皇帝，超过在位最长的康熙和乾隆。虽然美人三千，但是宋徽宗与中国历史上太多沉醉温柔乡的皇帝大有不同。他对于后妃懂得珍惜，有感情，不少妃子都为他生育了多位皇子公主，可见宠爱并不只是因为姿色。他也注重皇子与公主的教育，甚至为公主请师傅，在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男女平等”的萌芽。
作为一名博学多才的艺术家，他有一种希望与朝廷上下的才子构建平等的“知己”关系的渴求。他与蔡京的唱和就是一种。至于这种渴求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他虽然身为皇帝却期待正常的文人交往的表现？只能说，徽宗君臣走不出“楚王爱细腰”，以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怪圈。宋徽宗是北宋一百年来崇文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他与宠臣之间的关系到底多大程度限制、绑架了朝政，同样值得深思。
宋徽宗当然要为北宋的灭亡负责，但如果跳出成王败寇的逻辑，金灭北宋到底有多少是出于偶然，有多少是出于必然？如果宋徽宗只是一个庸碌守成之辈，并没有进取心，或许北宋还不至于这么快灭亡，或者不会亡之过速。同样，他的艺术修养决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好大喜功的性格。当然这种性格也注定他不大可能有面临强敌时同仇敌忾的气概和勇气。面对强敌，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撂挑子。
宋徽宗被金人掳掠到了北方的五国城，不仅是他个人和整个北宋皇族的屈辱和灾难——真正抵达五国城的皇族只有大概十分之一，大多数人不是在路上病死，就是因为是女眷而被金人瓜分——也让他找到了救赎。伊沛霞从徽宗的诗文中爬梳出线索，找出了他心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后主词的变化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怀念故国之外，宋徽宗真正找回了族人大家长的角色，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下一人”（他最常见的画押），而是苦难族人的主心骨，也想尽办法让族人能有温暖，保持向心力。
城破是否是历史偶然
历史的演进绝对不只是偶然事件（比如说萨拉热窝刺杀导致一战）的推动，当然也不只是命定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关键选择的确可以左右历史的发展。需要把观察的焦距拉长，才能看到环境和制度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北方迅速崛起的金能够在三年之内发动两次汴京围城的斩首行动，并最终灭亡了北宋，这必须从人事与制度两方面去分析。
宋神宗、哲宗到徽宗三朝，贯穿其中的是新旧派的党争。这一点《汴京之围》中总结的比较到位。新党，在皇帝看来（尤其到后期徽宗看来），就是善于理财的实干派；旧党，则是趋于保守的清谈派，不愿意改革。危险的是，新党在外部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会更倾向强硬是主战派，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事功获得晋升，而旧党多数时候则是维持现状的主和派。
党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让国家在应对外部变局时总是发生摇摆：主战派刚刚挑起战端就可能因为党争而下台，主和派上台之后又想和稀泥，可是这个时候，既然战端已开，早已错过了和谈最好的时机，应该上下同心，一致对外才行。在两次汴京围城都能看到这种主战派和主和派摇摆的例子，最终受损的是国家。
党争其实是北宋制度设计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表征。北宋与金的对垒，其实是老大（文明）帝国与新兴强权的对话。老大帝国有很多包袱，首先就是制度的包袱。北宋之所以能一改五代十国的堕落，与开国时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为了防止武人做大，北宋官家花费了不少心思，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地方资源管理上，没有谁能够像晚唐五代时的节度使那样可以盘踞一方；另一方面，为了尊崇文人，也定下不杀文人的规矩，但副作用是官僚体系庞大，官僚制度上形成了太多的制衡，繁文缛节越来越多，想做成事却不容易。
这样的制度，在北宋与辽国近百年的和平时期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确保了北宋文化的灿烂和政权的稳固，但是面对金的锐利十足，处处存在杯葛，决策和执行都很慢，而且没有能够集中授权，让少数有能力的官员肩负起责任，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时体制，比如说动员体制、有效集中调配资源的体制、有效统一军权的体制，结果经济和军队体量都几倍于金的北宋，不堪“两”击。
作为文明的代表，北宋鼓励了一种更为和平的，而不是人身消灭的那种在政坛上的“博弈”，皇帝也是作为最终的仲裁者而不是独裁者行使权力，但是北宋并没能形成一种有效的处理事务，尤其是紧急事务的机制，每每让所谓的道义或者赤裸裸的利益凌驾在大局之上，绑架利益。而官僚的各种杯葛和掣肘，也让真正有识之士无法在危机关头发挥出像郭子仪或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匡扶社稷的作用来。
