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国时代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统一天下，那么后战国时代人们考虑的则是如何再分割天下。
这是因为“秦灭六国，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在当时之人视之，实为变局而非常理”。
这说明“大一统”的制度内涵和观念特性尚未确定。其实，统一与分封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分封滋生出分裂，分裂演化为统一；而统一之后则又必须重新分封，以便确保其统一秩序。
所以分封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政治理念，在后战国时代依然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支配和影响力。
不管人们对此的态度和立场有多么大的分歧，最重要的是，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分封问题绝对是关系国家体制命脉的大问题。
而这种政治理念和价值判断则构成了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历史特征。人们相信，对分封的态度和处理策略之分殊很可能就是导致秦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秦政时期，从朝廷政要到士人儒生，乃至皇室子弟，皆以各种方式对分封表示了认同和支持。
首先，以丞相王缩为首的众多大臣在秦朝建立伊始，就明确主张：“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从行政官员的立场确实可以理解。不过这也说明，大多数朝臣对郡县官僚制度能否适应和管理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庞大帝国缺乏信心。
特别是他们回顾西周分封的成功经验，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传统依赖和历史信仰，更强化了帝国官僚们的这种疑虑和担忧。
在战争刚刚结束，对距离数千里之遥的陌生领土进行有效控制，究竟是血缘分封的亲情更值得信赖，还是职业官僚的忠诚更值得信任，是一个必须当即决断的问题。
但韩非早已说过，亲情不足信。对韩非子推崇有加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的始皇帝想必对此感触更深。
其次，始皇三十四年，一批固执的儒生又旧事重提，在秦始皇举办的宫廷宴会上与颂扬始皇功德的朝臣正面发生冲突。
针对仆射周青臣所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
博士齐人淳于越当即予以反驳。
这似乎暗示封建与否还是一个未成定论的问题。这也说明在关乎帝国立国体制的重大问题上，两种截然对立的臣之间，观点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中。
八年前的第一次争论发生于朝臣之间，这次则发生于儒生与朝臣之间。在这种场合下，已经成为丞相的李斯更加强硬地指责：“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
从李斯的话中，我们仿佛可以想像出自从帝国建立之日起，顽固不化的儒生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帝国体制和朝廷政务的批评和攻击。
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可见这些批评和攻击几乎是不分时间和场合。
从各种迹象看，希望分封一直是朝中隐隐潜在的一股巨大势力，它牵涉到各个阶层和集团。
比如，始皇帝刚死，宦官赵高就把这个问题含蓄地提了出来：“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胡亥则无奈地说：“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
推敲文献，渴望分封之情隐约可见。又如，赵高指责李斯有野心的理由就是他妄想封王。秦朝本来不是没有分封，但只是封侯，而非封王。
封侯者只是衣食租税，而非临土治民。它既不破坏郡县体制的完整性，也与儒生要求的分封制不同。
但分封观念常常有意无意地模糊二者界限，从而使事情变得复杂而微妙。
现在赵高指控李斯“望裂地而王”，显然有意激化问题。因为，封王意味着“裂地”，而“裂地”则意味着郡县制的解体。
这样一来，它就与儒生主张的分封制合流。平心而论，李斯未必真作此想。但赵高既然把它说出，说明这个说法是能够为人所接受并相信的。
这也说明，在秦廷，分封并不是一个人们全然排斥讳忌莫深的话题。稍有时机它就会浮出水面。
这还说明，由于缺少正常的讨论空间，两种不同的分封属性常常交织莫辨，从而使分封观念成为某种极具冲击力和爆炸性的问题。
相对于帝国官僚在分封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暧昧心态，普通百姓的感受和要求似乎就要明朗和直白得多。
它往往不加掩饰地表示出对分封的高度认同和强烈渴望。
比如，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这种社会层面的民间意识具有深刻的暗示性。它预示着，不但“兴太平”不可能，就连表面上已成定局的郡县制也变得十分脆弱。
“死而地分”虽然没有在始皇帝死后立刻发生，但也就是这一二年的事情。
秦二世在阴谋中即位，又在阴谋中死亡。二世一死，一手葬送了帝国的宦官赵高便匆匆决定恢复“王”号。
便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以秦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的对皇权政体的抛弃和对分封体制的回归。
二世死后的七八年里，中国历史再次陷入一种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对局势的控制已超出了人的能力。它仿佛喜剧性地再现了春秋战国的疯狂过程。它仿佛是战国争霸的回光返照。
“道术为天下裂”，天下为诸侯分。中国历史似乎总喜欢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进行无休止的循环游戏。
于是，在短暂统一的皇权体系崩溃之后，一轮新的大分封过程开始了。
刘邦幸运地先行一步进入关中。这虽然没有使他在诸侯中取得“关中王”的地位，但却赢得了人心。
楚汉之际，项羽和刘邦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分封天下。
二者的区别在于，项羽的分封是一种纯粹战国式的复辟，即他是将分封当成打天下的目的。打天下即为分天下。分了就完了。
而刘邦的分封则是在秦朝体制基础上的变通，即他是将分封当成得天下的手段。所谓“割大弱强，以立诸侯”。所以分只是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
当然，这中间的曲折变化相当复杂。比如，楚汉双方“鸿沟划界”时，刘邦一开始还接受了项羽的建议，愿意彼此“中分天下”。
至少在那时，二人都还认为天下并非必须一统才像天下。
在这一过程中，张良陈平给刘邦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一种灵活的政治权术。
有两件事可以看出这点。一是，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这时谋士都食其献上一计，即“复立六国后”，这样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深以为是。
但此事却遭到张良的坚决阻挠。张良一口气提出八条反对理由，而且关键是“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
刘邦一听，这才回过味来，明白利害。这番戏剧性的过程说明，在一开始，刘邦心里对分邦建国这种政治谋略并无多少主见。
二是，汉四年，韩信平齐，派人对刘邦说，齐人虚伪奸诈，请求以自己为“假王”，以震慑其地其民，这使刘邦大怒。
因为这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张良陈平对他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于是顺水推舟，以“真王”相许。
“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可能是韩信的野心还不够太大的缘故，故而当谋士向他建议与楚汉三分天下时，他却犹豫了。
韩信犹豫的理由是，“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蒯通对韩信的评价是：“迫于细苛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
可见性格上的弱点和政治上的幼稚在这种历史大关节中的作用绝非无足轻重。
虽然这一犹豫以后给韩信带来了灭顶之灾，但却使这时还显得有些脆弱的皇帝战车少了几分颠簸。所以个人之不幸与历史之幸运很难一致，此亦可为一例。
但从我们的角度看，直言不讳地要求分封作为诸侯之间实力强弱的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则正鲜明地体现出后战国时代的深刻特点。
这是一个阴谋、权术、野心、才能、梦想、人性不受约束地肆意膨胀的时代。虽然有了皇帝制度，但依然是遍地王侯。
皇权体制还远未达到充分稳定的程度。它还需要在血雨腥风中经受残酷的考验。
更重要的是，与皇权政体相匹配的帝制社会还处于缓慢形成过程当中。皇权政体的人为架构与帝制社会的自然秩序还需要长时间的相互磨合。
凌空高架的皇权体制由于还没有深深扎根于帝制社会的土壤之中，一有变故就立刻变得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