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传十六帝，共计276年。
元末爆发红巾起义，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队伍。1364年称吴王，史称西吴。1368年初称帝，国号大明，定都南京。1421年朱棣迁都至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明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1449年经土木堡之变由盛转衰，后经弘治中兴、万历中兴国势复振。晚明因政治腐败、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个政权，史称南明。清军陆续击败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覆灭。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奉明正朔的明郑覆灭。
明代疆域囊括汉地，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后缩至辽河流域；北达阴山，后撤至明长城；西至新疆哈密，后退守嘉峪关；西南到达缅甸和暹罗北境，后折回约今云南境；并在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还曾收复安南。
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明朝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明代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据《明实录》所载人口峰值为7185万，也有逾亿、近两亿的不同说法。
相传，朱元璋初定天下，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又称皇明，清朝时称之为前明。又因皇室姓朱，称朱明。
大明国号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与宗教有关，吴晗等人认为，大明国号的源头是明教，而南京大学胡阿祥等认为此国号出自白莲教，而源头则是佛教。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用“明”作国号以示正统地位，也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另有观点认为，明朝国号出自《周易·乾·彖》“大明终始”，与元朝国号同出一典，象征元、明之间正统嬗替。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残暴无道。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导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备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小明王任其为左副元帅。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今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至正十七年（1357年），耿炳文克长兴，徐达克常州，而朱元璋亲自率军攻取宁国。随后赵继祖克江阴、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陆续攻占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至此朱元璋部控制江左、浙右各地，向西与陈友谅部相邻。1360年，朱元璋在龙湾之战中击败陈友谅。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1363年，陈友谅在鄱阳湖水战中败亡。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初步建立政权，史称“西吴”。与占平江府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朱元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灭陈友谅后，东面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便成为朱元璋下一步的消灭对象。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
1367年，朱元璋对北伐作出了部署，策划先取山东，撤除蒙元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元朝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元朝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后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挥师潼关。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
在北伐的同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年号洪武。[4][288]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大都，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289]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39]割让四百年的幽云十六州也被收回。之后朱元璋又八次派兵深入漠北，大破北元的军队。[40]洪武二年（1369年），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击败扩廓帖木儿，[291]年底平定陕西。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命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出兵进攻北元。[290]明军此次北征，三路皆胜，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逃到漠北，其子买的里八剌等被俘。[292]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夏，取四川。[293]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蓝玉等取云南，消灭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20万人北征故元太尉纳哈出。得其军民24万余人，羊、马、驴、驼、辎重无数，最后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明朝侦察到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蓝玉部明军到达捕鱼儿海南岸，发动突袭，俘获包括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吴王、代王、平章八兰等人。
明朝建立后，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还无暇顾及国家机构的调整，故仍旧沿袭元朝的中书省宰相负责制，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随着元朝势力向北败退，明朝胜利的大局已定，朱元璋的治国方略也在逐步转变。为了加强君权，打击相权，废除中书省及丞相成为必然的选择。废丞相后，自统六部，以加强皇权。挑选几名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实行分封制，明太祖将儿孙派驻各战略要地为王，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创建卫所制度，由中央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将全国定为17个都司、3个行都司、1个留守司、329个内外卫、65个千户所。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又鉴于元朝的政治混乱，故以猛治国。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国作用。他说：“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即位后在全国掀起了打击贪官的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洪武六年（1373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旨编定《大明律》，朱元璋亲加裁酌，后又经三次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又颁布《大诰》。
