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8年底，因通商遭拒、使者被杀，成吉思汗带着复仇的怒火，挥师西进，远征中亚花剌子模。
1220年，在攻下花刺子模重镇不花刺城后，睥睨四野的铁木真，便当众发表了一场豪情万丈的演讲，历数敌人种种罪孽的同时，更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惩处他们的鞭子。
那些曾经无比尊贵，此刻却完全被野蛮种族打懵的伊斯兰长老、贵族们，除了臣服在成吉思汗脚下瑟瑟发抖，便只剩口中“上帝之鞭”那不断重复的喃喃自语。
从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还有他们麾下那支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被赋予“上帝之鞭”的新名字，而这条野蛮挥舞的鞭子，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几乎成为了欧亚大陆上所有民族，挥之不去的噩梦。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
彼时，距蒙古高原数千里之外，遥远的四川盆地，世代生息于此的大宋子民，大抵应该是不知道耶稣基督或者先知安拉，他们不会惧怕、更不会允许“上帝的鞭子”在天府之国随意挥舞。
而钓鱼城，一座看似弱不经风，却又最难攻克的堡垒；一座名不见经传，却又足以载入史册的弹丸小城。
以孤悬之地，抵御蒙古铁骑三十六年之久，不仅为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续命二十载，更间接保证了当时欧洲、西亚、非洲各国的安全，因此，也被称作“上帝折鞭之处”。
端平元年（1234），蒙宋联手灭金之后，按照事先的约定，两军各自撤退。
但由于战前双方并未就河南的归属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中原广袤的土地暂时成为了无人占领区。
宋理宗急于夺回故土，不顾朝野反对，趁蒙军北撤之机，冒然出兵北伐。
此后宋军虽短暂占领东京汴梁（开封）和南京应天（商丘），但在夺取西京洛阳的过程中遭遇蒙军伏击，大败亏输。而洛阳失守后，汴梁、应天的驻军闻讯即仓皇弃城南逃。
“端平入洛”，南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结果不仅未能北取中原，收复三京，反而给蒙古人留下了“败盟”的口实。
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遣次子阔端及三子阔出，率东西两路大军南下，分取南宋四川、荆襄及江淮等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阔端的西路军入川后，四川守军几无还手之力，数十城接连失守，仅泸州、合州二地得以保全，繁荣的锦城成都几度易手，惨遭蒙军焚烧屠城。
1241年，窝阔台汗病死，蒙军主力北归，蒙宋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此后由于汗位之争，蒙古帝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激烈内讧，暂停南下侵宋。
趁此难得的喘息之机，宋廷派大将余玠经营川蜀之地，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梯次防御体系。
直到1251年，铁木真之孙，雄心勃勃的孛儿只斤·蒙哥成为蒙古新的主人。经过几年的筹划，1258年夏秋之交，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再次南下。
其中，中路由大汗蒙哥亲率主力，经关中夺取四川，北路则从河南进攻荆襄；南路军经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最终与北路军会师于鄂州(武汉)。
蒙哥的战略构想是三路大军在长江中游汇合，然后顺江而下，一鼓作气直捣临安。
战争初期，蒙军在南、北两线战场同时展开行动，极大地牵制和调动了宋军兵力，为蒙哥入蜀作战减轻了阻力。
但对于蒙军取道四川，南宋实际上早有准备，余玠守蜀十余年，在此期间，利用其举世闻名的山城防御体系，给屡屡入侵的敌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只是1253年，堪称蜀中定海神针的余玠因受小人构陷，含冤暴毙，似乎为五年后的决战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蒙哥率领的主力，经夔门攻占成都，随后又艰难攻克重镇云顶山城，前方已是一马平川，而南宋守军开始望风而降，蒙哥趁势拿下蜀地大部分州郡，至1258年底，蒙古大汗以号称十万之众，兵临钓鱼城下。
这里，是南宋在四川最后的堡垒，若钓鱼城被破，蒙军将可直驱重庆，然后顺江东下。
蒙哥当然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十三世纪整个欧亚大陆最为强大的君主，他统治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广袤的疆域和最骁勇的骑兵军队，他有信心战胜任何挡在眼前的敌人。
而他一生的彪炳战功和身后十万攻无不克的虎狼之师，也在时刻提醒他，眼前的钓鱼城，也不过是又一座即将被征服的城市。
相传远古时代，洪水泛滥，民众逃到山上避难，饥饿难耐之际，巨神从天而降，立于山顶巨石之上，手持长竿，从嘉陵江中垂钓鲜鱼，以解百姓饥馑。
为感念巨神救命之恩，当地民众便将山顶巨石称作“钓鱼台”，钓鱼山因此而得名。
钓鱼城的险要，首先在于周围的地形优势包括整个川东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
四川盆地东部多丘陵山地，而密布的河流切割山地后，又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谷。
由于植被保存较好，森林沼泽随处可见，这对于依赖骑兵作战的蒙古军队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同时，缺乏高海拔山脉的阻挡，川东地区受季风影响明显，冬季湿冷，夏季酷热。来自温带大陆气候区的游牧民族，如果在这种环境中长时间作战，将会相当难以适应。
