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上承孔子的儒学思想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创新与扩充，使得儒家思想中的心性论、天人观以及民本等思想理论得以被补充到儒家理论体系中。
哲学被誉为是一个时代的精华所在，而且不同哲学思想的提出都具有其思想渊源，同时它也往往与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探寻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其实两千多年来许多先贤、思想家们的理论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民本思想，孟子的人民性也在这一现象中尤为突出。
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其实早在西周时期那些思想家就对“人民”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了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重要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井田制也逐渐土崩瓦解，整个社会可以说是礼乐崩坏，周王室也是分崩离析，天下进入了分裂割据时代。
而在战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下，孟子不忍人民置身于战火连天的生活中，为拯救百姓脱离战乱的生活环境，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
这一理念是从孟子性善论出发的，是继承了周公 、孔子、子思的思想，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提出。
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具有现实背景、理论基础、实践操作方式，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孟子被后人视为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也同时也体现出了孟子身上所具有的突出的人民性。
任何一种思想行为的产生，必然会有其产生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之间相互征伐不断，社会环境十分的恶劣，许多人民都在这一时期颠沛流离。
孟子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通过战争赢得胜利，杀的人足以占据一整块土地；而为了争夺城池进行战争，杀的人就足以充满一座城池”。
他在与齐宣王对话时也提到“抬头不能孝顺侍奉父母，低下头不能养活妻子儿女，终生都是十分的痛苦，最终只能是走向死亡这条归宿”，这就是那时百姓凄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生活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的人民命运是多么的惨痛与悲催，这样的社会背景就引发了孟子对于人民深刻的思考。
自古以来任何政治思想都离不开政治现实，孟子的政治思想就是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萌生的。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但是频繁战争的大环境仍旧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税赋负担。
其次，这一时期是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的重要时期，构建一套能与新制度相匹配的新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最后，“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正如孟子所言，思想甚多，质量却参差不齐。“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由此可见，孟子要正人心，以继承圣人思想为己任，从而提出重构政治秩序的方案，他的人民性应运而生。
尽管周公所处的时代与孟子所处的时期在时间上相距甚远，但是周公“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对孟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因此孟子十分赞赏其为政以德方能长久的保民思想，以及周公明德慎罚的统治方法。
孟子赞同周公“天命不常”的观点，认为人民才是君主实行统治的根本基础，君主的统治能否长久维持下来，取决于他所赢得的民心民意，因而提出了“保民而王”的观点，同时还告诫君主要“省刑罚，薄税敛”。
孟子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制民之产”等利民、惠民措施，这与周公所说的“保惠于庶民”如出一辙。
可见周公“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经过发展与演变，最终被孟子总结为“民贵君轻”，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传承，更是一种思想的超越。
众所周知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而孔子所处时期可以说是“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秩序十分混乱。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依靠着独特的社会背景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们结合现实政治需求，对传统思想进行传承、改造和超越，为中国早期政治思想文化的积累贡献了力量。
而孔子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孔子“仁者爱人”的政治思想是在周公“敬德保民”政治思想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他也为孟子人民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并结合自身的思考，最终将民本思想发展成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
他在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性善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统治观。在孔子的思想认知中，仁者爱人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地位。
统治者想要成为仁者，必须首先要推行利民富民之政，先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孟子就是在孔子这一思想上，从经济领域提出很多富民的经济举措。
他还根据孔子的教民思想，认为君主对民众要“教以人伦”。
尽管孔子没有提出具体如何对民众实施教育，但是其对教育的关注为孟子的人民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孟子在孔子以及诸位先贤的影响之下，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性是向善的。而孟子围绕着这一中心则展开了详细论述，最终形成了人性向善的理论。