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社会生产。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朱元璋还鼓励开垦荒地，1370年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在地方确立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也对功臣有所猜忌。朱元璋借此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1390年，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坐死，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儒臣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十年之久，前后被株连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三万多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大加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强皇权。“胡蓝之狱”后，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亦被赐死。经过几次党狱，明初的功臣大量被杀，间接导致了明太祖死后靖难之役中朝廷无可派之将。
1398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帝。建文帝为巩固中央集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欲铲除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经过四年的夺位战争，最后率军南下，攻占京师（今南京），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1402年，燕王朱棣即位，改元永乐。
朱棣即位后，对异议者强力镇压，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明成祖在位时期，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机构，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他任命七位学者到翰林院的高级岗位上来，然后让他们担当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明成祖任命解缙、黄淮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了胡俨、胡广、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还恢复了明太祖时期后来被废除的锦衣卫，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厂卫制度由此确立。此外，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永乐元年（1403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正式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明年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318]明成祖时期标榜文治。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
永乐时期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南面，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命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沐晟为副将军，率兵号称80万征讨安南。[320]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俘黎季犛父子。[321]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明朝令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布政使司。在北面，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打击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明军击破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刺遣使谢罪之后，朱棣班师回朝。永乐二十年（1422年），朱棣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明成祖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十一月，班师回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东北方面，朱棣还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对于西藏，自明成祖开始，明政府在藏区各教派中先后封了三大法王、五个王及其他各级僧官若干，“俱给印诰，传以为信”，为明明成祖朱棣数次北征，朱高炽都以太子身份监国，朝无废事。朝廷效力。
朱棣实行积极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的同时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明史》评价明成祖时期的国力“远迈汉唐”。但明成祖朱棣也是个好大喜功之人，他五征蒙古、出兵安南 、派郑和下西洋以及迁都北京等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导致民乱、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削藩政策的不彻底性也为其死后汉王叛乱埋下伏笔。
仁宣之治
明成祖去世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明仁宗有很高的政治经验，明成祖朱棣数次北征，朱高炽都以太子身份监国，朝无废事。朱高炽即位后开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平反冤狱，释放夏原吉等因谏阻北征而入狱的旧臣，[332]赦免了建文帝旧臣和永乐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允许他们返回原处，又平反冤狱，使得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并恢复一些大臣的官爵，从而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政治上，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明仁宗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明仁宗还一改永乐时的暴政，他褒奖直言，虚怀纳谏，此举虽然仍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与永乐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军事上，明仁宗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门为行在。并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谒皇陵，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但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
明宣宗在仁宗奠定的基础上，倚靠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及尚书蹇义、夏原吉，组成了志在守成的稳健的统治核心。在解决了前朝遗留的问题后，重点转向治理内政方面。首先平定了汉王高煦之叛。早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深得永乐帝宠信的汉王朱高煦夺嫡失败后，受到永乐帝惩罚，徙封安乐州（今山东惠民）。但他不甘失败，宣宗少主初立，汉王妄图重袭“靖难”故事，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举兵反叛，宣宗在“三杨”等人支持下亲征安乐州，平息了反叛，将汉王父子废为庶人，禁锢京师，巩固了中央政权。为休兵养民，明宣宗一改永乐时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趾撤兵，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
明宣宗清革前弊，整顿统治机构，对那些“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和“老疾”者，予以罢免，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派遣廷臣出任地方知府，而这些通过荐举和赐敕委派的知府，多为当时最干练的官员。另外，明宣宗在一些重要省份设置巡抚，主要目的是整理赋税。在用人方面，明宣宗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目的在于任官得人和责成治效。明宣宗还实行了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蠲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在稳定明朝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宣宗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先后派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并延续明仁宗的治国理念，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息兵养民，使明朝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使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仁宣之治”。但明宣宗同样擅长书画，有画作传世。同时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宦官乱政埋下隐患。
