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朝诗人杨昌濬的一首七绝，它借鉴了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两句，热情歌颂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同时给予了完成这一壮举的清军统帅左宗棠极高的评价。
此诗一出，立即轰动朝野，时人争相传抄，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这也充分说明无论何时，老百姓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的。
1875 年 5 月 3 日，清政府任命了一位 63 岁的老人为钦差大臣。但朝中大臣很少有人向这位老人道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位老人要面对的绝非是一桩美差，而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之事——收复新疆。
这位老人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这件被同僚们视为棘手的任务，却是左宗棠主动向朝廷恳求多次，千求万求求来的。
新疆原称西域，清朝自康熙皇帝平定此处后，将这块土地定名为“新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新疆各族人民始终心向祖国，虽然在某些时期出现过短暂的分裂、割据局面，但这都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国力日益衰落，朝廷对新疆的控制力逐渐减弱。而此时沙俄向东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因此新疆也出现了一些败类，想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下，靠出卖民族利益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1864 年，新疆爆发了回民之乱，同时出现了好几个地方割据政权，这也给了紧邻南疆的浩罕汗国野心家阿古柏入侵之机。
1865年初，阿古柏越过边界进入南疆，攻占了英吉沙尔、喀什、和阗等地后，宣布成立“洪福汗国”。之后阿古柏四处出击，又攻占了乌鲁木齐等地，控制了新疆的许多土地，成了新疆的霸主。
阿古柏之所以在新疆所向披靡，是因为他的背后有英、俄等国在撑腰。英国曾向阿古柏赠送过大批军火，俄国也与阿古柏签订了秘密条约，成了阿古柏的靠山。
仅仅数年间，阿古柏的“洪福汗国”俨然在新疆已经成了气候，还在国际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如果清政府放任不管，那新疆就有可能会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
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时候，清政府在干什么呢？原来当时的清政府正忙着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呢。当时的清廷采纳了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的建议，正全力对付对于太平天国这个“腹心之患”。
直到太平天国和捻军基本被剿清后，清廷这才把注意力放到新疆上来。但此时刚好日本又悍然出兵台湾，所以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的辩论。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wager一些人建议清廷放弃新疆，其理由是：新疆远离中原，地广人稀，每年上交中央的税收有限，而且清廷每年花在新疆上的军费也是很大一笔开支，非常不划算。
再加上英俄等国对新疆一直虎视眈眈，即使这次打跑了阿古柏，“将来断不能久守”，又何必劳民伤财呢？
李鸿章等人的谬论，遭到了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的有力驳斥。左宗棠认为新疆物产丰富，牛羊遍野，看似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且沙俄一直对这块土地虎视眈眈，如果放弃新疆，沙俄一定会得寸进尺，向东不断扩张，到时后果不堪设想！
在左宗棠的力争之下，清廷终于下了决心，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全权负责收复新疆事宜。
当时的左宗棠，面临的困难很多。新疆距离内地万里之遥，一旦开战，粮草辎重、部队后勤如何解决？军饷何来？清军士气怎样？怎么对付阿古柏背后的沙俄和英国？
对于这些客观困难，左宗棠采取了“缓进速决”的方针。也就是战前一定要准备充分，不打无准备之仗。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粮食补给是战争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为广筹军粮，左宗棠设立了“西征采运总局”，在战斗打响前，便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凉州、甘州一带采购到了47.5万石粮食。
左宗棠知道这点军粮不足民保证开战后的需要，因此在采购粮食的同时，还命人率军在石城子、哈密等处进行垦荒屯田，每年可解决五万石以上的军粮。
有了粮食，还要解决运输问题。针对西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现实，左宗棠一方面征集了大车、驴骡等运输工具，同时注重组织民运，另外还规定出征的士兵也要携带部分粮食，很快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的财政枯竭，根本拿不出军费，左宗棠只好四处化缘，最后委托商人胡雪岩出面，从英国汇丰银行借了1375 万两白银，才暂时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为了战则必胜，左宗棠很重视新疆的情报工作，曾多次派人潜入新疆，了解阿古柏的动向，认真研究对手。他还派人收集英、俄等国的情报，并作出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的战略决策。
1876年四月七日，左宗棠在肃州设立大本营，与大将刘锦棠、金顺商讨进兵计划。经过缜密研究，左宗棠决定由刘锦棠率领马步兵 25 营分批入疆，先进攻盘踞在乌鲁木齐的白彦虎集团。
刘锦棠动身前，左宗棠悄悄地对他说了一番话：“白彦虎稔恶三世，谋逆已久，蓄机甚深，为国家必讨之贼。纵有后效，不蔽前罪。暂若从宽，必滋后患......”
