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宣德九年，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背着一个箱子从京师赶往四川青神县。男子名叫余祥，是户部的五品郎中，此行意在回乡奔父丧。期间友人接风，余祥将箱子置地，将三杯酒水沥于一旁。众人奇之，余祥淡定地说，箱子里装的是同乡好友的骨骸，这次是要把他带回家乡安葬。
四年后余祥寿终，到了也只是一个五品官。但谁都不知道，很多年以后，余祥被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资政大夫，余家也成为了青神当地的望族。这一切都归功于余祥的儿子——余子俊，对，就是那个修筑了大明延绥一千七百余里长城的余子俊。
明长城遗址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氏，生于宣德三年。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明代著名边臣。写余子俊，是因为这哥们很有意思，主要还是胆子大。在明代官场做官，胆子大这种事情，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出奇效，用得不好，就是在作死，余子俊就属于兼而有之。
父亲余祥离世的时候，余子俊才十岁。虽然年幼丧父，但总归还是有些家底，加之余子俊聪颖好学，一直被家族重点培养。
景泰二年，余子俊得中进士，被授予户部江西主事，至此开启了其仕途生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余子俊的父亲余祥是永乐十六年的进士，之后马上就进了户部做主事，最后做到了郎中；余子俊在户部待了十年，做到了户部的员外郎；很多年以后，余子俊的侄子余寰在弘治年考中进士，也是进了户部，官至员外郎。
明代官员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肯定不是。我查阅了从正统时期到景泰年间几个户部尚书的履历，并没有发现谁与余家交集过密的情况，考虑到余祥自己最后也只是混到了户部一个司的主官，所以我推测余子俊顺利进入户，仅仅是得益于余祥的好人缘。这一点在四川的地方志中也有体现，称余祥是一个讲义气，念故交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行文开头讲述了余祥携带骸骨归乡的故事。
余子俊刚刚步入官场，就能进入父亲生前的老单位，甚至还有很多父亲生前旧僚的佛照，这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余子俊在户部一待就是十年，更是对他今后的仕途有着莫大的帮助。户部是干嘛的？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户部的官老爷们对于其他衙门来说就相当于“财神爷”。虽说不像吏部那样掌握着官员的升迁考核，但也是谁都要卖几分面子的重点衙门。
《余子俊》音乐剧 剧照
从景泰年间开始，大明王朝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即在“土木之变”后，勋贵集团逐渐在军事上失去话语权，文官集团开始占据上风。这也是符合了封建王朝“文官掌兵”的历史趋势。
而这批读书人在制衡勋贵武将时，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卡他们的钱袋子，一应粮草兵饷，都是由文官们说了算。
在户部的十年时间，让余子俊躲过了“土木之变”，“夺门之变”，躲过了景泰和天顺初年混乱的朝局，让余子俊熟悉了大明王朝的财政状况，了解了庙堂高层的权力斗争，也为他自己积累了不俗的工作经验和官场人脉。再加上他自己的敢作敢为，终于为自己拼出了仕途上的第一个契机——西安知府。
天顺四年，原户部福建司员外郎余子俊，擢升为西安知府，即刻上任。这个任命不简单。
明英宗 朱祁镇
第一，天顺四年，“夺门之变”的三大功臣之一石亨集团覆灭，而石亨在军界的关系错综复杂，明英宗正在努力清洗石亨派系；
第二，近年以来，陕西地区并不安宁，瘟疫，干旱时有发生；
第三，对于一个户部员外郎来说，上任西安知府，可以算是跨级擢升了。
余子俊很可能是受到了朝中某位大佬的授意，到陕西去做一颗棋子，一方面去了解熟悉陕西边军的情况，监督有之，积累经验亦有之；另一方面，去解决西安的财政困境和应对将要出现的灾荒。当然，余子俊本人很可能是立了“军令状”的。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余子俊是带着资源上任西安知府的？因为他在任上大胆的操作。
西安城墙
灾荒还是出现了，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地方父母官一方面会上报朝廷，要求朝廷下拨赈灾的钱粮，一方面会打开府仓赈济灾民。余子俊呢？朝廷给了多少钱粮给他我不知道，甚至有没有问朝廷要我都没找到相关的记述，只知道他从府仓取了十万石粮食出来，“借"给灾民，或者说“借贷”给灾民。说白了就是灾年把粮食放给灾民，等以后粮食丰收了，再逐步偿还政府放出的粮食，如果年景好或者有些人收成多，那还会视情况收一些“利息”。
这个操作很骚，也很大胆。我后来翻阅了万历年间河南的赈灾史料，并没有发现有这种“借”法赈灾，所以余子俊的这个办法可以算是“特立独行”了。