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因明英宗年幼，太皇太后张氏与三杨治国有道，明朝颇有一番欣欣向荣之态。三杨担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明朝国力鼎盛。1442年，遏制王振权势的张太后去世之后王振大肆揽权。太监王振原在太子宫当差，他极善察言观色，迎奉拍马，把太子哄得难离他半步。朱祁镇即帝位后，便把他提拔为宫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替皇帝管理和批阅所有奏章。王振成了正统皇帝最为信赖之人。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
此时，明王朝流民问题十分严重。正统时期，流民问题几乎遍及全国。打破了明初确立的基层里甲控制体系。[71]明王朝为榨取更多白银，加紧盘剥矿工，对闽、浙、赣部分山区实行封锁，1444年，叶宗留、邓茂七等发动起义，沉重打击了明王朝在闽浙的统治势力。此外，正统时期，英宗与王振连续发动对麓川的征讨战争（明征麓川之役），数十万人被征用，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明朝灭元后，蒙古族各部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逐渐强大起来。其中与明廷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一支称作瓦剌的蒙古部落，已成为明廷最大的边患。面对日益强大的瓦剌，朝臣多次上疏要求增加军备，整顿兵制，但都被王振驳回。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的主政人太师也先，寻衅发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明廷由于多年军备废弛，军队不堪一击，瓦剌军很快就越过边塞，引起明廷一片混乱王振为邀功讨宠，不顾军力疲惫，粮草不足，竟怂恿英宗集结五十万军队御驾亲征。结果明军出征仅一个月，大军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军所怒杀，史称“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土木之变后，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改元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
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针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措施。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招贤纳士，清除阉党势力，稳定局面，重用于谦等贤臣，吏治为之一新军事上，对于瓦剌的进攻趋势，采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于谦等人的协助下，彻底改组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机构。对戍军的控制权原来由贵族和宫廷宦官分掌；戍军中的每个营完全自主，分别受训，并各由它自己的战地将领统率。但1450年，也先释放明英宗。然而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遣使迎驾，后又把英宗困于南宫（重华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代宗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代宗因而严重对立。
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联盟，欲拥戴英宗复辟以求功赏。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政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之后废代宗为郕王，并且逮处死于谦。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
1464年，英宗去世，太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成化初年，宪宗经历了两场政治风波，一是河南人刘通、石龙聚众在房县(今湖北)造反，短时之内相从者达数万之众，宪宗派官军镇压，很快平息，刘通被斩首，石龙逃窜四川；二是大藤峡之乱，宪宗派官军镇压。宪宗时期，重用阁臣李贤等人辅政，于夺门以来诸政，重新厘正，以取得朝野支持。为于谦平反，恢复景泰帝帝号。但李贤去世之后，宪宗宠爱年长自己十七岁的万贵妃，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怠于政事。晚年又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造成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才全被裁撤。到成化十年（1474年），朝中难有直臣容身。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吏科给事中李俊上书宪宗，直陈时政六弊，措辞十分激烈。宪宗被迫免术士李孜省之职，但对进谏大臣耿耿于怀，密书60余人姓名于墙壁，寻找时机贬逐。政治昏暗，奸臣当道，西厂横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贪污盘剥，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十八岁的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明孝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史称“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孝宗先是将成化年间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免，逮捕治罪，并选贤任能以委重任。凡是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使自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明孝宗被誉为“中兴令主”，人称弘治中兴。
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法治宽刑。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明史称孝宗为“恭俭有制，勤政爱民”。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明孝宗在位十八年间，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但明孝宗疏于武备，在军事上无所建树，对于北部边患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同时，孝宗即位后，臣下虽然称誉“太平无事”，但孝宗仍依宪宗的先例，从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均经由内宦，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孝宗在位数年，即逐渐倦政，崇信道术。表面的太平掩盖着重重的矛盾，朝廷的种种积弊也在发展。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在位期间，宠信曾在太子宫侍奉过他的太监刘瑾等八人，日夜与之寻欢作乐，人称刘瑾八人为“八虎”。大学士刘键等人力主诛杀“八虎”，以振朝纲。朱厚照却偏袒“八虎”，委刘瑾执掌司礼监、锦衣卫、东厂，正直的大臣动辄遭到清洗，朝政一片黑暗。朱厚照先后任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宠臣。将政务尽委宠臣，自已带近侍和亲兵出宫巡游，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还令大臣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发布命令，在刘瑾的淫威下，大臣们对此怪事敢怒不敢言。明武宗即位不久，下令在西苑太液池西岸营建一片宫区，称为豹房，又称新宅。豹房建筑结构十分复杂，上下两层，密室勾连。朱厚照在这里广召美女、乐使、僧、道、术士，纵情玩乐，动辄数十天甚至几个月不回紫禁城。朱厚照还将边关四镇守军调入御苑，在豹房操场演战阵，人称“外四家军”。明武宗是明代历史上最为荒唐的皇帝之一。他最初信用“八虎”，终日醉心于淫乐，政治黑暗，奸党横行，忠良正直之士仵逐殆尽，以致王朝反叛四起。[338]此时明朝外有鞑靼达延汗进犯、内有安化王、宁王叛乱和民变等重大危机。
