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从中央歌剧院获悉，中央歌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于2022年3月13日下午17:25，因病在朝阳医院病逝，享年93岁。
李光羲1929年生于天津，17岁时接替早逝的父亲，成为天津开滦矿务局的一名职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虽然没有在专业的音乐院校学习过，但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几年间，他唱遍了天津的每一家剧场，成为人尽皆知的业余歌手。1953年，中央歌剧院到天津演出，李光羲第一次接触歌剧，深受震撼。不久，李光羲报考中央歌剧院，被当场录取。
1955年，中国上演第一部西洋歌剧《茶花女》，李光羲扮演男主角阿尔弗雷德，从此走红。几年后，他又主演了歌剧《货郎与小姐》，继续被观众熟知。此后，在1964年《东方红》中，李光羲演唱了《松花江上》。此外，李光羲还留下了《太阳出来喜洋洋》《牧马之歌》《延安颂》《红日照在草原上》《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北京颂歌》《祝酒歌》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晚年的李光羲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记者最后一次见到李光羲出现于公众场合，是在2021年4月的国家大剧院。在国家大剧院庆祝建党百年“文艺经典中的党史”系列首场主题活动上，李光羲分享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在李光羲看来，文艺作品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李光羲的童年亲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小时候在天津当了八年亡国奴。”挣扎在敌寇铁蹄下的“苦”，绝非“吃不饱、穿不暖”能形容。李光羲至今记得那种深入骨髓的“害怕”，“哪家的孩子被日本人拉走当劳工，从来没有回来过；得了肺病的人缺医少药，也几乎没有能活下来的。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多年来，李光羲演唱的《延安颂》《松花江上》等歌曲广为流传，这些作品无不植根于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
2021年9月10日，歌唱家李光羲演唱《松花江上》。图片来源：新华社
说起《延安颂》时，92岁的李光羲从座位上起身，走到钢琴前。他向钢琴家张佳佳点头示意，熟悉的旋律倾流而出，李光羲与男高音歌唱家金郑建纵情高歌，风采不减。三分钟的演唱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
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李光羲唱了六十多年。1955年的三八妇女节，他曾在北京饭店为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女性革命家演唱《延安颂》。“报上名字，刚准备要唱，大家就开始鼓掌。”李光羲正纳闷，跟着观众抬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来了。工作人员赶紧送来一把椅子，于是，周总理就坐在离李光羲三米左右的位置，听他唱完了这首《延安颂》。
“朋友们，我能在舞台上68年，很荣幸。”李光羲说，除了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周总理长达19年的提携，也支持着他一直坚守在演出一线。很多人经常问他，九旬高龄了，状态怎么还保持得这么好？李光羲总结了10个字：“过好每一天，争取有点用。”漫长的歌唱生涯里，李光羲被音乐牵引、带领，透过它了解了人生百态和国家社会，“文艺工作者是革命齿轮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我通过唱歌接受了革命的教育，歌曲本身只是艺术，被赋予历史意义和革命意义后变得不同了。现在还在舞台上，是我自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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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李光羲曾撰文回顾自己的艺术人生。
李光羲：歌唱祖国前进的步伐
我一直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唱出祖国前进的步伐，让听众感受时代的气息。我也的确感到荣幸，自己演唱的歌，都与社会进步和时代生活息息相关。
我1929年出生在天津，在这座大城市里耳濡目染，见识了不少中外艺术形式。童年时期，我看过电影《乱世佳人》《茶花女》，也看过京剧名角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的京剧表演，听过刘宝全的京韵大鼓。演出结束后，那种动人心魄的声与像直直扎在我心里，让我沉浸其中。我很早就接触了收音机、钢琴等当时还很新鲜的物件，对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痴迷。但我刚开始从事的职业，与音乐却没有半点儿关系，只是在开滦矿务局谋了一份差事。一直到1953年，我二十四岁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在天津第一文化宫演出，上演剧目包括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中的喜儿由郭兰英老师扮演，郭兰英的出色表演与歌剧中的感人情节都深深震撼了我，看得我热泪流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歌剧，第一次感受中国歌剧的魅力，从那天以后，我的心中燃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加入到如此令人激动的艺术行列中去！后来，我辞去矿务局的差事，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人生的方向从此改变。
我进入歌剧院的时候，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声誉等各方面都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文艺舞台也空前繁荣。而国家级艺术院团因为拥有优质的演出剧目、空前的演出规模，以及庞大的舞台布景，处处让人们眼界大开，备受观众欢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可以看，电影作品也不多，所以人民群众非常渴望新的舞台剧目出现。
