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被称为史圣的是——司马迁，司马迁是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司马迁、太史公、历史之父。那么他的这些美名是怎么来的呢?司马迁，字子长，西汉龙门夏阳人，即今天的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考。他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活动在汉武帝时期。他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学识广博，深通天文历算，喜黄老之学，立志以继《春秋》修史为己任，这些都给司马迁以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十岁随父到长安后，开始学习古文书传，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访寻古迹，采集传说，了解风土，接触各方人物。
此后，司马迁又因为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些考察见闻为他后来著作《史记》做了良好的准备。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支持修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开始撰写《史记》。五年后，因替战败将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并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至五十三岁时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在史学上有着重大的贡献，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记载三千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变化，真实反映了上古社会是全貌，是上古史的总结。全书包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

《史记》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展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幅画卷，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的地位。因此我国后世文人学者无不奉《史记》为楷模，小说戏曲更多从中选取题材，至今不衰。
1.他用史家之笔寻求正义
正义是形而上的人类信念。无论人们如何界定正义，它都关涉人世间秩序创立的伦理品质，关涉立法者的精神气象，关涉个体的生存质量与尊严，关涉人心世故和文明形态转换的价值评判。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毫无疑问，他要追寻的正是中国正义及其真相；格局却是人类的、世界的。
司马迁洞察帝国制序创立的秦汉时代，判定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展示出的立法者的精神气象，要么是暴戾的，要么是阴柔的，都呈现出奴隶道德的伦理特质。他拒绝大而无当的空言，冷峻地打量自“五帝”时代以降，中经“三代”，迄至他置身其间的当朝的文明演进史，藏温情于骨中，倾力打捞在此演进历程中闪耀过的生命的个性与岁月的辉煌，倾情刻画那些凝固于重大历史事件中富于个性和德行的多姿多彩的生命形象，倾心揭露文明形态转换过程中那些掩埋和扼杀生命力的制序的阴柔、狠毒与暴虐品性。因此，“述往思来”的《史记》 展呈给人们的，是一幅融漫长久远的时间与寥廓深邃的空间为一体的史诗画卷。
漫游于历史长河中的司马迁心灵异乎寻常地敏锐。在冷酷而阴森的现实中，他孤独地拥抱着、温暖着那一座座指向正义的生命路标。他用文字书写、传承下来的有关文明的历史记忆，既有与真的相拥，也有与假的揖别，既有与善的相亲， 也有与恶的抗争，既有与美的相融，也有与丑的疏离。正义的信念，林林总总的一切，尽管错综复杂，却又错落有致，尽管跌宕起伏，却又雍容大度，正所谓“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是绝望的，文字却极富灵性，永久地散发出启示未来的灵光。
2.他书成一部英雄史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部英雄史。
在司马迁的英雄谱中，有帝王将相，有谋士客卿，有文人骚客， 有刺客游侠，有商贩工匠，有江湖郎中，有赘婿倡优，有日者卜筮，不分男女老少，无论庙堂江湖，各色人等共存，且不以成败论英雄。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压根儿不构成司马迁 的叙述结构，司马迁极其厌恶作为伦理和政治秩序的等级制度。
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英雄其实就是生命力和个性化的代 名词。个体生命能否有条件涵养阳刚的、个性化的精神气质， 有尊严的生与死，是司马迁评判一切伦理和制度秩序是否正义的关键准则。
在《史记》中，正义意味着个体生命实现其价值和尊严的无限可能性；英雄之为英雄就在于，他有勇气和智慧追求并实现了某种可能性，从而让人类世界生机盎然， 丰富多彩。

3.他因《史记》而永生
司马迁留给后世的人生自述有两个重要文献，一是《太史公自序》，一是《报任安书》。在这两篇文献中，司马迁对他父亲和他自己的生卒年这些所谓客观知识，很不在意，说得含含糊糊。他要传达的一个主要意思是：人生得有意义，而我们父子俩的意义就在《太史公书》。这提示我们，司马迁与《史记》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将其变成两堆无关痛痒的知识加以言说，就必定不得其门而入。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遇宫刑，出狱后不再是太史令，而是中书令，即汉武帝身边的一个秘书。司马迁受刑前后变化肯定很大，作为朋友的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劝他从“为李陵说项”的阴影里走出来，不仅要坚强地活着，还要放下个人的痛楚与恩怨，怀揣家国情怀，敢于担当天下之责，把心思用在为国家推荐人才上。任安的信早已丢失，我们是根据司马迁的回信推想任安来信的大致内容的。司马迁收到朋友来信并没有立即回复，《报任安书》是在任安因牵涉太子巫蛊事件即将被处以极刑的时候写的。司马迁在信里说，自己天资一般，没多少才华，能集中精力做成一件事，就此生足矣；而之所以扛着奇耻大辱活着，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件事：撰著《太史公书》。
司马迁为《史记》而生，而死。《史记》的完成，就等同于生命意义的实现。
司马迁告诉任安，虽然自己被阉割了，但“变性手术”对施暴者而言，肯定是失败的一一为了自己的《太史公书》，不仅不可以颓废，反倒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阳刚。在信中，司马迁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源于生命意志的自我决断。司马迁通过《史记》成就自己的人生，他要成就的是英雄的伟岸人格。
司马迁以《史记》哺育并展示出的英雄观，与现代哲人尼采的英雄观遥相呼应。尼采不以对当下社会影响的大小来评判英雄，他认为这是对英雄的无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雄没有影响，英雄的影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像一首首古老而苍劲的精神之歌，长久地回荡于生命世界。那些对当下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是假英雄，禽兽不如的家伙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或者被吹捧为英雄。司马迁可谓慧眼识英雄。
司马迁本人就是大英雄，他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人性的深渊，书写历史与现实的真相。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如是说:
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着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
司马迁，史家中千古一人；《史记》，史书中千古一书——鲁迅先生总结得好，“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生命结局，史料无一字提及。千古沉默。
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以博大的胸怀和气魄写完了《史记》。他珍视自己的作品，如同珍视自己的生命，他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作品之中了。
《史记》这部宏大史诗就是这个英雄生命的见证。
