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观古代创业拨乱之主，都超过四十始登大位，只有东汉光武帝在三十三岁就登位了。但是，朕年十八即举兵经纶王业，二十四岁就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即已升为天子。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还有谁人能比得上我！”——唐太宗在即位后八九年间，曾两次自豪地说。
大唐的开国战略是北和东突厥，东连李密以牵制群雄，并阻止江都回流的叛乱政府军（宇文化及的叛乱部队当时要西还）；然后则分向西、南两线发展：一由世民统兵经略盘踞甘陇的薛举、李轨两大集团，以巩固西线后方；一由宗室李孝恭经略长江流域以下，李靖后来辅助他完成任务。及至西线平定，世民才出兵经略山东，配合孝恭的南线同时并举。
武德二年（619），秦王世民正式部署东进，这年他二十二岁，长孙氏为他诞下第一个男孩——后来的皇太子李承乾。自此以后，世民即连年东征西讨，较少在京师主持大政。
迄至武德四年（621），大唐的战略已渐收效果，李孝恭和李靖的南面军平定了长江中游——也是江南最大的集团萧铣（xiǎn）之梁朝，自后经略江东及岭南即势如破竹。
北面军在世民指挥之下连连硬攻苦战，同时击灭了盘踞东都的郑——王世充集团，和河北的夏——窦建德集团。这时足以与大唐抗衡的大集团，大体上已经被消灭，剩下若干小集团，其平定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大唐皇帝李渊，觉得秦王世民功劳甚大，现行官制无法封赏他，遂特创“天策上将”一官，位在王公之上，于此年十月拜世民为天策上将。这时世民一身兼数职，正式官衔为天策上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管山东地区，大本营在洛阳）尚书令、西南行台（管四川，大本营在成都）尚书令、凉州总管（即凉州军区司令，大本营在甘肃武威）、左武侯大将军（相当于宪兵部队总司令）、上柱国、秦王。
太宗后来追述，说“二十四岁即平定天下”，盖指此而言。
自此以后，世民的权力有增无减，至武德七年（624），他更以上述身份兼领左、右武侯大将军（唐制宪兵分左、右两个总司令部）、十二卫大将军（全国武装部队分隶十二个总司令部），成为全国最高统帅，一身掌握军政的实际大权，这时才行年二十七岁。后来他又兼为中书令（负责拟定最高命令的宰相），权势更是如日中天。
秦王世民意志坚强，性格刚烈，从小就没有服从大哥支配的习惯，这时权势之大，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把身为皇太子的长兄放在眼里。
武德四年（621）以前，世民长年在外征伐，以后则在朝时间较多，所以兄弟摩擦的机会也多了。
当初，皇帝李渊把开建国家的责任交给三个儿子，最初三兄弟的军事责任是差不多的，后来建成因为升为太子，所以留京协助父皇处理政事，元吉也从太原回朝，或协助政事，或统兵出征。
建成瞧不惯二弟的态度，元吉也帮大哥的忙，兄弟三人除太子外，均兼任亲王宰相（元吉也担任侍中及行台尚书令，封为齐王），这种家族事业牵涉国家和家庭的各种关系，遂引发重重纠纷。
唐高祖虽是雄才大略的人，但丧失了贤内助的帮忙，对此纠纷也莫能清理；兄弟三人各有集团，他们也互相协助其主钩心斗角，甚至建议用武力解决对方，因此纠纷愈来愈严重。
秦王曾一度想跑回洛阳，举兵对抗太子；太子的重要助手魏征等也曾建议杀掉秦王，免除后患。
武德九年（626），刚烈的秦王按捺不住，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等人，决意发动兵变以求解决。
该年六月四日清晨，事变爆发，太子及齐王兄弟在玄武门为秦王所弑，东宫及齐王府部队反攻无望而解散，秦王掌握了监国权。同月七日，高祖立秦王为皇太子，事无大小均由太子处分。
延至八月九日，高祖以再当皇帝已没有意思，下诏逊位，让太子即位为皇帝，是为唐太宗。（唐太宗画像）
（唐太宗画像）
太宗这年二十九岁，翌年改年号为“贞观”——这是历史上威名赫赫的贞观时代的开始。太宗同年即册立长孙氏为皇后，李承乾为皇太子；皇后年二十六岁，太子年才八岁。
太宗当秦王时，王府中已有文学馆的组织，用以招纳文学之士，经常互相研讨各种学问或政策等；登位之后，他又建立弘文馆，性质、功能与目的和以前的秦王府文学馆差不多。