再来看看钓鱼城的具体地形条件，此城建在钓鱼山之顶，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之处，南、北、西三面环水，东面又是悬崖峭壁，不擅水战的蒙古人，要想攻城，便只能选择从唯一的陆路进攻。
但钓鱼城依山而建，超过三百米的巨大高度差，不仅为宋军居高临下的防守提供了条件，更影响了蒙军攻城器械的发挥。
当然，蒙古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诱敌出击，在城外旷野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一举击溃宋军的防守力量。
但关键是钓鱼城的守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王坚，事后证明确实是战场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早已清醒认识到敌我之间的优劣所在，要妄想王坚放弃优势地形主动出击，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钓鱼城又分内外两城。外城建于悬崖峭壁之上，用条石彻筑坚固无比。外城南北，各筑有一道直伸入嘉陵江中的“一字城墙”，其作用在于阻碍敌军运动，必要时还可将城内兵力经外城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
而王坚不仅在城内囤积了大量粮食，环城山麓还垦有大片良田，山上更有多处水井、山泉，同时重庆地区多雨，城内修建的蓄水养鱼的天池，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这些都有利于钓鱼城的长期坚守。
综上所述，钓鱼城防御体系堪称完美。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执意据城固守，这种几乎无解的地形，要强攻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哪怕战场上是天之骄子的大汗蒙哥，和他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
虽然蒙哥汗对于攻克钓鱼城信心十足，但面对极其不利的进攻态势，蒙军之中还是有保持理智的将领。
1259年初，在蒙军大营内召开的前线军事会议上，术速忽里便提出，当下不应着眼于钓鱼城一地强攻，只用分兵五万围困，牵制南宋援军，再以其余精锐之师绕开重庆直扑荆襄。
从战略层面来看，术速忽里的提议是具有前瞻性的，然而，营内诸将皆以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均对其嗤之以鼻。
如此一来，攻城已是箭在弦上，但动武之前，蒙哥决定还是先礼后兵，派出原南宋降将晋国宝入城劝降。
结果，王坚先是将晋国宝赶出城外，随后又遣人在归途中将其擒获，晋国宝自知在劫难逃，口中高呼“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谁知王坚竟颇为黑色幽默的回答道：“来使我已经放过，此刻杀的是追回来的叛国之臣”。
劝降的晋国宝被宋军斩杀祭旗，而钓鱼城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也彻底激怒了城下的蒙古大汗。
二月初三，蒙哥下达了全面攻城的命令，蒙古军队驱赶着无辜的平民和降兵在前开路，向钓鱼城各个城门发起了攻击。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钓鱼城高据山顶之上，这样的地理优势，使得传，统的抛石机、楼车、冲车等攻城利器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挡在进攻者面前的，除了悬崖峭壁，便是陡峭狭窄的山路，蒙古士兵只能徒手攀爬悬崖，采取“蚁附”的方式攻城，但在城内守军居高临下的防守之下，难度可想而知。
如此攻守往复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但即使在大蒙哥汗的亲自督阵之下，蒙古军队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进入四月，天降大雨，连绵不绝，双方休战长达二十余日，至下旬雨停后，蒙军再次发起进攻，二十四日时，甚至一度攻上一字城墙，但很快又被王坚领兵夺回。
随后便到了四川地区炎热的五月，蒙军先是在大雨泥泞中煎熬，转眼又要面对暑气蒸腾的折磨，冷热交替之下，本就水土不服的军队，便开始疫病横行。
灭宋计划已因钓鱼城而被迫耽搁数月，如今依然没有任何获胜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攻城，绕过重庆再取荆襄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但草原民族向来以武力为荣，在一座弹丸小城面前畏难避战，将成为蒙哥军事生涯极大的污点。
而血脉之中来自于黄金家族的骄傲，和蒙古大汗无以伦比的自信，也绝不允许此刻的蒙哥做出撤退的决定。
既然强攻不得，便只剩长围久困一途，蒙哥暗忖再有半年时间，城内弹尽粮绝，到时无论如何南宋军民都要献城投降了。
只是王坚又在战场上发挥了他的幽默感，面对围困之敌，他派人将两尾三十多斤的鲜鱼和上百张大饼由城头抛下，似乎有意慰劳城下辛苦鏖战的对手。
同时致书蒙哥道：“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随着时间推移，气温升高，蒙军人困马乏，疫病逐渐严重，而无论强攻也好、围困也罢，似乎都看不到任何取胜的希望。
望着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钓鱼城，即使暴晒于六月最炎热的烈日之下，蒙哥浑身也不免泛起阵阵寒意。
正值进退两难之际，蒙军中的悍将汪德臣为蒙哥汗带来了一丝胜利的曙光。
原来王坚曾利用城内暗道潜出，试图偷袭蒙哥大营，最后袭营行动虽然失败，却给了汪德臣很大的启发。
1259年六月初五，汪德臣趁夜经事先挖掘的隧道，突袭钓鱼城西北角的外城。
