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日式学生服装（诘襟服）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立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被世人称为中山装。
中山装的起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申报》1927年4月20日第17版有一则软广告《中山装之盛销》：“南京路新世界对面荣昌祥，为制造中山装之首创家，手工既能讲究，式样又极准确，现应潮流之趋势，欲求普及起见……”。该说法的另一支流则说，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到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英国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纽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
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
孙中山表示，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最终请裁缝黄隆生帮助一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孙氏广东人，广东人向来视南洋为第二故乡，南洋企领文装与广东便服十分近似，因此产生一种广东版的中山装比较靠谱。
《北洋画报》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有一篇妙观的《中山装之起源》谈到：“曰：‘昔先总理在粤就大元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筐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理初时所服者矣。’云云......其说当不虚也。”
故1926年11月，《良友》画报出《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时，刊登的孙中山照片的介绍就径说：“先生喜服学生装，今人咸称为中山装。”《申报》1926年5月5日第21版消息《三友实业社职员改装》：“其服制分甲乙二种，甲为中山装，即学生装，乙为世界装。”
甚至在一些重大时政新闻中，也作如是观。
《申报》1928年7月19日第8版《蒋昨续在北大讲演》：“今日九时半，蒋学生装到北大对各界讲演，听众千余，首讲打倒军阀……”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穿的当然是最正宗的中山装，可是报章也直书其为学生装。
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次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
1929年4月，国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制服用中山装。”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
1935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
随后，江西省政府颁布《江西省公务员制服办法》，中山装成为全体公务员的统一着装，而且规定“制服质料，以本省土布或国货布匹为限”，“春秋两季灰色冬季藏青色”。同年，河南省政府规定，学校“男教职员，应一律着中山装”。
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从此，中山装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同时，学生也必须穿中山装，学生服装式样：“衣裤中山装”。为进一步引导规范人们的服装，国民政府又规定集团结婚的礼服为中山装。
随着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结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中山装作为婚礼礼服，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强。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第五条规定：“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不少地方的集团结婚也有此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得建国前存在的大部分服装种类逐渐从中国社会消失。
在这个贫穷而节俭的年代，中山装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治要求，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中山装成为他们的正式服装，从而被称为“中山装时代”，这是中山装全社会普及的最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装和其他时装逐渐开始流行。虽然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朝鲜的领导人在出席国内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胡锦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徐利明、盛小云建议：应明确中山装为中国人的“正装”以体现“文化自信”，同时建议将中山装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16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将中山装作为国家正式礼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