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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老子》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老子》这本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管怎么评价都不为高,因为它是参与塑造中国文化的经典,如果没有《老子》这本书,中国文化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经典,它的作者和它的问世却都充满传奇色彩,要想弄清楚,并非易事。


关于老子其人,史书记载不详。《史记》中有《老子传》,司马迁在《老子传》中说老子是“隐君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也许因为这“隐”,关于老子的材料一开始就不那么翔实。《庄子》中涉及老子颇多,但是《庄子》一书多假托或借重人物来说自己的话,从史料的角度看,可信度不高。在《礼记》、《吕氏春秋》等书中有对老子的零星记载,一鳞半爪,难知概貌。



由于受史料所限,司马迁的《老子传》也写得比较模糊。即使如此,《老子传》仍然是人们了解老子其人的最重要的根据。


司马迁在《老子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大概在今天河南鹿邑与安徽亳州一带。守藏室之史类似后来负责图书馆、档案馆的官员。《老子传》还讲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礼记·曾子问》多次记载孔子说“吾闻诸老聃”,还记载孔子说自己“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吕氏春秋·当染》也说“孔子学于老聃”。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载大致知道老子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年龄比孔子大些,但不会大得太多。后人看到的关于老子的记载大多与孔子有关。


《老子传》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到东周问礼于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的话。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在与老子会面时说了些什么,司马迁没有讲,但是,从老子的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与老子的交谈中提到过前人的话,并且谈了自己的志向等。老子说,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已经死了多少年的一些人说的,那些人和他的骨头都腐朽了,只是留下来一些话。这意思是,说话的语言环境没有了,就不能照搬那些话了,要根据自己的境遇说话做事,所以有后面得不得其时的言语。



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这是什么意思呢?“驾”在这儿指当官儿的乘车出行,就像现在,一个人当了领导干部,到了一定的级别,出门就可以按着级别坐不同标准的车子。如果得其时,有这个环境和条件,那就出去做些事儿,当个官儿,配个车,也就是在朝。


“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是什么意思呢?“蓬”就是小草,“累”是转动而行。到了秋天,蓬草被风吹断,随风转移,叫作蓬累,在这儿,比喻行踪不定。如果不得其时,那么就在野。在野不受位置的限制,可以四处飘移,行踪不定,所以说“蓬累而行”。


老子说,我听说“良贾深藏若虚”,即善于经商的人不外露自己的财物。在人前显露自己带的财物叫“露白”,良贾不露白,而是“深藏若虚”。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盛”就是大,君子就像良贾一样,虽然有大德,但是不显露。在人前显露自己的才能叫“露才”,君子不露才,而是“容貌若愚”。“若愚”就是好像愚,可以说道家、儒家以至于中国文化,都重视这个“若愚”。


在中国文化对智慧的讨论中,最高的境界不是智,而是愚,叫大智若愚。经常表现得自己很聪明、很机智,那都是小智,真正的大智不会露才扬己。《诗经》中讲“靡哲不愚”(《大雅·抑》),即没有哲人是不愚的。哲人的愚就是“若愚”。



老子对孔子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你要把自己盛气凌人的态度去掉,把自己各种各样的欲念去掉,把自己踌躇满志的神色去掉,把自己的雄心大志去掉。


“淫”在这儿是大的意思,淫志就是大志。比如,孔子说要志于道,说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等,对孔子的这些志,老子大概不会都认同。因为老子思想的一个深刻之处,就是对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的认识。


由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人不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功”,带给明天的或许就是“过”;对此时、此地、此事来说是“是”,对彼时、彼地、彼事来说或许就是“非”。所以,老子不主张志于这、志于那的,而是主张“弱其志”。


《诗经·抑》中还讲到“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戾”是违背的意思,哲人之所以要愚,不耍小聪明,就是怕事与愿违。老子对孔子说,你得把自己身上这些东西都去掉,这些东西对你都没有好处。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讲到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儿,记载了孔子向老子告别时,老子送孔子的几句话。


老子说:我听人说,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我没有能力富贵,就私下窃用仁人的称号,送你几句话吧:“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和上面讲的去骄气、多欲、态色、淫志的意味一致。从口气可以看出,老子对孔子说的这两段话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的告诫。