1956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了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这台《茶花女》是在苏联女高音歌唱家瓦·阿·捷敏启也娃的指导下，由中国人自己制作、演出的第一部西洋大歌剧，公演之后轰动京城，《戏剧报》《人民画报》等报刊对演出给予大量报道，赞誉之词不绝于耳。《茶花女》的成功演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歌剧事业的一件大事，我则有幸参与其中，饰演了男主角阿弗莱德·阿芒。参演《茶花女》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了我很多经验与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仅仅唱得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全身心投入去揣摩角色。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里都是阿芒，从形象、气质、性格各个方面去琢磨阿芒，下的全是苦功夫。我自己也因为歌剧《茶花女》而迎来艺术生涯的一次飞跃。
解放初期，我很喜欢听苏联的音乐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咏叹调》，我一听就着了迷。我还专门学习了俄文。1958年，我随中央歌剧院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的剧场里演唱了《连斯基咏叹调》。演唱结束之后，苏联著名男高音科兹洛夫斯基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对我说：“科学家证明世界，艺术家描写世界，今天您作为艺术家，为我们很好地描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1964年，我被抽调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工作。《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献礼的一台大型歌舞晚会。其中，《抗日烽火》一场中的《松花江上》男声独唱由我承担，与我一起演唱这首歌的是总政歌剧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殊荣。《东方红》在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演，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高峰，而且在演出纪律上也创造了奇迹、树立了楷模。三千人的演出队伍，管理十分严格，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鸦雀无声。晚会结束四分钟后，外国记者进入后台参观，只见演出人员已经全部离场，每个舞蹈演员的十几套服装，均叠放得整整齐齐，让这些外国记者惊讶不已。《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二十场，中央领导观看演出，并且给予高度评价。
1976年，我接到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为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谱的曲，曲子感情深沉，无疑是一首佳作。但当我拿起谱子，试唱了几句，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便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演唱没有办法继续。如此反复好几次，怎么都不理想。后来，是我的妻子对我说：“你这样怎么行？你要学习郭兰英，她能够以歌当哭，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你是以哭当歌，这让观众怎么欣赏艺术？”妻子的话让我很惭愧。是啊，要是不把这首歌唱好，我又怎么能算一个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刻苦的训练，我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终于可以准确地演绎这首歌曲了。我至今都还清晰记得，当我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观众那种沉浸其中、深受感染的表情。
一个艺术家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往往还与一些特殊的机遇联系在一起。之后不久，施光南又写了一首新歌，名叫《祝酒歌》。这首歌本来是给女中音写的，刚出来的时候，一些人并不看好。但是，我在看到这首曲谱后，稍一吟唱，却感到有一股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祝酒歌》活泼的旋律、振奋的歌词，与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心情、昂扬待发的精神气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十分契合。我就想唱这样的歌！于是我给施光南写了一封信，请他按照男高音声部的要求重新配器。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祝酒歌》成了我又一首代表作。
随后，我又在1979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演唱《祝酒歌》，把自己对时代的强烈感受，以最饱满的热情传递给全国观众。这台晚会播出后，中央电视台一连收到十六万封观众来信。在我看来，《祝酒歌》能够获得这样广泛的共鸣，说明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时代氛围变得轻松昂扬，人们富有进取精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冀，《祝酒歌》正好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我选择了最幸福的职业，歌唱对我而言就意味着生命，舞台就是我的天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相逢在匈牙利》，到六十年代的《松花江上》，到七十年代末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鼓浪屿之波》等，我一直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唱出祖国前进的步伐，让听众感受时代的气息。我也的确感到荣幸，自己演唱的歌，都与社会进步和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过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这激励着我们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刻苦磨炼，创作出更多富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精品佳作，以歌唱时代、回馈人民。（作者：李光羲，系男高音歌唱家）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