此处山势最为险峻，还有一处天池，即便攻入外城，也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夹层之中，势必遭到内、外城宋军的夹击。
但也正因如此，西北角投入的防御力量相对较为薄弱，未曾安排正规的城防部队，只有马家寨的乡兵驻守。
歪打正着的汪德臣，就这样轻易地突破了外城防线，但很快也被乡兵发现。
内外城之间，顿时爆发了惨烈的厮杀，大批手持农具的百姓，包括许多举着锄头、耙子和镰刀的老人和妇女，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
但更多的蒙军士兵正源源不断从地道之中涌入战场，在穷凶极恶的入侵者面前，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平民，如同被秋风横扫的落叶般纷纷倒下，但马家寨的百姓依然表现出了极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虽如飞蛾扑火，却仍然毫无畏惧、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
激战一夜，马家寨寨主殉国，乡民更是死伤惨重，连闻讯赶来支援的守将王坚，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但西外城最终还是失守了。
所幸内城墙虽不如崖壁上的外城墙险要，但城墙基座仍高出地面两丈有余，又被及时加高加固，王坚还临时抽调了几台投石车安置于城墙之上，并准备了大量的滚木礌石，昼夜监视蒙军的动向，战场暂时又恢复到了对峙状态。
汪德臣偷袭得手，蒙哥欣喜若狂，坚如磐石、固若金汤的钓鱼城已被打开了缺口，破城看来指日可待。
而汪德臣在得意之余，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又想起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伎俩，竟然跑到城墙之下，劝告城内守军不要执迷不悟，如能及时放弃抵抗，尚有一线生机，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城墙之上一片死寂，汪德臣正在思考劝降是否起到了效果，突然，三根巨大的滚木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同时，无数石块也从城头倾泻而下——这就是钓鱼城军民的回答！
滚木与山石的碰撞，在山林间爆发出阵阵巨大的闷响，猝不及防的汪德臣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便被砸成了重伤，由随从冒死抢回军营后，不久便吐血而亡了。
悍将汪德臣戎马倥偬、战功赫赫，如今却死于非命，身为主帅的蒙哥勃然大怒，几乎丧失理智的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七月，钓鱼城西内城之外的高地上，竖起了一座高高的瞭望塔——蒙哥要亲眼看看钓鱼城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他更要亲眼注视着这座顽强的城池，摧毁在自己的脚下。
居高临下，睥睨众生，登上高台的蒙哥自觉豪情万丈，只是身为主帅，将自己如此高调又近距离地暴露在宋军射程之内，实在不能称为明智之举。
果然，七月二十一日，蒙哥再次登楼瞭望之际，早已埋伏多时的南宋守军，突然炮石齐发，蒙古大汗当场被巨石击中，随后伤重不治，死于城下。
关于蒙哥之死，史料众说纷纭，或云在军中病逝，或云为炮石所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因为这场战争，而最终死在了钓鱼城下。
而身为蒙古帝国的君主，蒙哥战死，立刻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南宋境内，原本除蒙哥亲率的主力以外，南北两路蒙军都势如破竹，北路的忽必烈，马上就要攻下鄂州，南路也已经兵临长沙城下，听闻大汗暴毙，两路人马迅速撤兵，南宋岌岌可危的形势，瞬间扭转，国祚因此得以延续近二十年。
由于蒙哥之死非常突然，生前又没有明确继承人，导致其死后，其四弟忽必烈和七弟阿里不哥，为汗位之争进行了数年的内战，各大派系的贵族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不仅使庞大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也暂时停止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而蒙哥伐宋的同时，其六弟旭烈兀正奉命西征，在攻克波斯、占领伊拉克之后，开始进攻叙利亚，正围攻大马士革之际，其惊闻大汗驾崩，也立即撤军东返，意图回师争夺汗位，只是半道之中忽必烈已经登基称帝，旭烈兀遂宣布支持新任大汗，并在1264年受忽必烈册封，建立伊利汗国。
而由于旭烈兀的撤军，宣告了蒙古人向西扩张的终结，伊斯兰文明得以转危为安，其留下的部分军队，因无力继续进攻埃及，非洲从而得以保全。
钓鱼城的坚守，最终导致蒙古大汗殒命城下，并间接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包括非洲的历史。
但令人唏嘘的是，守蜀有功的王坚，却没有得到宋廷重视，1264年，他因受奸相贾似道排挤，和其前辈余玠一样，最终忧愤而死。
王坚离任之后，钓鱼城在张珏和王立等历任主将的坚守之下，抵挡了蒙军一次又一次地入侵。从1243年余玠筑城，到1279年崖山之战，陪伴着风雨飘摇的南宋走完了最后一程，整整坚守了三十六年。
1279年，南宋灭国之后，继续坚守已没有意义，而且又有大量南宋遗民蜂拥入城，守将王立为保全百姓性命，被迫开城请降。
此时孤城之外，再无故国，32名忠心耿耿的守将，悲愤交加，出城之后，纷纷选择自杀殉国。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钓鱼城的传奇最终也随着南宋的消亡，湮灭于时光之中。所幸河山破碎之时，还有余玠、王坚、张珏这样的民族英雄和千千万万华夏儿女不屈的坚守，伟大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会跌入谷底，会暂时沉沦，但终究还是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