北宋与金的对垒，虽然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垒，但也可以被看做是复杂官僚体系与虎虎有生气的新势力之间的对垒。显然，蹒跚的官僚体系在野蛮生长的新势力面前，疲态尽显。新势力人数虽不多，但是却能够依靠自己的活力和极简的管理方式，即充分的授权，充分的激励，摧枯拉朽般打破北宋的防御，而且可以采取非常直接却异常有效的斩首行动，取得战略上的优势，把经营了一百多年，最起码表面上蒸蒸日上的北宋打地一败涂地。武力上颠覆式地打击，却并不妨碍金对北宋文明的向往，这种向往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金银财富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是对北宋文明——比如以元宵花灯为例——的渴望，甚至在金人掳走到北方的人中，也不乏才学之士、和尚道士。
大战略的错与对
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到底是不是大战略的失误？放在当时人的语境中，主战派知道，如果收回燕云十六州，将是五代以来最大的事功，主将会名垂青史，皇帝也将成为千古一帝，这是私心的一面。
如果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去看联金也有大格局的合理性。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北宋，的确丧失了北方屏障，无法在地理上构筑天然地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宋朝君主念兹在兹希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原因（明朝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天子守边，是有战略意图的）。将国境线推至平原与草原（农耕与游牧）的天然分界线，的确有助于维持北宋的安全，这是人皆所知的大道理。问题是，北宋的君臣都忽略了一点：将防线推展到燕云十六州，虽然有山川之险以据守，前提是自己有守的能力，而且有长久对峙敌人的准备。
联金灭辽，还是助辽抗金？朝堂之上并不是没有争辩。老成派（包括蔡京）都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甚至有人问徽宗：你是希望与一个弱的辽国为邻，还是与一个强大崛起的金国为邻，唇亡齿寒的道理，并不难解释。但是少壮派（包括蔡京的儿子蔡攸）却强调这是收复故土的绝佳历史时机，所谓远交近攻。少壮派所不理解的，而老成派心知肚明的是，战争需要花钱，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些都是当时北宋所缺乏的。
在与辽、西夏的百年互动中，北宋形成了两个后世看来很重要的思想：用国家概念，竞争和共处的概念，代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观；用经济手段，互市、岁贡、条约，替代战争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恰恰因为有了这两个改变，北宋才可能忽略武备。两组数字很重要：北宋对辽的岁贡，占北宋GDP的2%-3%。如果在边境仅仅依赖武力去防御的话，至少需要十倍的开销。虽然北宋每年向辽国岁贡超过二十万两白银，辽国却并没有囤积大量财富，更多白银因为采购宋朝的商品而回流。如果从贸易视角来分析，岁贡极大促进了宋辽贸易的发展，对两国整体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站在一个更为极端的角度去看北宋赐予辽国的岁币，它不是简单意义上“交保护费”这样低三下四的举动，而是把窖藏的金银投入到更有益的流通中去，更强化了辽在经济上对宋的依赖。但也恰恰是因为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平，以及北宋通过岁币赎买替代武力对抗的方式，让北宋根本不具备正面应对北方之敌的军事能力。
北宋与金的外交，最大的误判是忘记了辽与金的差别。对比较汉化，也从与北宋经济的融合中尝到甜头的辽，可以条约式的赎买；对还没怎么汉化却在快速崛起的金，赎买政策基本上不起作用，比拼的是军事的实力和领导力。如果论军事实力和将帅的领导力，金作为刚刚灭辽的新锐是超过北宋的。而北宋军队在夹击辽国时所表现出来的无能，让只懂得实力的北方蛮族看不起，也吊起了他们吞并的胃口。
北宋君臣最大的盲点是在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时，缺乏理解更缺乏准备。他们不清楚，宋辽长达百年的用岁币赎买的和平已经结束，他们必须要应对国境之外迅速崛起的强敌。显然，徽宗、蔡京、童贯的组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在西北与西夏战争和征方腊起义所锻炼的军队），过低估计了崛起中的金。
这恰恰是联金灭辽战略最大的软肋：当条约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背书的时候，在刚刚蛮族崛起的金朝看来，北宋就是可以欺负的软柿子。弱国无外交，不清楚自己军队实力，也没有强大动员能力和统率力，就根本不具备大战略博弈的基础。
当然，宋君臣身上更缺乏的是洞悉时机的狡猾。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只有做狡猾的狐狸才能审时度势，应变如常。与金联盟两面夹击辽国，是静态思维的产物——收回燕云十六州，将国境线推进到天然屏障——却忽略了动态而言，一个强大而崛起的金国并非北宋所能抵挡。“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救助弱者，削弱强者，保持均势，让地缘政治的格局更倾向于北宋擅长的方向发展，这才应该是北宋君臣的优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