赈灾就老老实实赈灾，要百姓还粮甚至给利息的操作，非常容易被政敌抓住利用，大做文章。尽管余子俊的方法在赈灾的同时，也逐步弥补了地方财政上的亏空，但怎么看都有些违反“主旋律”。
白银
可余子俊就这么干了，还干得风生水起，干得光明正大。北京的大佬们知道这件事吗？肯定知道啊，但谁都没说什么，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一点，除了有大佬罩着余子俊，我实在想不出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余子俊在西安知府任上一干就是整整六年，最后考核的时候，他居然是关中七位知府中排名第一，看来余子俊是顺利完成了朝中大佬交代的任务。顺理成章地，余子俊的仕途也再次扬帆起航。
成化二年，余子俊受到表彰，又得时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林聪的推荐，晋升为陕西右参政，这是要向地方大员过渡了。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成化二年的时候，林聪曾经到江淮地区赈灾，用的法子和余子俊的操作很像，而林聪后来更是在成化十三年的时候成为了刑部尚书。
灾民
成化二年的陕西右参政，其实还兼着一个特殊使命，即督三边军饷。户部出身的官员，钱粮一事总是特别敏感。到成化三年的时候，余子俊又擢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余子俊开始逐渐接触军政后勤。
成化六年，三年秩满，余子俊转任浙江左布政使。这个职位是个过渡，到其他地方升个半级，半年以后马上转调。
成化六年，余子俊被授予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延绥。
延绥巡抚这个职位，大概是在景泰初年设立的。大明北边为了抵御蒙古南下，设有九镇，就是我们常说的九边，算是九个军区吧，延绥镇就是其中之一。延绥巡抚的出现，是因为延绥镇的作用不断加重，也是文官集团向九镇军事系统渗透的重要表现。
九边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说道的，往常九边的文官一般都受当地的镇守文官节制，但巡抚的出现代表着当地文官的独立运作。这背后，其实是兵部和户部的较量。
镇守文官多由兵部指派，参预地方军务，而在弘治初期前的地方巡抚，多是行使监管钱粮的后勤任务和治理地方行政工作，官员多有户部背景。
当然，随着后来蒙古施加给九边的压力越来越大，到弘治中后期，延绥巡抚也逐步向“军事化”转变，但在余子俊成化六年的任上，他的工作还是与具体军务有所分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专业的财政官员就任地方巡抚，也说明了当地和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
聊到这里，差不多要说余子俊修筑长城的事情了。不过还是提前交代下当时的背景。
明军
大明建国后，朱元璋和朱棣两位老祖宗一直对蒙古采取主动攻势，也确实挣下了北疆几十年大环境的稳定。但随着蒙古诸部的分化和再组，加之宣德年以后北边大的战略收缩，很多原先较为靠北的镇所城堡都被放弃，防线逐步南移。
一方面是因为大明王朝的主要国策逐渐向内部经济建设转变，另一方面随着开国老兵的消亡，王朝的热血进取之心也被削弱。最明显的就是正统时期的军备废弛，以致出现了“土木之变”这种差点亡国的危局。
之后大明对蒙古几乎全面进入战略防御态势，以致于河套地区又慢慢被蒙古诸部所掌控，原本是我们汉家出击蒙古的天然桥头堡，成为了蒙古南下掠夺汉民的中转地，而延绥镇首当其冲。
蒙古军队
成化初年，明宪宗朱见深曾经几次派专使去河套地区了解情况，反映了一系列的突出问题，比如防御工事的老化破败，边军的缺额与困顿的补给，边臣与边将的以权谋私和畏战情绪等等。而蒙古诸部从河套南下的频率也越来高，规模越来越大，深入腹地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朝廷一筹莫展。
余子俊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于是就建议朝廷，加强防御态势，修筑边墙。其实修墙这个事情，在之前也被屡屡提出，但一直都悬而未定。因为朝廷里也分为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最好的防守就是主动攻击，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重新把河套地区收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认为，收复河套地区困难重重，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局面，修筑边墙，抵御蒙古年年南下。主张复套的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而主张修墙的，以当地地方主官居多。皇帝也没主意了，就这么一直拖着。
大明北边
余子俊第一次提出修墙的建议，被兵部尚书白圭给压了下来。兵部的意见就俩字：没钱。其实吧，事情没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试问，如果边墙一旦修筑成功，按照余子俊等人的估算，能够省下大量的边军预算，朝廷也不会再把收复河套上升到第一要务，对于兵部来说是不是就损失了很多的话语权和财政收入？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余子俊怎么办？好办，发挥户部官员的特长：算账。
