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2日下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就政府要求国会授权援助希腊、土耳其四亿美元问题，宣读了总统致国会的咨文。这篇咨文很快地便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在国会
杜鲁门致国会的咨文之所以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是因为它阐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项基本原则就是，共产主义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而强加于各国自由人民的极权政体，削弱了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必须帮助各国自由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都在期待美国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美国必须承担这种伟大责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有军队，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并垄断着原子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一半左右，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需要又促使向全球扩张。因而战后美国外交的任务便是利用美国空前的实力去形成一个倾向美国的世界，用“美国治下的和平”取代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
二战后美国退役军舰
西方列强的衰颓与美国实力的急剧膨胀，为美国实现其扩张梦想提供了现实基础，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球性大国。正由于有着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的政治野心和扩张要求便与其实力同步增长。杜鲁门上台伊始便宣称:“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但是，美国政治与经济扩张的企图却面临重重障碍：苏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力量以及广大的亚非国家；特别是苏联，令美国觉得棘手。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战争是“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斯大林的演说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应,《时代》杂志攻击这篇演说是“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美国因此认为苏联将过分地要求其战后地位,从此不会安分守己。
斯大林
首先是美国与苏联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美国必然要对与自己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苏联采取各种压制政策。意识形态是影响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之一，它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作用。因此，二战结束后，美国杜鲁门政府便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举起反共大旗对苏联进行遏制。然而，在制定国家的重大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和意识，于是杜鲁门政府则极力将苏联描绘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这就利用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来迅速转变了苏联在战时给美国民众留下的良好形象。
意识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彻底失败，而英、法的力量也严重削弱。只有美国依仗其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统治地位。经济军事实力的与日俱增助长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为了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寻找借口，以便师出有名。于是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便设计出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种耸人听闻的论据。
舆论炒作
希腊和土耳其危机是促使美国改变外交政策的重要推动因素。苏联对土耳其也施加了压力，要求土耳其把几个边界地区割让给苏联,还要求同它签订特别条约,并租借海峡沿岸的陆海军基地，苏联的做法等于变相要求土耳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与此同时，希腊也陷入“对立阵营”的包围之中。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但美国人对此反应冷淡（前文有详细描述）。1946-1947年，希腊局势告急，假如希腊陷落，不仅土耳其和伊朗会落入“对立阵营”之手，连意大利、甚至法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对立阵营”在希腊胜利，就可能像多米诺理论所说的那样，导致地中海国家的一系列灾难。当时，人们认为只是由于英国在希腊采取行动，才能避免这场灾难。然而1947年2月21日，英国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继续给予援助。英国政府向美国的摊牌并促使美国下决心行动。
美苏相争
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转折，标志着苏美之间“冷战”的开始，它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