《老子传》中讲,孔子听了老子这些话以后,对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


鸟、鱼、兽各有自己的生存特点,但是它们的特点是确定不变的,因此人就能够通过一些确定的途径与它们打交道。比如,对于兽,可以用来抓捕;对于鱼,可以用丝线系上钩来钓;对于鸟,可以用带丝绳的箭来射。而龙的特点是不确定的。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中说“龙既能云变,又能蛇变,又能鱼变,飞鸟征虫,唯所欲化”;《管子》说龙“变化无日,上下无时”(《水地》)。由于龙总是根据不同的境遇发生变化,所以人无法把捉它的行踪。《周易》《乾》卦,初九爻辞说“潜龙勿用”,九五的爻辞说“飞龙在天”,龙在地下如蛇潜蛰,到天上乘风云而飞,或隐或显,随时而行,所以《庄子》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山木》)。



“与时俱化”就是根据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以求“得其时”,像老子对孔子说的“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就是“与时俱化”。孔子对弟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说明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这个人就像龙一样能够“与时俱化”,应对各种不同境遇。老子的这些话对孔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孟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孟子又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圣之时”也就是能应对各种境遇的变化,也就是“与时俱化”。


正因为“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人生态度,所以,老子见世道衰乱,不愿苟同时政,就离职不干,蓬累而行去了:“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传说老子骑了头青牛从洛阳往西走,当走到函谷关(或者说散关)这个地方的时候,守关的关令尹喜把老子挡住了,他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您这高人就要隐遁了,我以后也不知道到哪儿找您讨教,您就勉强给我写点儿东西吧。这样,老子没有办法,“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司马迁说“莫知其所终”。


在关令尹喜的请求下留下的这五千余言,就是后人看到的《老子》,因为这书主要讲道和德,所以人们又叫它《道德经》。如果没有关令尹喜的请求,老子连这五千余言也不留,因为老子所求的就是“自隐无名”,我与世无争,悄悄地自己离去就算了。这样的话,后人也就看不到《老子》这部伟大的经典了。



上述这些就是司马迁讲的关于老子这个人的经历和《老子》这本书的来历。前面说过,由于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所以,关于老子的材料可能当时就不那么翔实,有不同的传说,因此,司马迁在写了前面讲的那些内容之后,又附录了两个人。一个是楚国叫老莱子的人,说有的人认为这个人是老子。但是,又说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这和《老子》上下两篇不一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讲“孔子之所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所以,老莱子不大可能是老子。


另一个是叫太史儋的人,说有的人认为这个人也可能是老子。可是,按司马迁的叙述,太史儋在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孝)公,要比孔子晚得多。司马迁说“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传》中讲孔子将老子比喻为龙,无论这话是否确实为孔子所言,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对后人来说,老子就像不可捉摸的龙。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试图弄清楚老子这个人,由此引出各种争论,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


老子是个猜不透的谜,以前人们在猜这个谜,以后人们还会继续猜这个谜。


关于《老子》这本书也有争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老子》是老子西行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让他写下来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在《老子》里讲的有些内容不大符合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那个时代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老子》这本书出现得比较晚。


其实,先秦时的很多书,从“初稿”到“定稿”往往会跨很长的时期,不能用“定稿”中的内容否定“初稿”的出现。司马迁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可能是以“定稿”的状况讲“初稿”的产生,导致后人的误解。



1993年,湖北荆门的郭店出土了竹简《老子》,经过鉴定认为是战国中期的,虽然竹简本《老子》只有两千多字,大约为世传本《老子》的五分之二,现在还难以弄清楚它与世传本之间的关系,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有《老子》之书,而且影响已经比较大了,所以才会被作为贵族的陪葬品,可见《老子》这本书的出现还是比较早的。关于《老子》这本书的各种争论现在仍然在继续,如果没有新的有说服力的材料的发现,恐怕以后也争不清楚。


对于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的复杂关系,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在以后的讲述中,我们模糊地认为《老子》的作者是一个被称作老子的人,在讲到思想时,则是指《老子》这本书的思想,而不是老子这个人的思想。


在历史上,《老子》的版本情况很乱,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本、王弼《老子注》本和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这些版本字句或有不同,但是,总的结构和内容没有大的区别,可以统称为“世传本”。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两种帛书本《老子》,与世传本在字句内容、章节排列等方面出入颇多,对于考订《老子》文本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竹简《老子》是现在所见最早的版本,虽然并非全本,但是其中一些与其他版本有差别的字距对于理解《老子》的思想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