换句话说，自从太宗当了首相和最高统帅之后，对先前的无师、不学深自后悔，因此招致学者，利用公暇力学补救。因为他深深知道，事业开创了还要守得住（这是本书多次讨论到“守创孰难”此命题的原因），马上打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守成与文治的完成，实是大学问，不能靠武力和一时的勇气计略来达成。
东突厥颉利和突利两可汗，在太宗即位不久，突然统兵二十万围袭长安，逼使太宗订下“渭水之盟”。对好胜的太宗来说，不啻是生平之耻，成为他发愤图强的动机之一。
但是就整个发愤向善的过程来看，外在因素终究不如内在因素来得强。太宗的学识日渐增长，一方面足以使他了解前非，产生改过向善之决心。另一方面则是正面的，太宗本来志气即极高，又基于弥补既往之失的意识，因此决志学习去做一个圣君——要做一个超越近代（指秦汉以来）所有君主、可上比美尧舜的圣君（参第一五二条，他要上比尧舜的言论颇多，不赘引）。
基于这种决心和认识，太宗略微收敛了自己过分沛盛的英武之气，兢兢克己，以新的形象展现出来。
他决意以德治仁政为国策，施政以人民为本，优先内政诸问题。在政治上，他建立了良好的决策制度和谏诤制度，以适度制衡君权，格君之非；整顿了政府组织与编制，实行责任政治。
在人事行政方面，他以人才主义为基础，选拔真正的贤能之士，各以其才来任用，并让他们有充分发挥才干的机会；这些人或来自秦王府系统，或来自原先的中立派，如李靖、李世勣、萧瑀、陈叔达等，或来自原先的敌对派，如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
他们之间的人格交往是以诚为本，政治行为则是以法为本；太宗克制自己，努力效法圣君，而同时也要求臣僚为圣贤之臣（这方面的言论颇多，参第八十五条或可管窥全体）。
最难得的是，君臣双方对此远大的抱负，大体上都能始终贯彻，互相勉励，秉持着忧患意识，惟恐不达。
在社会经济方面，鉴于大乱之后，百业凋残，太宗抱着“以民为心”的原则，全力发展民生经济，尤其优先考虑“民以食为天”的农业。他的政策在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率先躬行节俭之风，并痛惩隋朝以来的奢侈贪污的风气。
他推行类似今日的法治——律令政治，让社会迅速安定，大家皆守法；进而又推行风俗的统一和改革，扬弃一些固陋的习惯。
他的法律以慎刑、宽平、简约、统一为主，从而建立了上诉、合议、死刑覆奏制、笞刑不可笞背及减少抽打数目等制度措施，一扫隋朝以来的严刑酷法。
在国防外交方面，除了东突厥、吐谷浑和高昌因为严重关系国家的战略安全，所以用武力挞伐，甚至占领之外，对外的考虑，大体是以“先中国而后四夷”的原则作为处理的基本态度。
尤其在贞观四年（630）他成为“天可汗”以后，对此考虑得更是慎重。太宗是大唐皇帝，兼为世界皇帝，有责任维持世界秩序。
大体上他对外国的政策以羁縻怀柔为主，对一些倔强的国家如薛延陀、高丽等，才用武力干预的政策，这也是在怀柔不成之后才如此。
就战略眼光看，国外世界的稳定才足以完成大唐的国家安全，太宗之所以文武并重，适当对外用兵的考虑在此；大唐国内太平，开以下国内百年不见兵戈的原因也在此。这种选择无疑是对的，谈不上穷兵黩武。
唐太宗与群臣经常讨论各种问题，群臣之间的意见得到充分沟通，上述的政策措施也通常由此谈论中产生，从讨论中修正及检讨得失。
上自国策，下至私行，只要有涉及政治的可能，莫不讨论研究，成为君臣的共识。由于这是一种共识，所以意志也是一致，贯彻的力量非常强大。
从太宗即位至平定东突厥的贞观四年，国家已渐渐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原书曾对此加以描述：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黄河以东，山西省一带）、河南（黄河以南，今陕西省一带）、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指建成、元吉）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
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户外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即岭南），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lài）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