在成化八年的时候，余子俊借着刚刚打退一波蒙古南下袭扰的东风，壮着胆子给宪宗上了一封奏疏。余子俊说，现在驻扎在延绥打算对河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的官兵大概有八万人，这批人如果全部依靠朝廷从内地拨付粮饷，再算上之后军事行动需要的战略储备，仅仅输送兵员和牲畜粮草的费用，就高达近一千万两银子，陛下，咱们国库一年才有多少银子进账？
劳役场景
而如果我们修筑边墙，我算了下最多也就动员五万左右的劳役，快的话两个月时间就能搞定，这可比发动收复河套的军事行动要划算多了，而且我保证边墙修完，效果马上立见。
有学者参考了后来嘉靖至万历年间发动劳役修黄河的费用，每个劳动力一天是三分银子的工钱，五万人两个月，也就是十万两银子左右，这点银子还不到当时延绥镇每年军事支出的百分之一。
当然，余子俊的上疏多少有些夸张的成份在，因为一旦朝廷决定发动收复河套的军事行动，在预算的很多细节上是可以大幅压缩的，但终究和十万两的修墙银子相比，是贵了多得多。
这封奏疏一上去，兵部的反应很大，但论算账怎么算得过户部的人。而宪宗看了之后，频频顿首，感情花点小钱也能办大事啊，得，余子俊你去干吧，我准了。
明宪宗 朱见深
就我本人而言，收复河套地区是一劳永逸的法子，也是最提气的。但考虑到当时的各种客观状态，修墙的确是诸多举措中性价比最高的。可皇帝如此着急地决定修墙，总觉得还是丢了老朱家的脸面。
不管怎么样，余子俊修墙的提议通过了。而明军当时刚刚打了一场“红盐池大捷”，重创了河套地区的鞑靼部，也为余子俊修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余子俊发动兵民四万余人修筑边墙，用时两个多月，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配套城堡十一个、边墩十五个、小墩七十八个、崖栅八百一十九个。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那看到的明长城。同时，将延绥镇镇所搬到了榆林，加强了榆林的防卫，榆林之后也逐渐成为了西北边防的重镇。
明长城遗址
客观地来说，余子俊的边墙是成功的，虽然这中间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配合，但从后来的效果看，余子俊的边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至于边墙的具体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找找，在这就不作赘述了，我觉得太枯燥。
成化十二年，余子俊巡抚陕西，顺手解决了西安百姓吃水难的问题。
成化十三年，累军功擢升为兵部尚书，主持大明国防工作。在京师做官并不容易，在兵部尚书的任上虽不说做得出彩，倒也中规中矩，各种平衡调中。后逢母丧，回乡守制。恰好也躲过了汪直闹得最凶的那几年。
制满起复，授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故宫
成化二十年，以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之衔，总督大同、宣府军务。这个时候的余子俊，已经是熟谙军务和财政工作的专业人才了。
做了总督，余子俊是不要干点什么？嗯，继续修墙。
这次余子俊打算在宣大防线修一千三百余里的长城，并配套各种防御工事，预算都做出来。但这次怎么着？没戏。皇帝不做声，言官弹劾余子俊劳民伤财，余子俊被迫致仕。
有朋友说，余子俊不是户部的一把手和都察院的二把手吗，官职比以前大了很多，为什么这次却被人整了？其实成化二十年余子俊的户部尚书和都察院副都御使，其实是虚衔，算是一种职称待遇，并不能真的过问户部和都察院的事情，而他的本职工作还是总督宣大军务。
明军
而成化二十年的环境和成化八年并不相同，宪宗已无先前锐气，朝中派系矛盾尖锐，六部之间闹，六部与内阁闹，大臣与宦官闹，皇帝与大臣闹，总之一塌糊涂。余子俊这个时候提修墙，这不作死吗？而且余子俊因为胆子大又出事了。在朝廷拒绝这项提议之后，余子俊曾经打算以权压人，要求下面的官员自己想办法修筑边墙，顺便把自己给择出来。这么一闹，自然上下都不满。
不过专业人才到什么时候都缺。成化二十二年余子俊致仕，成化二十三年兵部尚书空缺，宪宗再次启用余子俊。而当年九月，宪宗就驾崩了，明孝宗朱佑樘继位，改年弘治。
孝宗非常尊重这位老臣，也愿意听取他的很多建议，但能听进去多少，实施多少，这就只有余子俊冷暖自知了。
明孝宗 朱佑樘
弘治二年，积劳成疾的余子俊终于病重，当年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一岁。
我们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各种人才，乃至全才、天才，但能够做成事的却少之又少，其中能名留青史的更是凤毛麟角。余子俊是幸运的，因为一条延绵千里的长城，一条为西安百姓开凿的饮水渠，他被后人所铭记，不单单是他功在当时，更因为他的利国为民的坚持。
王朝体制的崩坏可以摧毁很多人的壮志雄心，却也让那些一心想做事实的官员更显得高大伟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