孟子的性善论强调每个人的心都是向善的，君主亦如此。君主必须具有不忍之心，每当看到自己的子民受灾受难时，应该要反思自身在统治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并重新施以仁政，解救百姓脱离困境。
可以看出孟子这一观点以及政治思想的提出仍旧能够明显的体现出他的人民性。
通过对于先贤的学习以及自身的认知再加上时代的特殊背景，孟子的人民性应运而生。
孟子在君民关系上提出且坚持的看法是“民为贵而君为轻”。
在孟子的社会认知当中人民要排在君主之前。
这是因为孟子所处的时代兵荒马乱，天下纷争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征伐环境中，而孟子对各个诸侯国的统治者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民生疾苦表示强烈的不满，对民众的生活境况表示十分的同情。
因此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处处流露出人民才是一个国家之根本，国家的君主只有通过“保民”才能为“王”的政治思想。
由此可见孟子十分重视人民的地位。
他认为人民是立国之本，只有得到人民的民心才能够维持统治政权的稳定。
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可见在孟子看来，“君”和“社稷”在必要时可以更换，但是人民却是万万不能被更换的，因为人民乃是国之根本，在一个国家中处于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地位。
因此孟子提出“诸侯王有三个最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土地，人民以及政事。”
诸侯间发动战争，争夺的就是土地，但是仅有土地没有人民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在土地之上，一国之中，人民是最重要的。
人民可以通过民心民意决定统治者由谁来当。
孟子认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倘若君主犯了大的过错必须得进行进谏，但是如果多次进谏之后君主仍旧我行我素那么就可以离开君主了。”君主有大过错，在臣民的劝谏下屡次不改，那么民众有权更换贤明的君主上位统治天下。
例如齐宣王认为臣民弑杀君主是万万不可的事情，但是孟子却反驳说，君主若是在位期间施行暴政，置民众于水火之中，那么他的君主之位就会被革除，普通民众也不会再把他当成高高在上的君主，而是把他当成人人得而诛之的不义之贼。
由此可见，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孟子都是坚定的维护人民的权益，他的立场也更突出了他的人民性。
在孟子眼中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而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船和水的相互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只有建立在“民贵”之以后“君贵”才能充分发挥“君”的价值，纵观历史，只有国家昌盛，“君”才能安坐其位。
孟子十分关注民生，在经济方面尽可能为人民争取更多的权益。他的理想就是让百姓人人有田耕，人人都不愁温饱问题，都能够安居乐业。
因此他在经济方面论述详细且深入，向当时的诸侯王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利民惠民措施，这些举措贴近民生，符合百姓现实需求，也最能体现孟子的人民性。
孟子主张性善论，即认为人性本善，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孟子认为任何人生来即有善端、良能、良知孟子以性善论作为自己人民性的理论基础，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设计了维护统治地位、实现国泰民安的稳定治国方略。
孟子的思想内容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套完整的治国安邦思想体系。
它能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至今还熠熠生辉，足以证明孟子的智慧与力量，同时也将孟子的人民性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孟子以人民的生活以及生命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他亲眼目睹了在战争环境下普通的人民所遭受的惨痛疾苦，因此孟子十分反对不义战争，希望那些统治者能够保民、养民。
在那样一个乱世当中，孟子敏锐地意识到天下最终一定会“定于一”，而且认为将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从孟子的这些观点不难看出，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基本都是以人民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在战国这一时代背景下，孟子的“民为贵”思想，可谓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一个高峰，是对商周以来的民本思想的一个高度总结与概括。
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既受到他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又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永恒性、超越性的光芒，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自秦汉以后，人民在政治上的作用以及政治地位逐渐被更多统治者以及统治阶层的思想家所认识到。
使得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对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有所继承与发扬，使得孟子人民性的特点得以流传千古。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观点，既是中国以民为本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又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尽管在战国时期，孟子本人没有能够得君行道，他的很多主张与思想被同时期的不少人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孟子的“民为贵”思想实际上却具有高度的超越性、先进性。
这也正是后来在西汉武帝执政时期，孟子与孔子能够被尊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儒家能够成为封建王朝正统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孟子一生中所提出的政治思想与对于儒家学说体系上的补充，孟子处处都是以人民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同时将人民的生活境况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落脚点，同时在那样一个统治者至上的社会中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
由此可见，孟子的确是无时无刻的都站在人民这一派中，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斗。
因此孟子身上所具有的人民性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