1520年武宗借出征江西宁王叛乱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朱宸濠。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世宗。明世宗重礼节，遇事有主见。其母子入宫前与礼部已有两次争议。即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导致大礼议之争。最终世宗扫灭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朱厚熜的意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些事充分显露出了朱厚熜少年时即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性格。
明世宗初承大统时，对国事尚有所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正统以来形成的内监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曾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等。但这种善政并没有保持多久，一年以后，即有“十渐”等奏疏出现。1534年后，世宗即不视朝。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设醺炼丹，迷信几个道士的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敢回大内，置朝政于不顾，使贪赃枉法的首辅严嵩横行乱政二十年。严嵩善写斋醮之青词，加太子太傅，曾两度任首辅，兼吏部尚书。子严世蕃为“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后进至太常卿，益骄纵。父子贪污纳贿，排除异已。严嵩媚上窃权，甚至设法激怒皇帝，杀害正直功臣。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东南沿海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98]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隆庆开关奠定基础。[99]另葡萄牙人于1557年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明世宗去世，裕王朱载坖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
明穆宗继位后，首先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但不久引发内阁之争，高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明穆宗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其中就有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施新，也就是“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明穆宗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所谓“安民生、足国用”，即蠲免救济，减少百姓灾后的痛苦。抑止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明穆宗还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同时，隆庆帝也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同时在北方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开展互市贸易，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隆庆时期这些作为都是超过前朝的。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史称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职权让亲子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家属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国本之争主要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106]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107]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108]万历帝是个贪婪的君主，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他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盘剥工商，引发了百姓的抗税斗争。万历帝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争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兴起，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年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109]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在东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致使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军事方面，万历朝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国库存银1617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1620年，明神宗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朱常洛登基后，面临着其父朱翊钧遗留下的严峻形势，朝纲腐败，经济凋落，宫内纠纷无休无止，军力日衰，边疆吃紧，后金崛起，封疆残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而体弱、孤僻、压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无力挽回即将崩溃的局面。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更为尖锐，先后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宫案”。万历帝死后，贵妃郑氏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以献美姬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新皇帝朱常洛登基以后，每日沉于酒色，无几日就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李选侍又与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挟持皇太子朱由校于乾清宫，欲争当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在以东林党人为主力的朝臣的强大压力下，才迫使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明熹宗继位，改元天启。
明熹宗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明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2年，山东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另外，各地民变、兵变、抗租斗争频繁爆发，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人，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任他们制造“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狱，残酷迫害企图改良明朝政治的东林党人。魏忠贤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不断激起民变。1625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