左宗棠的意思很明确，像阿古柏、白彦虎这类元凶首恶作恶多端，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国家必讨之贼”。
这样的人就该坚决消灭，即使他们愿意投降，也不要接受，否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会留下新疆再次反叛的隐患。左宗棠的这番指示，后来被人提炼为八个字，就是那句著名的“不留生俘，降了也杀”。
这个政策并不意味着左宗棠是个嗜杀成性的“屠夫”，他要杀的目标，是那些“国家必讨之贼”，而不是被裹挟着加入叛军的老百姓。所以他还发出过指示:“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
正是由于对叛乱分子进行了有区别的对待，所以如左宗棠后来给朝廷的奏折中所说，“此次大军所至，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人民望风投命，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
白彦虎集团在刘锦棠和金顺的合力攻击下，很快便被击溃，在丢下五、六千具尸体后，弃乌鲁木齐西逃。清军在夺取乌鲁木齐后，又趁胜攻下战略要地玛纳斯城，取得了北路之役的大胜。
当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的捷报传到左宗棠手上时，左宗棠虽然高兴，但仍保持了清醒的大脑。
他告诉刘锦棠，南疆才是阿古柏集团的老巢，要想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主要战场还是在南疆：“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因此左宗棠命令刘锦棠，立刻进兵南疆。
接到左宗棠的命令后，刘锦棠率部翻越天山，衔枚疾进，直扑达坂。四月二十日，清军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活捉敌守将爱伊得尔呼里。与此同时，张曜、徐占彪等部也在顺利攻克吐鲁番东面门户——七克腾木后，于二十六日收复了吐鲁番。
这一战，清军重创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敌军被歼、被俘、逃亡，总计“损失了不下二万人”，相当于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之后，众叛亲离的阿古柏惶惶不可终日，于五月在库尔勒服毒自杀(一说为部下所杀)。
阿古柏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发生火并，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入秋之后，左宗棠命刘锦棠托克逊为基地，发动秋季攻势，继续西进，于喀拉沙尔、库尔勒之间大败白彦虎，陆续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地，于一八七八年一月收复和阗。阿古柏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被迫逃往沙俄。
左宗棠仅用了一年多，便在新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进展之速超连一些西方政客也惊叹不已，连呼这是“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大胜，但左宗棠知道收复新疆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伊犁一带还在有沙俄暗中支持的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手中。于是这位七旬老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率领他的大本营进驻新疆，一定要全部收复新疆！
1880 年 5 月 26 日，河西走廊通往西方的官道上，塞风凌冽，黄沙弥漫，一支旗甲鲜明，士气高昂的军队正在向西前进。
队伍的前列，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此刻他正端坐马上，神情坚毅，目光如炬，他的身后，是八名抬着一口漆黑棺材的亲兵。
对于这震撼人心的一幕，史书上记载只有八个字：“左宗棠舆榇发肃州”！
这短短的八个字，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位爱国老人的那颗赤胆忠心！
早在1871年，沙俄便出兵悍然侵占了新疆的伊犁。在左宗棠出兵前，俄国的沙皇曾假惺惺地向清政府表示:“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
沙皇之所以做出这种假惺惺的表态，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疆与内地万里之遥，且环境恶劣，清军根本不可能收复新疆。
没想到左宗棠竟然连战连捷，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境，这令沙俄有些措手不及，于是一面在外交上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一面指使白彦虎等人不断骚扰入疆的清军。企图以这些花招攫取更多利益。
左宗棠并没有上沙俄的当，派刘锦棠率军出乌什，张曜率军出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沙皇政府恼羞成怒，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调遣军舰驶向清朝的海岸线，企图吓唬住清政府。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沙俄的这番动作吓破了胆，于是急调左宗棠回京，生怕他在新疆与沙俄发生冲突。
面对清廷调自己回京的圣旨，左宗棠痛心疾首地仰天长叹道：“俄船东下，偏历海疆，结倭奴，封辽海，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尔！”
虽然心有不甘，但面对圣旨，左宗棠知道自己再怎么不愿意，也无法改变皇帝和慈禧的决定了。带着壮志未酬的苦闷，他对手下人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啊！”
由于清政府的怯懦，左宗棠没有完成收复伊犁的目标。但他在入疆后的接连胜利，却也让沙俄政府感到中国还是有类似左宗棠这样的英雄人物的，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不把清政府放在眼里了。
正是有了左宗棠的胜利为基础，让清廷在与沙俄政府的谈判代表曾纪泽有了底气。曾纪泽在谈判中就曾指出，如果真的与清廷开战，与左宗棠在沙场上较量，沙俄也不一定有必胜的把握。
沙俄谈判代表若米尼同意曾纪泽的观点，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
1881年二月二十一日，中、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占据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却拒绝归还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并要求清政府赔偿沙俄九百万卢布。
虽然《中俄伊犁条约》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这在清政府来说是一件从没想过的事。
签订条约的消息传到左宗棠耳中后，他的心情极为低落，但他也知道事情已成定局，自己纵然不甘，也无法改变结果了。
对于新疆，左宗棠有很深的感情。在西征时，他下令大军沿途栽种了不少杨、柳，想改变新疆干燥的气候，将新疆改造成“连绵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河南。后来这些杨柳被新疆人民称为“左公柳”，成了纪念左宗棠功绩的见证。
出于长远考虑，左宗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五次向光绪上书，强烈建议清廷在新疆设省，几乎说破了嘴皮。最终在他的坚持下，清廷于1884年在新疆建省。
左宗棠抬棺出征，得胜回朝后，许多门生故吏都纷纷上门恭维他，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七旬高龄的左宗棠，在新疆忍受了多少折磨。因为水土不服，他患上了严重的湿疹，折磨得他彻夜难眠，甚至整夜整夜地咳血。
回到京城几个月后，左宗棠便在郁郁中病故。临终前，他在遗折中还流露出自己没能将沙俄势力驱逐出新疆而感到报憾：“臣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的最大功绩，是为中国留住了新疆这片占我国面积六分之一的领土，这份功劳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就像网友所说：如果不是左宗棠，恐怕我们今天去新疆就要办理护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