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自始至终都由毛泽东来领导，定然会少走很多弯路。
这自然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是一个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的人。
毛泽东思想之所能很快形成并得以迅速发展，正是因为他正视了我党我军建设初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并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不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在失败本身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或许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是，绝对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更不能以“上帝之眼”去批判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之中。那么，讨论今天这样的问题也就没有了丝毫的必要和意义。
红军战斗 雕像
在长征之前，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一共进行过五次“围剿”。在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前三次是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均大获全胜。
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由于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被排挤出了军队领导岗位，所以第四次反“围剿”是由朱德和周恩来领导的。
但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仍沿用了毛泽东和朱德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形成了战术原则，所以同样获得了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苏区，而且还来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从此，对红军的指挥权便牢牢掌握在了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以及只会搬用欧洲战场经验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手里。这也就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其实，在前三次反“围剿”中，红军的作战原则已经形成且趋于成熟。
在这个作战原则中明确：
红军必须实行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战争，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对强敌的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正确地制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上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平分兵力、全线抵御，主张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等。
这一原则，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进行了反复验证，均获得了巨大胜利，可惜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没有一以贯之的坚持下去。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与朱德
下面，我们依次来盘点这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命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由北向南，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毛泽东、朱德指挥3万红军游击队，以一当十，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五天之内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在龙冈“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4月至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海陆空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开始对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设伏奇袭，自5月15日至30日15天内，红一方面军横扫700里，歼敌3万，缴枪2万，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至9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骂完一声“娘希匹”后，亲率30万大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展开“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仍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老办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牵着敌人的鼻子让其日夜辗转在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把敌人肥的拖瘦，瘦得拖死，三战三捷，缴枪过万，共歼敌人7个师，17个团，俘18000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地图
1932年12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开始“围剿”。此时，已是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已经完全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在长汀城里的福音医院“疗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已经由周恩来兼任。
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继续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在攻打南丰进展不顺时，采用“佯攻”战术，谨慎行动，终于抓到战机，并于2月27日和3月21日，先后在黄陂和草台冈地区，取得两次大兵团伏击战的大胜利，歼灭敌人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给了敌人沉痛的打击。
值得一说的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前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常常脍炙人口，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又被轮番口诛笔伐。但同样取得伟大胜利的第四次反“围剿”却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提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我以为，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毛泽东没能参加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让它显得失掉了不少光辉。
其实在这次战役中，朱德总司令已经完全替代了毛泽东原来的指挥位置，而作为总政委的周恩来对于第一方面军来说还是初来乍到，尤其是对于朱毛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战术原则更是知之甚少。
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朱德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周恩来的作用不大，他顶着当时临时中央“左”倾思想的压力，对朱德乃至毛泽东的战术原则的支持，同样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五次反“围剿”地图
同毛泽东几次交手失败后，蒋介石终于开始痛定思痛，正视这个曾经一直被轻视的对手毛泽东了。
为了开展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开始静下心来研究这些一直视之为“匪”的红军的作战特点。不但向各帝国主义列强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和大批军火，聘请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参与拟定“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
同时，蒋介石还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聘请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分批对他的军官实行法西斯的军事、政治训练。在作战方针上，蒋介石采用洋顾问为他制定的“堡垒政策”。
1933年9月，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为此，两个德国人之间的战争由此悄然开启，一是是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塞克特，另一个德国人就是被称为共产国际派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一进入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开始了。博古把红军的军事大权交给了这个既不懂中国国情又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外国人。
军事顾问李德
由于李德的出现，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
在博古的支持与纵容下，“左”倾军事路线在军事领域得以全面实施。李德和博古彻底推翻了毛泽东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取而代之的是，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的模式和正规战争的经验，按照苏联军事的老教程，在一张粗糙到比例错误的地图上相当然的纸上谈兵。提出了一系列如“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向来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保持战术上的主动性，应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要么跳到敌人包围圈以外，在外部交通线上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要么留在苏区内部，继续实行过去的“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运动中创造有利条件歼灭敌人。毛泽东尤其主张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打击敌人。
而李德完全放弃毛泽东的一套正确办法，充分利用了博古赋予他的特殊权力，实践他的正规战战略战术。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并实行“两个拳头打人”，采取“分离作战”的方针，把本来就兵力有限的红军分成了中央军和东方军两部分，犯了不但不集中兵力反而分散主力的大忌，尤其是他那个“短促突击”战术，穿梭在敌人蜂窝般的碉堡群内，使我英勇的红军成为了敌人的活靶子。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正如毛泽东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动权，被动挨打。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共双方都似换了个人。历史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惊叹：国民党蒋介石因为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忽然变强了，而红军却因为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战术原则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变弱了。
在反“围剿”的后期，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军事指挥和决策者更是接二连三的丧失主动权。
这便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1933年11月，正当蒋介石对我实施疯狂围剿的时候，由李济深、陈铭枢和蒋光鼎、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竖起了“抗日反蒋”的大旗，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本来这是一次联合抗蒋和解除南线之敌的绝好机会，毛泽东就此提出联合的建议，而且十九路军也主动开始与红军开始联系，但是极“左”的博古中央却认为十九路军建立的人民政府是“伪政府”，不但不应该和他联合，还应该予以打击，视之为比蒋介石更大的敌人，不仅不愿意联合，还开出一路绿灯让蒋介石派兵去镇压十九路军。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最为惨重的要数广昌保卫战，这是李德亲自指挥的一场战斗，也是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次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李德不顾彭德怀等指挥员“广昌不能固守”的建议，坚持“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
因为敌我双方的堡垒是不同的，塞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浇筑的，而李德的碉堡是木头和泥土搭成的。面对敌人雨点般的炸弹，顷刻就变成了废墟。这便是被毛泽东称为“乞丐和龙王比宝”的打法。
这次战斗足足打了18天，敌人虽说也受到了重创，但红军以伤亡5500多人的惨重代价结束战斗，广昌亦失守。为此，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下流无耻”。
彭德怀
还有就是6月中旬，敌人依托堡垒五里一推，十里一营步步逼近，于7月上旬，从六个方向向红军开始了新的进攻。临时中央领导人仍然放弃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原则，竟然兵分六路，致使红军彻底失去任何优势。
更为要命的是，在几次进攻作战受挫后，博古、李德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最后又发展为军事上的逃跑主义。由此宣告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苏区，踏上了无比艰辛的长征之路。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左倾”路线的失败。当然，对于具体的责任人，历史则早有结论，不论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军事顾问李德，还是远在苏联的“左倾”领导人王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我们今天检讨这场战斗的失败，自揭历史的伤疤，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为了批判谁、指责谁，而是为了以史为鉴、更好地康复我们的肌体，用最正确的历史观，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