其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忧患来自辽东后金对明王朝的威胁。熹宗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即位后罢免“有胆知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攻陷沈阳、辽阳，辽东局势日趋严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熹宗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陷广宁及其周围40 余城。在阉党策划下，熹宗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孙承宗、袁崇焕亦遭猜忌，被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厂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当时东北方的后金逐步占领辽东地区。1626年，在袁可立和孙承宗相继离任后，蜷伏了几年的努尔哈赤突然活跃，大举西侵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宁远，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借坚城固守抗敌，最终击败后金军，并击伤努尔哈赤，史称“宁远大捷”。不久后，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即位。
朱由校的性格荒唐怪异，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为乐。喜机巧水戏，创演水傀儡戏。与宦官同演《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好油漆木工，房屋营造。选武阉三千，于紫禁城内开内操取乐。一生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无心朝政。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因划船嬉戏，溺水获疾。后虽痊愈，仍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困倦无力，狂躁不安，饮“仙方灵露饮”，以求长生。结果全身浮肿，卧床不起，一命归天，年仅23岁。
1627年，明熹宗去世后，信王朱由检继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121]朱由检受遗命继承皇位。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天启七年十一月，在铲除魏忠贤羽翼使其孤立后，复将其贬谪凤阳，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然而崇祯用人多疑、刚愎自用、举棋不定导致局势愈加糜烂。
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但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朱由检性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攻打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史称己巳之变。因清朝施反间计，导致袁崇焕被崇祯帝所杀。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皇太极于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北直隶、山东等地区，史称清兵南略。当时北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降清，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明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腐化；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随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事，最后发展成雄踞陕西、河南的李自成与先后占领湖广、四川的张献忠[124]。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三月，李自成率军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最后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丹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弘光政权一方面抵御清军南下，一方面剿杀农民军。顺治二年（1645年）春，清军开始进攻弘光政权。此时弘光政权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和内战——驻守武昌的左良玉部队于三月顺长江东下，要“清君侧”，权臣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军队迎击左军，致使江淮防线陷入空虚的状态，而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根本不能指挥那些骄兵悍将，因此无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四月，清军抵达扬州城下，史可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遇害。五月，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覆灭。福王本人在城陷前出奔，不久也被俘，次年被处死于北京。
弘光帝死后，同年六月，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扶植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建立政权。鲁王依据钱塘江天险与清军相持一年。同时，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于福建福州称帝，即隆武帝。而两个南明政权为争夺正统地位互相攻伐。1646年，清军攻占浙江与福建，鲁王逃亡海外，隆武帝于汀州逃往江西时被俘，绝食殉国，郑芝龙向清军投降。朱聿键之弟朱聿鐭在广州受苏观生及顾元镜拥立，即绍武帝，于同年年底被清将李成栋攻灭。同时间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称帝，即永历帝。
1646年，永历政权获得瞿式耜、张献忠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势力以及福建郑成功势力的支持下展开反攻。同时各地降清的原明军将领先后反正，一时之间南明收服华南各省然而于同年，清将尚可喜率军再度入侵，先后占领湖南、广东等地。两年后，李定国、孙可望与郑成功发动第二次反攻，其中郑成功一度包围南京。然而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间、不同派系的农民军之间、官兵和农民军之间重重矛盾不可化解。特别是永历政权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1651年，舟山群岛沦陷后，鲁王朱以海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投奔郑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门。顺治十四年（1657年，南明永历十一年），驻守贵州的大将孙可望投降清军，云贵之地丧失了保护的屏障。顺治十五年（1658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大军入攻云南，云贵沦陷。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军攻入广州，永历政权灭亡。
1661年清军三路攻入云南，永历帝流亡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后吴三桂攻入缅甸，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于8月12日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朱由榔侍从近卫，朱由榔最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亡。
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1662年清军开始攻打，到1664年首领李来亨被杀而亡。
郑成功在南京之战失败后退回金厦，于1661年率军攻占荷兰占据的台湾，定都东宁。明郑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历帝为正主，以永历为年号，但实际统治者为延平郡王。郑成功抵台约一年后便即亡逝，延平郡王之位续传郑经。郑经接位后，持续西进，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继承郑成功于台湾建立政府体制的延平王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1674年，率军由台湾西渡福建。
郑成功
回台后，郑经无心政事，听从陈永华上议，令郑克臧为监国以处理国政。不过随后陈永华即遭夺兵权，同年抑郁而终。翌年，郑经因病去世于台湾台南，本遗命监国郑克臧继任政权，但郑克臧遭冯锡范、刘国轩等人袭杀、改拥郑经12岁次子郑克塽继位。
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进攻明郑。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战略威胁，最终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宁靖王朱术桂携五妃自杀殉国，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